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 福禄诺是在四月下旬离开天津的，临走之前，表示法军将派军队巡视边境，驱逐刘永福 的黑旗军，同时声明将在西历的六月五日及七月一号，分别进驻谅山及保胜，要求中国军队 先期撤退。李鸿章对这个要求，率直拒绝，但对法军巡边，不置可否，亦未奏报。在他看 来，中国军队驻守边界，只求敌人不来侵犯，至于在界外巡边，自是视若无睹，彼此不生影 响，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听其自然，最为上策。 那知到了闰五月初一，西历的六月二十三，法国军队九百人，由德森上校开到谅山之南 的观音桥，准备来接收谅山了。 观音桥是个要隘，桥南桥北都是高山，桥南有四千人驻扎，由淮军将领万重暄率领，桥 北则由广东陆路提督杨玉科，领兵三营防守。桥南万重暄的部下，因为德森出语骄横无礼， 首先开火，火器不及法军精良，为敌压制，退守桥北。德森挥军追击，想乘胜占领北山高 地，居高临下，胁迫谅山。 其时右营由诱捕党敏宣的宁裕明管带，见此光景，虽忧亦喜，急急分军三队，两队埋伏 左右山麓，一队曳炮上山，抄出万重暄之后，发炮下击，法军攻势受挫。于是左右翼伏兵齐 出，德森大惊，九百人溃退不成队形。各军一直追到郎甲。中国方面说“歼其锐卒数百 人”，法国方面发布的战报说死二十二人，伤六十八人，双方的数字，大不相同，但法军大 败，则毫无可疑。 广西巡抚潘鼎新原已认定粤军无用，不给军饷，预备裁撤，有此一战，刮目相看，准发 军饷，而前方所需要的军火，则始终不给。 潘鼎新与李鸿章关系极深，对李鸿章性情、作风，知之亦极深，当然要为他“保全和 局”作有力的桴鼓之应，因此他在广西根本就不主张备战。即令并无“保全和局”的顾虑， 他亦不愿打仗，因为今昔异势，打洋人对自己的功名有害无利。 多少年来的积习：讳败为胜，如为小胜，必成大胜，战报中夸夸其词，甚至于渲染得匪 夷所思，亦不足为奇。那种仗是可以打的，如今有电报、有新闻纸，往往夸张战功的奏折， 还在仔细推敲之中，而报上已经源源本本揭露了实况。朝廷就常引报上的消息，有所诘责， 这样子毫无假借，仗就不能打了。 而现在居然打胜了一仗，潘鼎新虽不能不发粤军的粮饷，亦不能不电奏报捷，但却不敢 夸张，甚至还有意冲淡些，词气之间，仿佛表示，这是兵家常事，无足言功。这样做的作用 有二，第一是不得罪李鸿章，“保全”他主持的和局；第二是不致于使朝廷太兴奋，不然就 是助长了虚骄之气，降旨如何如何，必都是不易办到的难题，岂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但是，打了胜仗，尤其是打了洋人的胜仗。败军之将贵如巡抚提督，革职的革职，查办 的查办，正法的正法，既然功过如此分明，那么获胜的官兵，当然应该报奖。潘鼎新带兵多 年，知道这一层是无论如何压不下去的，不然影响士气，会发生绝大的麻烦，所以不得不报。 这一来要想冲淡其事就不容易了。同时潘鼎新远在龙州也不知道李鸿章在天津跟福禄诺 交涉的经过，将法军自道依约巡边，要接收谅山的话，都叙了进去。醇王一看，大为诧异， 五款简约，记载得明明白白，何尝有这些巡边跟接收的话？事有蹊跷，非问李鸿章去不能得 其原委。 李鸿章当然不承认有条约以外的承诺，只承认福禄诺曾经提出节略，打算在什么时候接 收谅山，什么时候接收保胜，当经严词拒绝，由福禄诺将节略上的这一项要求，用铅笔划 去，并有“签字为凭”。 这个解释自是片面之词，退一步而言，既然交涉中间，有此一节，不论怎么样都应该奏 报朝廷，好了解法国的用心。隐瞒不报，难辞含混之咎。 就在这时候，巴黎方面已提出抗议，认为中国违约，要求赔偿巨额兵费，并且指出，五 款简约的中文本与法文本，在内容上不同。依照外交惯例，条约都以法文为准，而况是法国 本身与他国订立的条约，当然更加坚持，一切都以法文本为证据。 事态演变至此，慈禧太后深为恼怒，一面降旨责李鸿章办理交涉不善，一面对法持强硬 的态度，分饬有关各省督抚、将军、统兵大员，严密防范。当然张之洞和张佩纶也接到了这 道密旨。 mpanel(1); 这时的两张，正由李鸿章伴同，由天津大沽口出海在巡阅北洋水师。 其时刘铭传亦正奉召进京，路过天津，自然是北洋衙门的上宾，宿将新贵，意气轩昂。 李鸿章不论为了保持他个人重臣的地位，还是实现他创办海军的雄心，都须眼前这班“红 人”作他的羽翼，因而刻意笼络，除去大张盛宴以外，亲自陪着两张一吴――他的会办大臣 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