后记 午夜１２时与明日的一时之交，是个奇妙的时间。它可以被称为零时，好像是于天地之 间，无所依属，又似乎同一切都有关联：过去、未来。１９８９年新年的钟声刚过不久，就 在这样一个时刻，我写完了这本传记的最后一个字。 我没感到有什么轻松。断断续续的一年时间，加上搜集材料，连在一起有了三年光阴， 涂了这样一本语不惊人的东西，实在也抖不起来。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沙汀，我只能回答，因为我爱读沙汀。如果有人再问我，为什 么一定要给一个健在的、并非超一流的作家写传，回答也不复杂，就因为他健在，他并非超 一流。 传记面对逝去的一切人、事。应当尊重历史，言之凿凿。但是逝者如斯夫，尽管是已经 流逝的史迹，它仍然处于永久的“变动”之中。传记并非绝然建筑在对象物的凝固不动上面 的。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不习惯诉说一个鲜活的人，表面是要待盖棺论定（即凝固），或许正 想随心所欲地打扮历史。当然，现在多半又鉴于传主及传主的同辈人俱在，怕受多方的掣 肘，“为尊者讳”，而不易发表创见。即便别人不干预，自己都会疑心生暗鬼，习惯成自然 地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在中国这样一种人文环境下，发表纪实性文字，说不定半空里会落 下什么责难、挑剔，要说写一本见血见肉的传记，谈何容易！ 但正因如此，就更应该多写今人，多写后人，除了写伟人，也多写非伟人，写一切有价 值的人，让历史摆脱僵直，摆脱“钦定”、“官办”、“经院”的樊篱，走向多元，走向人 间。 那么，面对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和一秒钟前的人物行为方式、感情心态，一个传记作者的 态度只能是开放的、科学的和现代的。我追求今人对永不停止的历史运动的充分理解。我期 望能与历史“对讲”。 这包括让沙汀和他的同时代人“原原本本”地表现，也允许我“平等”地解释他们。我 是不是做到了此点，有白纸黑字在，我听候裁决。 我要感谢沙老。他不顾年老多病之身，与我谈过数十个小时的话，无保留地向我提供了 许多第一手的材料。特别是允我读他劫后残余的笔记、日记，有的是未经发表的。但是，他 坚决地表示，不读我传记原稿的任何一个字！我懂得他的意思，他是要解放我，放我到一个 宽阔的去处，不受更多的阻碍。为此甚或可能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某些细节未能得到权威 性的纠正。不过，为了更好地保证历史“对讲”的确立，权衡得失，可能还是值得的。 从全书“对讲”的结构出发，除了引文，我采用了不少沙汀本人及其师友亲朋的口头材 料。我要向他们表示谢忱。这些材料，大部分是我面对面访问得来，少部分是别人搜集形成 笔录，由沙汀转交我的。本来可以将这些材料一一请本人审核，形成被认可的文字。但我从 沙汀的不读原稿得到启示，认为可以不把这副“枷锁”套在别人头上。所以，我要说明：这 里所有的讲述文字均未经原口述者审阅。这是讲述者的话，经过我的头脑和记录反映出来 的，似包含了主、客双方。它们都没有发表过。 我本质上是个文学研究者。这本传记仍是按学术性传记的目标来写的，不是文学创作， 几乎没有什么虚构的成分。只是想要尽量靠近研究对象和我自己，设置了贯穿到底的传主和 笔者的对话，来沟通这两者。这传主的对答才是我唯一的虚拟文字。至于沙汀以外的同时代 人，他们是按照与沙汀的人生重合的那一部分，进入传记的。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全面的 表现和全面的评价。如果与沙汀的交往，正好显出他们的优长处，或偏偏把他们的缺欠处露 得过大，它们都是同等地属于局部，属于偶然。我都要深深地致歉。只有我，应当对全部的 传记文字负责。 我感谢向我提供宝贵传记资料的各位前辈与同辈。先后接待我的有：复衍、艾芜、吴组 湘、卞之琳、苏灵扬、张秀熟、萧崇素、约瑟、胡甫臣、李眉、王苹、葛一虹、郑瑛、常苏 民、李累、周克芹、郭付仁、洪钟、徐文耀、束沛德等。四川省作协罗湘浦替我筹划在川访 问的事宜。杨刚俊、邓仪中陪同我访问了沙汀故乡，受到安县上下的亲切接待。重庆市文联 王觉引我寻访张家花园六十五号“文协”原址，郭福田不辞辛苦陪我查访南温泉桃子沟、铜 元局华裕农场。上海宋永毅等助我寻觅德恩里、天祥里等沙汀在沪的住址。感谢多次对我的 调查给予支持的杨刚虹、向时文夫妇，杨礼、曹秀清夫妇，还有秦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