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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清宫外史上 第0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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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机会来得很快,而且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从处置了筹议边防一案,慈禧太后心力交瘁,病势日增。李德立请脉以后,提出警告,说她气血两亏,心神悸怯,多由操劳国事,焦忧太甚而来,如果不是摆脱一切,彻底调养,将会酿成“巨祸”。

慈禧太后也知道自己的病不轻,然而要她放手不问国事,却怎么样也不肯松这句口。而臣下则又必须“讳疾”,一方面是怕引起她的猜疑,对她本人而讳;一方面因为慈禧太后是实际上的皇帝,为安定人心,须对天下而讳。这样就不便公然奏请免除常朝,只望她自己能够节劳。

“西边是顶争强好胜的,总得有个说得进话去的人,想法儿劝一劝才好?”

恭王亦以宝鋆的看法为然,但是谁去劝呢?七福晋是见了她姐姐不大说得出话的,七福晋怕碰钉子不肯进宫,而且恭王也不敢冒昧。最后,让宝鋆想出来一个人:居孀的荣寿公主。

慈禧太后本就爱重荣寿公主,在她居孀以后,更有一份不易解释的歉意,因为是她作的主,将荣寿公主指配给了体质虚弱的符珍,结果害了她一辈子。为此,格外另眼相看,就说错了话也不要紧,而且荣寿公主沉着机警,善于析理,也不致于说错话。

于是荣寿公主衔命入宫,一到就表示要住下侍疾。她也真的亲尝汤药,夜深不寐,只要慈禧太后一张眼,或者问一声,她总是很快出现在病榻前,真正是孝顺女儿的样子。

二月初一从养心殿回宫,慈禧太后几乎连走下软轿的气力都没有。荣寿公主觉得不能不开口了。

“佛爷!”她忧容满面地,“女儿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奇怪吧!”慈禧太后怜爱地责备:“几时不让你说话来着?”

“那,女儿就说了。佛爷,打明儿起,好好歇着成不成?这么冷的天,天不亮上养心殿,好人也得受病,何况圣躬不安?”

“唉!”慈禧太后摇摇头,“我何尝不想歇着?你说,‘那边’是能拿大主意的人吗?”

“要拿主意,这么安安稳稳歇着,还不是照拿?”

“这话倒也是。”

“本来就是嘛!”荣寿公主接着便又劝说,边防正在部署,曾纪泽方由英赴俄,对俄交涉在停顿之中,眼前并无大事,正好养安。

慈禧太后笑了,“照你这么说,我这个病倒生得是时候了,”她又感叹地,“真是,害病都得挑挑时候!”

“原是神灵庇护。国家大事,千斤重担,都在皇额娘一个人身上。”荣寿公主又说,“过一两个月,曾纪泽到了俄国京城,开议那时候要请训,皇额娘早就万安了,有精神对付老毛子了。”

这句话说得慈禧太后不断点头,“把‘那边’请来吧!”她说。

慈安太后却真是老实,听慈禧太后一说,先自一愣,便有些手足无措之感,“我怕我一个人不成吧!”她迟疑着问。

“没有什么不成!这多年下来了,难道说还有什么看不清楚,听不明白的?”慈禧太后又指着荣寿公主说:“有她阿玛在那里,错也错不到那儿去。再说,我还是可以帮着你看折子,拿主意。”

这样鼓励着壮慈安太后的胆,她总算放了些心。但是,第二天跟军机见面,仍难免怯场,因而率直说道:“慈禧太后身子欠安,只好我一个人来料理。六爷,我可有点儿摸不清头绪,该当怎么办的怎么办!错了什么,漏了什么,你们可要早说。”

“是!”恭王答道,“办事原有常规,臣等不敢欺罔。”接着便将一叠交议的奏折,捧上御案。

第一件案子便麻烦。这一案是邓承修接得家乡的来信,参劾广州府知府冯端本,招权纳贿,庇恶营私,情节甚多。原来是交由已调两江的两广总督刘坤一跟广东巡抚裕宽查办,此刻要议的,便是刘坤一跟裕宽的复奏。

由于被参的情节,有实有不实,督抚查办的结果,有同有不同,加上案外生案,牵涉到一个曾经做过知县的广州府绅士,因而慈安太后茫然无主,将一叠奏折翻来翻去,找不到恭王所说的邓承修的原奏。

“不行!六爷,你来看看,是那一件?”

于是恭王只好走近御案,将原件找了出来,上面有慈禧太后的御笔,是“查办”二字。

“对了,查办!怎么说啊?”

恭王有啼笑皆非之感,讲了半天,慈安太后似乎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从头来问“怎么说”,难道再不厌其烦地讲一遍?

这算是件小事,小事这么耽误工夫,大事如何料理?恭王便笼统答一句:“邓承修参的也不全是没影儿的事,冯端本确有点儿不对,臣请旨交部议处。”

“好吧,交部议处。”

在慈禧太后片言可决的事,到了慈安太后那里,凭空耗费了好些工夫。恭王一看这情形,觉得不必这样费事,便另换了一种办法,每一案说明简单案由,然后再提办法,或者“交部议处”,或者“下该部知道”、或者“依议”、或者“准奏”。果然,这一下便快得多了,二十几件奏折,不到一个时辰,便都已打发。

一退了朝,慈安太后如释重负,回到钟粹宫不住长长地舒气。有这一番经验,她才衷心地服了慈禧太后,暗暗自语:

“看人挑担不吃力,真亏她!”

当然,熟能生巧,慢慢摸得清头绪了,也就能够自作裁决了。沈桂芬每日见面,发言虽少,却比平日格外用心,看看时机已到,将荣禄的那件案子翻了出来。

这件案子,还是荣禄奉旨办理慈禧太后普陀峪“万年吉地”的时候发生的。陵工一向是好差使,但责任也特重,丝毫出不得错,只是那时的荣禄正在风头上,不免马虎。有个被革了职的知县马河图,谋求陵差,照例不可,而荣禄用了他当“监修”,为人参了一本。有慈禧太后在,这件案子被压了下来,此刻旧事重提,沈桂芬跟兵部的另一个尚书,翁同和的拜把兄弟,当过弘德殿谙达的广寿商议,拟定了荣禄的处分。

议定罪名,向来是有律依律、无律比附,这比附上就大有伸缩的余地,如果比照长官失察的罪名,不过罚薪的处分,而沈桂芬拟的是“比照提督总兵徇情滥举匪人例”。这是极重的罪名,提督、总兵奉命征剿土匪,受有贿赂,不剿而抚,保举匪人充任官职,结果复叛,就象当年苗沛霖的那种情形,则此保举的武官,丢脑袋亦不算意外。

罪名虽重,拟的处分却轻,“降二级调用”,而轻中有重,“不准抵销”。罪名有时不怕重,那怕革职,只要有机会,一道恩旨,开复处分,就可无事,如果“降级”而不得用“加级”之功抵过,那就非降官不可。沈桂芬是想了好久,才想出这么一招“绵裹针”来治荣禄。

不仅如此,他还特地在折尾声明:“此系察议,可否改为降一级调用,请旨办理。”意思还是为荣禄乞恩。

“怎么叫‘察议’?”慈安太后问。

“这是明载在大清会典上的。”恭王答道:“看情节轻重,斟量处分,叫做‘察议’。按律治罪,就是‘议处’。”

“提督、总兵徇情滥举匪人,是很重的罪!”

“是。”

“这么说,是拟得轻了?”

恭王一时答不上来。是轻是重,他肚子里明白。荣禄一向走醇王的门路,他当然无所用其庇护,但私交也很不错,似乎又该替他说话。就这踌躇之时,宝鋆越次答奏了。

“是。”他说:“回母后皇太后的话,这个处分,按大清律来说,是很轻的了。”

“既然已拟得轻了,就不用再改。”慈安太后很熟练地说:

“依兵部原议。”

上谕未发,荣禄就已得到消息“哼!”他愤愤地说,“别样都还罢了,折尾的声明,不是猫哭耗子?我不领他这个情。”接着便请幕友拟奏折“谢恩”,同时请病假,意思是不想再补降两级的缺,当过从一品的尚书,再补上个从二品的缺,面子上未免难看。

这个要求当然能够如愿。事实上也解除了恭王的一个难题,因为文职正二品的缺极少,武职的正二品则是很多,象步军统领所属的左右翼总兵就是,但这是荣禄十年前的旧职,自然不便再派。此外则各省驻防将军属下,专管一城的都统,亦是正二品,荣禄既在病中,不便外放,就能放也嫌委屈。所以他的奏折一上,交吏部议复时,恭王把它截留了下来,搁置在军机处,根本不办。

荣禄那里,当然有好些人去慰问,翁同和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空言无补实际,荣禄决定韬光养晦,等机会报仇。

慈禧太后的病,为了失眠和饮食无味这两种征象,始终去不掉,成了缠绵之疾,时好时坏,但就是好的时候,也是“多言则倦、多食则滞”,就算想问政事,也是力不从心。

大政事只有两件,一件是对俄交涉,一件是筹议边防和海防。备战求和,则和战在未定之际。曾纪泽虽远在英国,对于廷议纷纭,举棋不定的情形,知道得很清楚。大计不决,交涉一定无功,因而他在伦敦,迟迟其行,只是与总理衙门函电往还,反复讨论,要先定出一个交涉的宗旨来,方愿启程。

和战大计则不但朝中争得很厉害,督抚中亦分成两派。主战的势孤而气壮,那几乎就是左宗棠一个人。主和的则人多而情虚,因为主和便好象是退缩、懦怯,一定挨骂,因此为头的李鸿章,只能跟恭王密函商酌。两江总督刘坤一奉召入觐,过天津时曾有一番密谈,决定谏劝持重,理由是海防不足恃,万不可开衅。他们一方面分别上奏,请宽减崇厚的罪名,以为转圜之计,一方面由李鸿章侧面鼓励英国公使威妥玛出面调停中俄纠纷。

主和派渐渐占了上风,在翁同和的全力游说之下,连一向态度最激烈的醇王,也改变了主意,不主张遽尔决裂。同时,在籍养病的郭嵩焘,也上了一个奏折,洋洋数千言,分析对俄交涉的事理,主张遣派专使实地调查,伊犁尽可暂缓收回。崇厚的罪名,应当符合万国公法的规定。而且很不客气地说:“廷臣主战乃一隅之见。”

由于郭嵩焘的精通洋务,他的意见,自然受人重视,因而主和派的声势越振。原来主战的高谈阔论,主和的曲曲调停,有各行其是,不相为谋之势,此刻则以开议无法再缓,而崇厚的能否免死,便成了和战大计中的一个关键。就在这时候,鲍超奉召入京,他的出处,又是和战大计的一个表征。因而主战主和双方,无不注视慈安太后召见鲍超,作何表示?

鲍超还是第一次进京。当然也是第一次谒见慈安太后。在天津便由李鸿章一再教导,如何行礼、如何奏对,一再演习,所以召见的仪注,丝毫不误,入门磕头,请安谢恩,然后跪着等候垂询。

慈安太后先问了路上的情形,然后照例问百姓:“四川的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

“贤臣丁宝桢,操守好廉洁的。”鲍超用浓重的川东口音答道,“百姓安堵如常。”

“沿途百姓呢?看过去还平安?”

“仰赖天恩。百姓平安。”

“今年年成好不好?”

“沿路看年成都不坏。‘小春’都收起了。”

慈安太后略停一停又问:“你在路上走了几天?”

鲍超诧异,这话刚才问旅途的情形,已经答奏过了,何以又问?他总以为问过例行的关切民瘼的话,总要提到对俄的军务部署,打点着一肚子的话,一时还没有机会陈述,只好将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坐轮船坐了十几天,沿途吃药,水陆都耽搁了,走了一个多月才到天津。”

“沿途吃药?”慈安太后问道:“你身子有那些不爽快?”

这一问,算是接上了话题,鲍超精神抖擞地答道:“奴才在家乡,接到各处来信,说的不同,有说古北口已经开仗,俄国兵船到了天津,京城吃紧,奴才恨不得插翅飞来。故而奉到圣旨,连夜请人起稿,奏报起程日期,好教朝廷放心。奴才一面又连夜修起书信,给各省旧部,叫他们到湖北水陆方便的地方住到一起,听奴才的信息。奴才另外又请人写奏折,请旨招募勇丁。奴才心想,等奏折批下来再作道理,时候就晚了,所以奴才迎着上来,免得一来一往,多费工夫。奴才昼夜筹划,睡不得几个时辰,奴才的小婆子劝奴才歇歇。奴才心想,国事这样子紧急,臣子那忍心偷闲?因此上,肺家受了寒,咳嗽得厉害了,牵动旧伤。”

“噢,你沿途在那几处服药?”

“在宜昌服了五剂。到天津,李鸿章看奴才的气色不好,留住在他那里,又服了好几剂。”

“你是要紧的人,服药要谨慎。”慈安太后有些词穷似的,接着,便问了句:“你觉得那里的医生好?”

“都平常。”

“到底那个医生靠得住些?”

鲍超不明白,慈安太后为何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想了想答道:“李鸿章荐的医生,药倒还觉得平和。”

慈安太后点点头,换了个话题:“你是跟着曾国藩打仗?”

这何消问得?然而不能不答:“奴才原是跟着向荣出师广西,追贼追到湖南,曾国藩调奴才管带水师,随同杨岳斌将江面肃清。后来胡林翼调奴才统带陆路,招募霆军各营,随同曾国藩打仗。”

“你打过好多仗?”

“太多了,记不清了!”鲍超答说:“水面陆路,总有几百仗。”

“你好声望!”

天语褒奖,应当谢恩,鲍超磕个头说:“奴才毫无能为。”

“我知道很吃了些苦。”

“当效犬马之劳。”

说到这里,又没有话了,而起用宿将,郑重其事,似乎也不能象外放官员例行召见那样,问几句话就了事。于是,慈安太后又回到鲍超的病情上来。

“你身上的伤痕,还牵动不牵动?咳嗽好些了没有?”

“是好些了。”

“既然李鸿章荐的医生还好,还是要用李鸿章的医生。”

“是!”鲍超掉了一句文:“谨遵慈谕。”

慈安太后想了想,问到李鸿章:“你跟李鸿章是至好?”

如何谈得到至好?鲍超的病,就是因为李鸿章抹煞良心,袒护刘铭传而来。只是这些恩怨,不便直奏,只将慈安太后的话,改动了一个字:“奴才跟李鸿章是多年‘旧’好。”

“他的体子怎么样?还好吧?”慈安太后问,“饮食好不好?”

“李鸿章曾邀奴才吃过饭,他一顿吃得两中碗饭,胃口要得。太后可以放心。”

“你也要当心!总要叫医生替你好生看。”

“是!”

又没有话了,慈安太后是真的想不出话了,只好点点头说:“你歇歇吧!”

鲍超知道,这是召见完毕的表示,随即跪安退出,心里既觉得轻松,又觉得遗憾。轻松的是,慈安太后极好对付,丝毫没有天颜初对,战战兢兢的感觉,遗憾的是自己预备了多少天,有一肚子如何募勇,如何布防的话,完全无用,真正白糟蹋了!

慈安太后召见鲍超的经过,当天便有能在慈禧太后面前说话的太监,当作笑话去说给她病中遣闷。除了那句“小婆子”触犯忌讳,万不能出口以外,鲍超的乡音和自称“奴才”,都被诧为奇事。

汉人称臣,旗人称奴才,是开国至今,相沿了两百年的规矩。慈禧太后不明白鲍超是受了谁的教,还是他有意自附于旗下,所以口称奴才。然而,她所认为的笑话,倒还不在鲍超身上,而是慈安太后的话。

“你看,”她对荣寿公主说,“你东佛爷倒是怎么回事啊?鲍超千里迢迢来陛见,也该问问他,对时局有什么看法,如果用他,他想怎么样效力?怎么絮絮叨叨,跟个三家村的老婆子似的,尽说些无味的废话。”

“东佛爷,阿弥陀佛的人!”荣寿公主说,“想问也无从问起。”

“这样子,怎么能担当大事?”慈禧太后叹口气:“唉!这个病,困住了我。”

“皇额娘!可千万不能心烦。”荣寿公主警告着说,“要不然,药可是白吃了。”

慈禧太后摇摇头:“怎么能不烦?沈桂芬说是懊恼成病了!办事要论细心稳重,还是他。军机上少这么一个人,恐怕更玩儿不开了。”

荣寿公主极知分寸,论到国政,她不肯随便说话,所以默然不答。

如果是别人这样不接话茬儿,纵非不敬,也会被慈禧太后认作不识抬举,失去恩宠,但对荣寿公主却是例外,不但不恼,反觉得她稳重识大体,所以不再谈论国事,只等慈安太后来了,再作道理。

整整三个月以来,慈安太后照例从养心殿退了朝,就到长春宫,将召见军机及部院大臣,或者入觐督抚的情形,说与慈禧太后听。当然,不仅仅是让她知有其事,主要的是跟她讨主意。

“六爷跟我说,鲍超这趟进京,兴奋得不得了,看样子是指望着放个总督……。”

“怪不得!”慈禧太后失声说道,“那么巴结,自称‘奴才’。”

“是啊,我也奇怪!原当他在旗,问六爷,六爷说不是,武将不懂规矩。六爷又说,现在没有总督的缺,意思是不能让鲍超当总督。”

“有缺也不行!”慈禧太后说,“他们军功起家的这一伙,杨岳斌当过总督,虽是行伍出身,到底念过书。鲍超西瓜大的字,认不得一担,怎么能当总督?”

“我也这么想,鲍超是好战将,不如叫他督办军务。”

“那不成了钦差大臣了吗?更不行了!”慈禧太后直截了当地说:“他当过提督,还叫他当提督,不是要募勇吗?他是湘军出身,叫他到湖南去好了。”

三言两语就定了鲍超的出处。慈安太后细想一想,果然,放鲍超去当湖南提督,是人地相宜,再也适当不过的安排。偏偏自己就想不到,实在不能不心服。

“我知道了,明儿跟六爷说。”慈安太后接下来又谈一件大事,“左宗棠上了一个折子,说新疆要派一个总督、一个巡抚。总督驻乌鲁木齐,巡抚驻阿克鲁,请朝廷先派定了人,让他们去创办行省。”

“现在不是时候!”

“六爷也这么说。伊犁还没有收复,只能搁一搁再说,这个折子也不发抄,免得影响人心。”

“很好!”慈禧太后点点头,深表嘉许。

“六爷又谈了一件事,说接到肃州的信,左宗棠出嘉峪关到哈密去了。带了一样东西,”慈安太后说:“你再也想不到的,是一口棺木。”

听得这话,慈禧太后深为注意,一双半闭着的眼,倏然大张,睫毛闪闪地望着慈安太后问:“真有这话?”

“想来不假。六爷说,左宗棠忠勇可嘉。不过……。”

“不过怎么样?”慈禧太后抢着问。

“不过有伤国体。”

“哼!”慈禧太后摇摇头,身子往后一仰,是大不以为然而不愿指责恭王的神气。

“左宗棠今年快七十了。”慈安太后有恻然之色:“这么热的天,又在西北水草不生的地方,抬着棺木去拚老命!想想,唉,真是!”

慈禧太后不作声,静静地靠在软椅上,两手交叉在胸前,双眼一眨一眨地,竟似无视于慈安太后在她面前。

这神情象是有什么大疑难待决似的,慈安太后惴惴不安地问:“你在想什么呀?”

慈禧太后缓缓地转过眼来,眼中感喟无限,“他们爷儿俩,总是想跟洋人拚一拚,好好见个胜仗,才能挺起腰板来舒口气。这个愿心,不知道那一天才能了?”

慈安太后默然半晌,方始说了句:“打仗也得要有人。”

“人不是没有。人心不齐!左宗棠要打,李鸿章不肯打;李鸿藻要打,沈桂芬不肯打;老七要打,老六不肯打。”慈禧太后又说:“咱们俩不也是吗?”

“我没有主意。”慈安太后又说:“不过,即便打仗,总得要有点儿把握才行。就算有人,就算人心齐了,也得要有钱,北洋买两条铁甲船,就得二百万银子,怎么得了?”

提到钱上面,慈禧太后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困惑,谈海防、谈边防,动辄上千万银子的事,她也总是听从军机的调度,说给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平日说得天花乱坠,一旦有事,又总是困难重重。钱都花得那里去了呢?左宗棠西征,一年六七百万银子的军饷,到底也还落个“抬棺木拚老命”的报答,此外就算不清那盘帐了。

她在想,古语说的是“天子富有四海”,而太后则是“以天下养”。当初修园,大小臣工,无不力谏,说话在道理上,不能不听,其实全不是那回事!要花大家花,要挥霍大家挥霍,无论如何以垂帘的太后来说,总该与众不同,“与其别人来花,不如我自己来花!”她这样在想,然而她也还是不明白,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对?

为了两件大事,或者说只是一件大事:是和是战?慈安太后终于知难而退,不能不请慈禧太后来跟“六爷”及军机大臣当面商议。

第一件事是为了崇厚定死罪一案,说话的人越来越多,李鸿章、刘坤一这一北一南,疆吏领袖的两总督,固然早有建议,宜乎赦减,现在则连曾纪泽亦隐然表示,赦免崇厚的罪名,为对俄国有和平了结的诚意的起码表示。同时据李鸿章奏报,英国公使威妥玛及法国新任公使宝海,亦都要求,唯有赦崇厚的罪,方有和平了结的可能。

如果不愿和平了结,自然是不惜一战,但真如慈安太后所说的:打仗要人要钱。要人还可以仔细搜罗,要钱则非各省尽力不可。但是河南巡抚涂宗瀛和江苏巡抚吴元炳,都上奏表明,又要京饷,又要协饷,又要筹拨海防经费,实在是势难兼顾。由此可见,都是跟李鸿章一鼻孔出气。朝廷如果一定要开仗,连江苏这样富庶的地方,都无法额外解款,那么一旦决裂,后援不继,岂非自速其败?

和既不甘,战则难敌。慈禧太后应慈安太后要求,扶病出临,接见军机,要彻底定一和战大计。

国事棘手,竟至慈禧太后扶病临朝,恭王首先就表示臣职有亏,惭愧惶恐,无地自容。接着便根据各方的报告,以及报纸的记载,分析俄国的动向,一面增兵守伊犁纳林河,一面派出兵舰巡弋吉林沿海一带。陆路犹可一战,海防空虚,万难抵挡,因此,目前总须设法促成和局。

“海防筹办了不至一两年!”慈禧太后问道,“当初是怎么定的议?你们自己说吧!”

海防之议,定于光绪元年四月,以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由总理衙门与户部会商奏定,年拨“海防专款”四百万银子,由粤海关洋税四成,江海关洋税两成,以及税源最靠得住的江浙两省厘金中拨出。恭王奏明了当初原议的办法,便又陈述这五六年来筹办的情形。

“海防专款虽说每年有四百万银子,收解并不足额。西征的军费每年六七百万,借洋债支应,由粤、江两海关的洋税作担保,按年拨还。江浙两省的厘金,有时移作别项紧要之用,亦都奏准在案。所以,海防专款拨给两洋的,每年每处不过数十万银子,购办炮船,派遣留洋学生等等,都在这笔专款之内,陆续开支。”恭王停了一下又说:“即使款项有着,购办铁甲兵船,操练纯熟,亦非好几年的工夫不可。北洋为京畿门户,比南洋更重,有李鸿章在那里主持,部署比较周密,南洋则重在制造、训练,防务较为空虚。臣等不是敢推诿,实在是这几年专心经营西北,海防尚难兼顾。自两位皇太后垂帘以来,十几年间削平发匪、捻子、回乱,元气大伤,国力未充,于今不得不委屈一时,力图振兴。”

“‘委屈一时’自无不可,只怕‘力图振奋’四个字,又是空话!”

慈禧太后的声音虽然平静,但语气中的责备甚严,恭王大感局促,唯有低头垂手,表示惶恐。

“唉!”慈禧太后叹口气,由于精神不济,无力辩驳,想了好一会,这样交代:“崇厚的罪名,是大家公拟的,不能由我们姊妹赦减。虽说权操自上,也不能不顾公意。”说到这里,因为气喘,不能不停下来。

“是!”恭王已了解慈禧太后的意思,料知还得费一番周章,不如自己见机,所以接着便说:“臣请旨,议减崇厚的罪名,仍交王大臣六部九卿会议复奏。”

“醇亲王也该参与。”慈禧太后又说,“张之洞很明白事理,也叫他到会。”

“是。”恭王加上一句:“到会以备咨商。”

这是特意确定张之洞在会中的身分,不是参加会议,只备顾问。慈禧太后点点头,认可了恭王的意见。

于是隔了两天内阁会议,由大学士全庆主持,事先备好一个折稿,派人朗声宣读,是拿外间的议论作为减罪的理由,完全是针对着俄国及各国公使做文章,说“近闻外间议论,颇以中国将崇厚问罪,有关俄国颜面,此则大非朝廷本意。”

接着便声明与俄国和好多年,不失友谊。崇厚的错处是不将中国必不可行之事,向俄国详细说明。现在以中国之法,治崇厚之罪,本与俄国不相干,但恐远道传闻失实,引起误会,所以法外施恩,免除崇厚死罪,由曾纪泽知照俄国。这就是中国对俄国和好的证据。

此外,醇王又单独上一奏折,也主张崇厚暂免死罪,仍予监禁,等到条约议妥,再行加恩。他的意思是:你们俄国人当崇厚是朋友,帮他说话,果真如此,则要救崇厚的命,就该和平订约。否则,崇厚仍难免一死,你们就是不够朋友!

两个折子到了慈禧太后那里,唯有依从。两折合而为一,颁发了一道上谕,崇厚到秋决的时候,就可以不死了。

※ ※ ※

这是慈禧太后深感拂逆的一件事,自于病体不宜,加上恭王福晋病殁,妯娌之情,固增伤感,而将人比己,深怕自己也一病不起。就由于这些忧伤莫释,于是略见好转的病症,突然反复,不能下床了。

御医李德立请脉,开出来的脉案是:“气血两亏,心脾未复,营分不调,腰腿时热,早晚痰带血丝,食少气短。”近支亲贵在内奏事处看了方子,无不忧心忡忡,当天都遣福晋进宫视疾。

“养病,养病,总要静养!”慈禧太后对坐在病榻前面的慈安太后说:“这个乱糟糟的局面,教我怎么静得下心来?”

慈安太后拙于言词,不知如何劝慰,只着急地说:“总得想个办法才好。我看李德立不行!”

正好宝廷有个奏折,建议降旨各省,博访名医,举荐来京。先怕这一来风声太大,引起外间猜疑,影响局势,此刻实在顾不得了。慈安太后征得了慈禧太后的同意,发了一道五百里加紧的廷寄,密谕各省督抚: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圣躬欠安,已逾数月。叠经太医院,进方调理,尚未大安。外省讲求岐黄,脉理精细者,谅不乏人,着该府尹督抚等,详细延访,如有真知其人医理可靠者,无论官绅士民,即派员伴送来京,由内务大臣,率同太医院堂官详加察看,奏明请旨。

其江苏等省咨送乏人,即乘坐轮船来京,以期迅速。”

征医的密旨一下,自然是近在京畿的李鸿章,首先奉诏,保荐前任山东济东道薛福辰;接着是山西巡抚曾国荃,保荐现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汪守正;江苏巡抚吴元炳,保荐常州名医马文植。等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北巡抚彭祖贤的复奏一到,保荐的亦是薛福辰。

于是降旨立召。薛福辰在六月二十三,皇帝万寿之前到京。因为谕旨中有“由内务府大臣、率同太医院堂官详加察看”的话,所以伴送人员直接将薛福辰领到内务府,由总管内务府大臣,慈禧太后同族的恩承接待。

薛福辰是三品服色,上堂一看,四品服色的李德立高坐堂皇,心里便很不是味道。

恩承倒还客气,口称“抚屏先生”,为他们彼此引见。李德立“同行相妒”,薛福辰自觉委屈,两人心里都不是味道,但官场礼节自然要顾,所以都还含笑招呼。

“抚屏先生是无锡世家。”恩承对李德立说,“医道高明,想来你总听说过?”

李德立自然听说过,早在十几年前就知其名。薛福辰是薛福成的胞兄,咸丰五年顺天乡试中的举人,名次很高,差一点就是解元,但第二年春闱极不得意,竟致榜上无名。

那时东南血战方酣,回不得家乡,他父亲薛晓帆在湖南当州县,道路艰难,一动不如一静,便捐了个郎中,分发工部,一面等着补缺,一面等着下科会试。不久丁忧,而且祸不单行,薛福辰千里奔丧之际,忽然得到消息,无锡沦陷,老母仓皇避难吉凶莫卜。于是丧事粗了,又间关跋涉,在扬州府属的宝应县寻着了老母,安顿家事,重复进京,在工部候补。

补缺甚难,因为捐官的花样越来越多。为了筹措军饷,想出各种名目来号召,往往今天是最优先的班次,到了明天就落后了,要保持优先,便又得加捐,捐官几乎成了骗局。薛福辰没有钱来加捐,就只能跟李慈铭一样,坐等补缺,每月分几两“印结银子”,苦苦度日。

日子虽苦,闲工夫却多的是,薛福辰就在这时候开始涉猎医书。他的秉性,用心极专,一事不当于心,穷思极研,废寝忘食,非要将疑团剖解,看个明明白白不可。因此,五、六年下来,各家医书,无不精读,融会贯通,成了无师自通的名医。

看看补官无望,科场蹭蹬,薛福辰以世交而入湖广总督李瀚章幕府。督抚每年总有几次“保案”,加上一个名字,美言几句,很容易地由郎中改为知府,分发山东。

这时的山东巡抚是丁宝桢,而薛福辰的幼弟福保,又在丁宝桢的幕府,以此渊源,升官就容易了,先以河工的劳绩,升为道员,接着便补了实缺,放为济东泰武临道。光绪初年老母病故,照例丁忧守制,三年服满进京。就在这时候补缺不得,预备归隐的时候,得到这么一个意外的机缘。

这篇履历,李德立是在李鸿章的原奏中看到过的。虽说他是举人的底子,当过实缺的道台,但此刻以医士的身分被荐,而且有先加考查的上谕,则当仁不让,无须客气。

于是,李德立俨然以考官的身分,“请教”医道。一番盘诘,知难而退,因为他懂的,薛福辰都懂,薛福辰懂的,他就不完全懂了。

恩承虽不懂医,眉高眼低是看得出来的。被问的人从容陈词,反是发问的人语气迟疑,仿佛该问不该问都没有把握似的,则此两人的腹笥深浅,不问可知。

“高明之至。”恩承拱拱手打断了他们的话,转脸又问李德立,“你看,是不是今天就请脉?”

“无须亟亟。”李德立说,“西圣的病情,总要先跟薛观察说一说明白。”

于是,李德立与薛福辰又在内务府谈慈禧太后的病情。不知是李德立有意“藏私”,还是功夫不到,他只能说出症状,却说不出病名。薛福辰颇为困惑,便直截了当地要求阅读慈禧太后得病至今的全部脉案。

“脉案在内奏事处。明儿请脉,你当面跟上头要好了。”

薛福辰也打听过太医请脉的规矩,脉案照例用黄纸誊清呈阅,太医院存有底稿,不肯公开而以内奏事处推托,显见得是故意留难。这样子猜忌,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薛福辰便问明了第二天进宫的时刻,仍由伴送的委员陪着,回到西河沿客栈休息。

这位委员姓胡,是个候补知县,为人善于交际,人头很熟,李鸿章特地派他照料,曾经当面嘱咐:“内廷的差使不好当。此去小钱不要省,内务府跟太医院的人要好好敷衍,宫里的太监更不能得罪。看病是薛观察的事,招呼应酬是你的事。有什么为难之处,可以跟王大人求教。”所以一回客栈,便打听晤谈的经过。

“哼!”薛福辰冷笑,“真正可气!他们当我来抢他们的饭碗,处处敌视,岂有此理!明天看请脉情形怎么说,如果他们从中捣鬼,我得请你回去禀告中堂,这差使我干不了。”

“抚公、抚公!”胡知县急忙相劝,“你老千万忍耐,我去设法疏通。这是天字第一号的病号,抚公究心此道二十年,有这样一个尽展平生所学的机会,岂可轻易错过?”

这句话打动了薛福辰的心,默然不语,意思是首肯了。胡知县安抚了他,还得有一番奔走。找着内务府的朋友,送过去三个红封袋,内有银票,一个大的一千两,另外两个小的都是二百两。小的送内务府在内廷照料的人和宫里的太监、苏拉,大的一个孝敬长春宫总管李莲英。

第二天一早,胡知县陪着薛福辰到宫门口,已有人在迎接。将薛福辰带入内务府朝房,只见李德立之外,还有两个四、五品服色的官员在,彼此请教,才知道也是太医,一个是庄守和,一个是李德昌。

接着,恩承也到了,步履匆促地说:“走吧!上头叫起了。”

于是恩承领头带路,薛福辰是三品道员,无须客气,紧跟在后头,依次是李德立等人,沿着西二长街墙根阴凉之处,直往长春宫走去。

薛福辰是第一次进入深宫,也是第一次谒见太后,自不免战战兢兢,而且六月二十几的天气,虽说是早晨八点钟,暑气也很厉害了,一件实地纱的袍子,汗已湿透。心粗气浮,如何能静心诊脉?想想兹事体大,便顾不得冒昧,抢上两步向恩承说道:“恩大人,可否稍微歇一歇,容我定下心来再请脉?”

“这……,”恩承迟疑着答道,“这可不能从命了,上头在等着。”

薛福辰无奈,只好自己尽力调匀呼吸,跟着进了长春宫。

“这位就是薛老爷吗?”有个太监迎了上来,指着薛福辰向恩承问。

等恩承证实无误,那太监便将薛福辰延入殿侧小屋,恩承也跟着在一起。未及坐定,竹帘一掀,进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太监,昂首阔步,恩承先自含笑相迎。薛福辰当然猜得到,这就是人称“皮硝李”的李莲英。

“恩大人好!”李莲英招呼着,作出要请安的样子。

“莲英!”恩承急忙扶住,趁势握着他的手问:“今儿个怎么样?”

“今儿精神还不错,听说李中堂荐的人到了,问了好几遍了。”接着,便又问:“这位就是薛老爷吧?”

“是的。”薛福辰答应着,“我是薛福辰。”

“薛老爷,你请过来,我有两句话跟你请教。”

将薛福辰拉到一边,他悄然关照,说话要小心,如有所见,须识忌讳,又说是李鸿章荐来的人,他会格外照应,叫薛福辰不必害怕。

薛福辰人虽耿直,对于京里的情形,大致了解,知道这不止是一千两红包的力量,必是李鸿章另外走了路子,他才会说这样的“体己话”。有此有力的奥援,无须顾虑李德立从中捣鬼,心里宽松得多了。

经过这一阵折冲,等于作了一番好好的休息,薛福辰的心已定了下来,随着恩承进见。行过了礼,跪着等候问话。

“你的医道,是跟人学的,还是自己看书,看会的?”慈禧太后的声音很低。

“臣也曾请教过好些名医。不过,”薛福辰答道,“还是自己体会得来的多。”

“医家有好些个派别,你是学的那一派啊?”

“臣最初佩服黄元御,这个人是山东人,他因为误于庸医,坏了一只眼睛,发愤学医,自视甚高,确有真知灼见。他为人看病,主张扶阳抑阴,培补元气。”

“喔,”慈禧太后问道:“你看过妇科没有?”

“看过很多。”薛福辰答道:“臣在京,在湖北,在山东服官,亲友家内眷有病,都请臣看。”

“这么说,你的经验多。”慈禧太后欣然说道,“你替我仔细看看脉,该怎么治就怎么治,用不着忌讳。”

“是!”

慈禧太后似乎还要问什么,让李莲英拦住了,“佛爷歇歇,多说话劳神。”他屈一膝,将双手往上平举,虚虚作个捧物的姿态,“让薛福辰请脉吧!”

于是慈禧太后将右手一抬,李莲英双手托着,将她的手捧在茶几上,下垫黄缎小枕,上覆一方黄绸,然后向薛福辰努嘴示意。

薛福辰磕一个头起身,低头疾行数步,跪着替慈禧太后按脉,按了右手按左手,按罢磕头说道:“臣斗胆!瞻视玉色。”

慈禧太后没有听懂,问李莲英:“他说什么?”

李莲英也没有听懂,不过他会猜,“薛福辰想瞧瞧佛爷的气色!”他说。

“喔,可以!”慈禧太后又说:“把那边窗帘打开。”

薛福辰听这一说,便又磕一个头,等站起身来,东面的窗帘已经掀起,慈禧太后的脸色,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于是薛福辰抬头望去,但见慈禧太后面色萎黄,眼圈发青。她生来是一张长隆脸,由于消瘦之故,颧骨显得更高,加上她那一双炯炯双目,特显威严。薛福辰不由得就将头低了下去,不敢逼视。

“你看我,到底是什么病啊?”

“望、闻、问、切”四字,薛福辰已有了三个字,虽然听闻不真,但只凭自己三只指头,一双眼睛,便已十得八九,慈禧太后是经过一次严重的血崩,而下药未能对症,虚弱到了极点。幸亏遇着自己,及今而治,还可挽回,否则仍旧由那些太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诊察既不能深究病根,下药又没有一定宗旨,就非成不治之症不可了。

只是血崩有各种原因,而李德立始终未提“崩漏”二字,不知其中有何忌讳?再想起李莲英的警告,便越发不敢说真话。略想一想答道:“皇太后的病在肝脾。肝热,胆亦热,所以夜不安眠,脾不运行则胃逆,所以胃口不开。”

“你说得倒也有点儿道理。”慈禧太后问道,“该怎么治呢?”

“以降逆和中为主。”薛福辰怕慈禧太后不明白这四个字的意思,改了一种说法,“总要健脾止呕,能让皇太后开胃才好。”

“说得不错,”慈禧太后深为嘉许:“吃什么,吐什么,可真受不了。你下去开方子吧!”

于是李德立等人,接着请脉。薛福辰便被引到内务府朝房去写脉案、开方子。他凝神静思,用了半夏、干姜、川椒、龙眼、益智五味叶、以竹叶为引。写完由笔帖式用黄纸誊清,立刻装入黄匣,进呈御览。

隔了有半个时辰,只见恩承携着黄匣走了来,一见面就问:“薛老爷,你这个方子,跟你跟上头回奏的话,不相符啊!”

“喔!”薛福辰有些紧张,“请恩大人明示,如何不符?”

“你说皇太后肝热,胆也热,怎么用的热药?川椒、干姜,多热的药!”

原来如此!薛福辰放心了。从容答道:“姜的效用至广,可以调和诸药,古方中宣通补剂,几乎都用姜,跟半夏合用,是止呕首要之剂,川椒能通三焦,引正气,导热下行。而且有竹叶作引子,更不要紧。”

尽管他说得头头是道,恩承只是摇头,“薛老爷!”他放低了声音说,“你初次在内廷当差,只怕还不懂这里的规矩,药好药坏是另一回事,不能明着落褒贬。这个方子有人说太热,你愣说不要紧,服下去出了别的毛病,谁担得起责任?”

薛福辰明白了,是李德立他们在捣鬼。因而平静地问道:

“那么,请恩大人的示,该怎么办啊?”

“上头交代,跟三位太医合定一张方子,回头你们好好斟酌吧!李卓轩他们,也快下来了。”

等李德立退了下来,对薛福辰又是一副神态,连声称赞“高明”。这也许是真的觉得他高明,也许是因为慈禧太后对他嘉许之故,薛福辰无从明了,只能谦虚一番。

谈到方子,李德立说道:“上头交代,姜椒必不可用。不知道抚屏先生有何卓见?”

“自以培补元气为主。当务之急,则在健脾。”薛福辰说,“今日初诊,我亦不敢执持成见。”

李德立不置可否,转问庄守和、李德昌:“健脾之说,两公看,怎么样?”

庄守和比较诚恳,点头称是,李德昌资格还浅,不敢有所议论。于是健脾的宗旨算是定下来了。

““既然如此,以‘四君子汤’加半夏,如何?”

李德立这几个月为慈禧太后下药,一直以四君子汤为主。

薛福辰懂得他的用意,一则是要表示他用药不误,二则是半夏见功,则四君子汤连带可以沾光。好在这是一服很王道的药,与培补元气的治法,并不相悖,只要略微改一下就行了。

于是他说:“很好,很好。不过,人参还以暂时不用为宜。”

于是开了白术、茯苓、炙甘草、半夏四味药。等送了上去,有太监来传旨:赐饭一桌。由恩承相陪,一面吃,一面谈值班的办法。

“内廷的章程,薛老爷怕还不尽明了。”恩承说道,“圣躬不豫,除非是极轻极轻的病,不然就要在内廷值宿,随时听传请脉。如今除了三位太医以外,外省举荐到京的还只有薛老爷一位,如何轮值,请各位自己商量,暂时定个章程。等各省的人都来了,再作道理。

薛福辰心想,就算两个人一班,隔日轮值,用药前后不符,如何得能收功?既已奉召,自然要殚精竭力,方不负举主的盛意。因而毫不迟疑地答道:“皇太后的病证不轻,为臣子者,岂敢偷闲?我日夜伺候就是了!”

“好!薛老爷,真有你的。”恩承翘一翘大拇指,然后又问李德立:“三位如何?”

李德立酸味冲脑,脱口答道:“抚屏先生这样子巴结,我们更不敢偷懒了!自然也是日夜侍候。”

“那就这么定规了。吃完饭,我派人跟薛老爷回去取行李。”

饭罢各散,李德立赶到御药房去监视煎药,薛福辰出宫回客栈。刚一坐定,恩承带着内务府的笔帖式和两名苏拉,坐一辆大车赶到了。

相见礼毕,恩承将他拉到一边,含着微笑,悄然说道:

“薛老爷,恭喜,恭喜!”

“喔!”薛福辰不知怎么回答。

“一来是李中堂的面子,二来是李总管的照应,上头很夸奖你,说你忠心!不过,”恩承放出极恳切的神色,“李中堂有信给我,我拿你当自己人,内廷当差,总以谦和为贵,也别太扫了李卓轩他们的面子。”

这自是一番好意,但薛福辰称谢之余,不免懊恼。自觉满腹经纶,未见展布,如今以“方技”邀恩,已深感委屈,谁知还要再屈己从人,想想实在无趣。

过不了几天,又有个荐举来京的到了。此人是山西巡抚曾国荃应诏所保,名叫汪守正,字子常,杭州人。汪家以经营典业起家,号称“汪百万”。在乾隆年间,汪氏“振绮堂”,与宁波范氏“天一阁”,为海内知名的浙西浙东两大藏书家。

汪家最有名的一位人物叫汪远孙,字小米,承乾嘉的流风余韵,广接宾客,喜欢刻书,他自己也有好几种关于考订古史的著作。这个汪守正就是汪小米的胞侄,捐班知县出身,分发河南,补了实缺,颇见才干。以后调到山西,为曾国荃所赏识,由简县虞乡调补一等大县平遥,接着又调阳曲,是太原府的首县,也是山西全省的首县。

当首县的真正是做官,不会做的,苦不堪言。明朝末年有个阳曲县令叫宋权,常说:“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县官与上官同城,叫做附郭,附郭省城的首县,等于督抚、将军、监司的“帐房”兼“管家”,婚丧喜庆,送往迎来,都由首县办差。伺候贵人的颜色,不是件容易的事,出力出钱之外,还要受气,所以说“恶贯满盈,附郭省城”。

但长袖善舞,会得做官的,当首县却是件极有兴头的事,因而又有首十字令:

“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将中中;七曰梨园子弟勤供奉;八曰衣服整齐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常称颂;十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汪守正便是十字俱备,外加医理精通,是山西全省第一能员。如今由曾国荃举荐为慈禧太后看病,是飞黄腾达,千载一时的机会。他早已盘算过,病看得好,一定升官,看不好,不如自己知趣辞官,反正回任是决不可能的了,所以奉召入京时,尽室而行,行李辎重,相当可观。

到了京师崇文门,照例验关征税。旁人听说是山西来的“汪大老爷”,不免讶异,山西连年大旱,汪守正的宦囊何以如此丰富?有人说他办赈发了大财,也有人说他本来是富家,无足为奇。不论如何,那番鲜衣怒马的气派,洋洋自得的神态,与薛福辰不可同日而语,却是众目昭彰的事实。

进了城先到宫门递折请安,接着便是与薛福辰同样待遇,在内务府受李德立的“考校”,预备第二天进宫请脉。

退出宫来,回到客栈,汪守正打点礼物,分头拜客,曾国荃替他写了十几封信,分托京中大老照应,一时也拜不完,只好先拣要紧的人去拜。此外还有两个要紧人,也是非拜不可的,一个是李德立,一个是薛福辰。

一打听,李、薛二人都在内廷值宿,这天是见不到了。汪守正无奈,只好打听到李德立的寓所,派人投帖致意。同时送上一只红封袋,外写“冰敬”,内装银票二百两。

非常意外地,等跟班投了帖回到客栈,李家跟着就送来四样菜,然后李德立来拜。相见寒暄,彼此都极亲热,汪守正特意致歉,说是由于他在内廷值宿,所以不曾亲自拜访,十分失礼。

“不敢,不敢!”李德立拱手答道:“内廷值宿,亦有放回家的日子,今天正好轮着兄弟歇工。幸会之至。”

“真是幸会!二十年来,久仰‘李太医’的大名,识荆之愿,一旦得偿,真正快慰平生,无论如何要好好请教。”

于是汪守正留他便酌。一则是看在二百两银子的份上,再则有心结纳,好对抗薛福辰,所以李德立欣然不辞。灯前把酒,谈得相当投机。

这一谈自然要谈到慈禧太后的病。李德立对薛福辰有意卖关子。在汪守正面前,却无保留。然而他所知亦实在有限,并不比薛福辰凭一双眼睛,三只指头察觉所得来得多。

而在汪守正,获益已经不浅,此刻所要明了的,是薛福辰如何下药?

“说起来亦算别创一格,那位抚屏先生用的竟是姜椒,又说出自古方,连西圣自己都认为不妥,终究另拟了方子。”

等他把薛福辰初次请脉所拟的两张方子,以及这几天仍以健脾益气的治法为主的情形一说,汪守正便已了然,薛福辰确是高明。同时也料准了薛福辰必已知道慈禧太后的病根,只是脉案上不肯说破而已。

“抚屏先生最初学的是黄坤载,不过能入能出,博究诸家,能得其平。”汪守正又说,“其学大致宗东垣,自然以温补为主。”

这是汪守正的老实话。李东垣是金、元四大家之一,他是河北富家子弟,所交都是嗜欲逸乐的贵介,起居不时,饮食失调,往往伤于脾胃,所以发明补中益气,升阳散火的医道,成为“温补”一派,而所重特在脾家。慈禧太后缠绵久病,气血两亏,从健脾入手,使得饮食能够渐归正常,培元益气,崩漏自然可以止住,是极好的治法。

因此,汪守正打定了主意,自己要跟薛福辰合作,才能见功。不过李德立对他不满之意,溢于言表,自己的打算,决不可泄露。为了希望此人不掣肘,还得好好下一番敷衍的工夫。

这一夜自是尽欢而散。第二天一早进宫,在内务府朝房会齐,见着了薛福辰,他恐怕李德立猜疑,不敢过分亲热。一经请脉,越觉薛福辰入手便正,只是健脾以外,还须润肺,同时也觉得人参未尝不可用,因而开了一剂以人参、麦冬为主,与温补差相仿佛的甘润之剂。

方子呈上,所得的“恩典”与薛福辰一样,赐饭一桌,由恩承陪着吃完,然后搬行李入内廷值宿。是内务府的空屋,与薛福辰同一院子,南北相望。

行客拜坐客,汪守正只送了几部医书,但都是极精的版本。最名贵的是一部明版的《本草纲目》,刻印于万历年间,是李时珍这部名著的初刊本。原是汪守正行踪所至,不离左右的,此时毅然割爱了。

薛福辰不肯收受,无奈汪守正意思诚恳,却之不恭。收是收下来了,觉得老大过意不去,想有所补报,只以身在客边,无从措办,唯有不断称谢。当然,有此一番结交,自有一见如故之感。

到得夜深,薛福辰一个人在灯下打围棋谱,汪守正却又不速而至。这次是专门来谈慈禧太后的病情的。

“薛先生!”他年纪比薛福辰大,但称谓很谦恭,“上头既然忌讳崩漏的字样,总得安上一个病名。”他说,“有人问起来,圣躬如何不安,到底什么病?莫非也象那班太医,支吾其词?”

“说得是!”薛福辰沉吟了一会答道:“病呢,也可以算是‘骨蒸’。”

汪守正点点头:“这一说就对了!我也觉得可以说成骨蒸。

得薛先生一言,就算鉴定了。”

“子常兄,你太谦虚了。”薛福辰微感不安。

“实在是要请薛先生指点提携。”

“指点”也许是客气话,“提携”则薛福辰心甘情愿。因此,第二天奉旨会诊,合拟方子,薛福辰便支持汪守正的看法,仍旧用了人参、麦冬这几味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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