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四 吴起也是史学家 孙开泰　徐　勇 吴起不仅是我国战国前期杰出的政治军事改革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 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位置。对此虽有前人谈及，但是至今尚无专文论述，我们 根据现存的资料，拟对吴起在史学上的事迹和贡献作一探讨，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 指正。 一、吴起在《左传》的编撰成书以及传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左传》一书的作者是谁？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没有得到彻底解 决。本文对此不作专门讨论，仅就吴起与《左传》究竟为何种关系这一问题，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略抒己见。 最早把吴起与《左传》的作者联系起来考察的是姚鼐，他在《左氏补注序》中认为： “《左氏书》非出一人，累有附益，而由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多。”姚鼐既不排斥左丘 明对于《左传》有“草创之功”，又特别强调《左传》的编撰增补工作主要是由吴起等 人所为。 近人童书业赞同并进一步论证了姚氏的观点，他在 《〈春秋左传〉作者推测》一文中提出了四条论据： “（一）就本书所表现之生产技术、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政治制度、文化形态等 观察，基本符合春秋时代之现象。知撰作此书必有大量春秋时代史料为依据，作者离春 秋时代当不远。 （二）就本书所反映作者之学识观点而言，其人当为儒家后学，而有少量早期法家 思想，于军事甚感兴趣，似长于兵家之学。 （三）作者似与鲁国有关，故本书记鲁事较详而可信。于列国则扬晋、楚而抑齐、 秦，张大楚国之事尤多，则其人亦必与晋、楚有关，而与楚之关系尤密。于内政，鲁则 尊季氏而抑公室（如仲子事及成季、成风故事皆被隐晦而曲解）。齐则扬陈氏而抑有显 名之齐景公。晋亦扬臣抑君，‘于魏氏事造饰尤甚’。楚乃尊君抑臣，穆王杀父，共王 丧师，灵王骄侈，平王昏庸，昭王失国，皆有奖辞，而大臣若屈瑕、子玉、子反、子重、 囊瓦辈，悉见贬抑。 （四）本书多预言，最晚一事为僖公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僖三 十一年（公元前六二九年）下数三百年为魏惠王后元六年（公元前三二九年），此时正 有子南劲取卫之事（……）余所为预言亦多应验于春秋末至战国前期，然则本书当即在 战国前期大体写定。” 根据以上考证，童书业先生认为姚鼐所说《左传》一书：“‘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 多’似非妄说”①。并且进而得出结论： “（《左传》）盖吴起及其先师后学陆续写定，惟吴起之功为多耳。”② 　　①《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②《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以钱穆、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所持观点与姚鼐、童书业不尽相同，他们认为 《左传》成书于吴起而与左丘明无关。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传〈左氏春秋〉考》 中，从《左传》的预言是否应验来看其成书的年代，进而判定《左传》一书出于吴起而 与左丘明没有关系。 郭沫若也主张《左传》成书于吴起，而非左丘明。他在《青铜时代・述吴起》中认 为： “吴起去魏奔楚而任要职，必已早通其国史；既为儒者而曾仕于鲁，当亦读鲁之 《春秋》；为卫人而久仕于魏，则晋之《乘》亦当为所娴习；然则所谓《左氏春秋》或 《左氏国语》者，可能是吴起就各国史乘加以纂集而成。” mpanel(1); 比较姚氏、童氏与钱氏、郭氏的两种观点，我们认为还是以前者更为中肯、可信一 些。我国古代一部书的形成与今天大不一样，其突出特点是，作者往往不是一个人，而 且在流传过程中又往往有所增补和损佚。考诸先秦古籍，情况大抵如此，《左传》一书 似也不例外。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认为：“左氏成书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① 他的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朴素唯物史观成分，我们在观察和分析《左传》的作者问题时 可以作为参考。姚鼐、童书业等人肯定《左传》不出于一人之手，是经若干人不断增补 而成书的，他们既指出吴起对《左传》的成书作出的贡献最大，又没有否定左丘明对 《左传》的贡献。左丘明在春秋末期为鲁国史官，因其出身贵族世掌史职，语言文字的 素养很高，他具有整理鲁国丰富的历史材料的能力和条件。因此，左丘明很可能是《左 传》一书的草创者，并且将它传授了下来。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说： “陶潜曰：‘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辞比事之儒’。 乐正子春乃曾子弟子，传孝道，与曾申同学。陶氏谓其传春秋，亦春秋出曾氏，与 吴起有渊源一旁证。” 　　①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一条。 这里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乐正子春与曾申同学于曾子，乐正子春传春秋，曾申也传 春秋。吴起学于曾申，也传春秋。这样才好理解“春秋出曾氏，与吴起有渊源一旁证” 的话。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刘向《别录》所讲《左传》的传授关系：“左丘明授曾申， 申授吴起”是可信的。因此，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言，我们有理由认为姚鼐、童书业 对吴起与《左传》的关系的看法是持平之论。而认为《左传》完全作于吴起的观点，则 根据不足。 吴起在《左传》的传授过程中做了承前启后的工作，他大量增补了鲁、三晋和楚的 材料，最后编定成书，并传授给他的儿子吴期。因而吴起对于《左传》的成书所起的作 用最大，贡献最多。在吴起去世后，《左传》继续流传，又有零星的补充，这就是《左 传》书中出现个别吴起死后事记载的原因。但是应当确认，《左传》的编撰成书，主要 是在吴起手里完成的。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讲，吴起就不愧是一位历史学家。 二、吴起重视历史经验，并具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主、客观条件 吴起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上、军事上有所建树，成为在中国历史上“不会磨灭的人物” ①，是同他重视前人的历史经验分不开的。据载，吴起初到魏国，魏文侯就急于向他求 教治国治军的方略，吴起首先从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的经验教训谈起：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 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② 　　①郭沫若：《青铜时代・述吴起》。 ②《吴子・图国第一》。 随后吴起又进一步劝诫魏文侯要注意吸取古时“圣人” “行事立功”、“保民业守”的历史经验，他指出： “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 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① 魏文侯死后，吴起又辅佐其子魏武侯。武侯也多次向吴起请教“治兵、料人、固国 之道”。②吴起仍然采用以古喻今的方法，他对魏武侯说： “古之明王，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材，以备 不虞。”③ 　　①②③《吴子・图国第一》。 有一次，魏武侯与大臣们商量国事时，因大家的见解都不如他，退朝后面有喜色。 吴起进谏说： “昔楚庄王尝谋事，群臣莫能及，退朝而有忧色。申公问曰：‘君有忧色，何也？’ 曰：‘寡人闻之，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 而群臣莫及者，楚国其殆矣。’此楚庄王之所忧，而君说之，臣窃惧矣。”① 　　①《吴子・图国第一》 吴起引经据典，如数家珍，不仅能够根据需要随时随处讲述和评价各种历史事件， 而且还在治国治军的具体实践中，注意学习、效法包括法家前辈和儒家先贤在内的诸子 各派许多思想精华和有用的方略，特别是他在理论上、实践上都继承和发展了春秋时代 著名将领孙武、伍子胥等人的兵家思想。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吴起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在 他所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风格和面貌。虽然关于吴起的事迹，很多今已失传， 但从现存的古籍中，我们还能找到散见的吴起重视历史、注意吸取历史经验的许多具体 言行。 吴起之所以能够熟练地掌握各种历史知识，并且在史学著述上取得重大成就，其原 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条件上看，首先是他能广览博取，注意吸收各家学派的思想，并 且具有良好的儒学基础。吴起青年时代就好学深思，在鲁国时曾师事著名儒家学者曾子 的儿子曾申，学习和掌握了儒家的经典。后来他又辗转魏、楚等国，研究兵法，撰写兵 书，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兵家学者。他还在魏国和楚国推行法治，吸取了不少法家思想。 吴起一生的经历，决定了他身上同时具备各家学派的特征。今本《吴子・图国第一》中 第一句就是：“吴起儒以兵机见魏文侯。”该书后面又记载吴起同魏文侯大谈所谓道、 义、礼、仁“四德”，可见吴起在入魏为将之后，儒家思想的烙印仍然十分明显。吴起 的军事思想中，不仅有法家思想的成分，而且也有儒家思想及其他学派思想的成分，这 种不拘泥于师承门派，对各家学说兼融并包的风度和气质，不能不说是吴起成为史学家 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说苑・建本篇》记载：“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起大讲了一通“《春秋》之 意”、“元年之本”的道理，可知吴起对于《春秋》之学也是有其特长的，否则魏武侯 不会以这样的问题问他，而吴起也讲不出那套大道理来。这是吴起讲授和编撰史籍的又 一有利条件。 吴起一生最主要事业和成就在军事方面，他身经百战，打过许多胜仗。青年时代， 他在鲁国为将，率军打败了强大的齐国，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之后他被谗出走到魏 国，为魏镇守西河，打了许多漂亮仗，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写成了 《吴起兵法》，吴起在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上的建树，对于他大量、生动地描写战争是 一个不可多得的优越条件。 从客观条件上看，首先是吴起一生经历了卫、鲁、魏、楚诸国，而这些国家都有丰 富的历史材料。其中卫国虽然弱小，但文化却始终比较先进。而鲁国的学术风气则更浓， 关于史料的整理有着良好的基础，特别有左丘明初步编撰的《左传》。魏国是三晋之一， 而且在战国初期处于首强地位，由于国家的强盛、经济的发展以及地处中原为天下交通 要冲等等有利条件，文化也十分发达。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汲郡（今河南汲县） 发掘的一座战国魏墓中，发现了大批的竹简即著名的《竹书纪年》，它保存了魏国历史 的大量直接记录。有些学者认为这座古冢就是魏襄王或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