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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回 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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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回 袁世凯

列车逐渐南进,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时候,号称华北第一大商埠的天津,渐渐地可以望见了。先是只见一个很模糊的轮廓,后来那几座比较高大的建筑物也见到了,于是车上的人,自太后以下,都知道是天津快要到了!这时候,方才所下的那一阵细雨也已停止了,天空呈着一片可爱的蓝色,太阳仿佛一面金锣似的高挂在空中,射出温和而美丽的光来,似乎老天也有意要凑太后的趣,知道伊将在天津接受一次盛大的欢迎礼,所以特地把雨止住了,放出明媚的阳光来,以点缀这一次希逢的胜会,使它格外的值得令人纪念。就象作者自己,对于那时候所经历的一番情形,差不多可以说至今还是“宛然在目”,随时随地都会回想到它。

天津车站原是一处极热闹的地方,虽然其时已宣布了戒严,无疑的,已不再有半个闲人在行动了;可是我们的御用列车,还是不屑轻易驶进那样混杂喧闹的寻常地带中去,于是在距离车站约半公里左右的所在,便临时在轨道旁筑起了一座月台。——一座全用水门汀所筑就的月台。在那个时候,中国建筑物中很少有利用水门汀的,因此大家都把它看得很贵重。——因为其他各座月台,都曾给一般平民所践踏过的,以太后之尊,岂肯履此贱地,那末让它去罢!这也不行!太后万一要下车的话,没有月台,谁肯把脑袋伸过去给伊吹?在这样情形之下,这座御用月台便在短短的几天工夫之内筑就了。它所发生的两层效用是:(一)和天津车站隔离,(二)使太后的玉趾不致沾到寻常人所践踏过的泥土。不用说,想出这一个计划来的人,必然是一个很聪明的脚色!读者诸君,你们试猜,这个聪明的脚色是谁呢?提起这个人的大名,我想不会再有不知道他的人罢?原来此人非别,乃是将在中国历史上永远占到很重要的一页的项城袁世凯先生!其时,他正当着直隶省的总督。他在太后没有从北京启程南下之前,已早就决定了要举行一次盛大的接驾典礼,和另行建造一座新月台的大计划了。

这座月台的长度很长,虽不能停靠整列的御用列车,但也足敷十辆车之用了。它的上面,搭着一座用芦席所盖就的竹篷,篷上满挂着无数的龙旗,和其他的旗帜,不有五色缤纷的彩条,青翠的松柏,以及各色各样的宫灯,点缀得着实美丽动人。地上当然是遍铺着金子一般的黄沙。而在中央的一方土地上,另外又铺着一张杏黄色的毛毯,这就是准备给太后下车后驻足之所。不过他们虽然是这样的设计着,但太后到了天津,是否真的愿意下车,却没有人敢断定;就象袁世凯这样权倾中外的大臣,也不敢说“太后非在这里下车不可”。

月台是新建的,地下有黄沙,顶上有灯彩辉煌的芦篷,这样子自然是非常的华贵了!我们老远就从车窗外探头出去张望,大家都觉得十二分的悦目,不禁争着要观看;其时我们的列车却已渐渐地在准备地停下来了。其时我们的司机夫正用着全副的精神在从事,因为他已得了庆善的命令,必须要使太后的那辆车恰好靠在月台的中央,那末待太后一下车去,便可践在那一张杏黄色的毛毯上了。

这一日,天津以及天津附近各处的重要官员,不论文武,全是很早就到这里来候驾了,每个人都依着自己的品级,尽其所有的用心装扎起来;因此,待我们到时,他们已列就了很长很长的一行了。满眼只见红红绿绿的颜色,耀得人眸子也几乎睁不开了。他们一见驾到,就鸦雀无声地在月台的向外的边线上端然跪着了。比这些人跪得前一些,独自孤零零地俯伏着的,便是袁世凯他自己!

列车很慢很慢的在他们面前滚过,终于是完全停止了。我往常是极爱瞧热闹的,但看了这些泥雕木塑一般的官员,心上便不免有些不自在起来。尤其是他们各人的神气,好说是没有一个不可厌的:头低过了前胸,眼睛注视着地上,似乎连气也不敢喘的样子,教人一见,就不会相信这是一种出乎真诚的行为。不过他们的服装总不失为是很美丽的一堆。其中有大部分人的围帽上,都装着孔雀毛所做的翎子;孔雀毛原是很好看的,它的本身就有一种光彩,再加其时的阳光正盛,从芦篷外面透射过来,照得所有的孔雀毛,齐像变了金叶子一样,几乎要使我怀疑:这些人物,也许便是中国古代各种旧小说中,和其他各处张挂着的故事画上所画的人物,重复回生过来,特地来向我们的太后殷勤致敬。

虽然这样踵事增华的布置,已在太后的面前,很齐整地展露开来了,可是太后的心上是否已经认为满意,却还在不可知之数咧!伊对于这些官吏此次前来接驾的真意,我想必然是十二分明了的。因为伊也知道天津这一带的官吏,决不会比别处的特别好;他们一般也是花了钱,或利用了其他的关系,——如亲属关系,裙带关系等等而弄到这引起美缺的。他们既无学问,又无才干,于国于民,真是两无所利。但他们倒有一副极善逢迎的脑子,所以他们也把给太后接驾的这一件事,看做是一种保全饭碗,巩固地位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有些更怀着要借这一个机会,取到几许意外的利益的奢望。总之,在他们一群中间,简直没有一个是诚心为着要向太后请安而来的!他们都抱着很浓的自私心,隐隐有所企图,便是袁世凯本人,也不能例外!

我一见了袁世凯,便禁不住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使我自己的脑神经,立刻停顿在一片沉思默索的状态中,尽自呆怔怔地看着他。——这个脚色,就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在那时候,他一般也是恭而敬之的跪在天津月台上,迎接太后;谁想到他将来会有这么一番的作为?老实说,他自己也绝对没有梦见咧!——我一面象端详一头久已闻名,而从未见面的怪物一样地注视着他;一面在回想过去的种种事件,就是怎样能使他成名的种种事件。

如其严格彻查起来,甲午年的那一次中日战争,就是使中国大吃败仗,以致把整个的高丽,拱手让给日本的那一次奇耻大辱,袁世凯的确也可以直接的被列为罪魁之一。事实是这样的:他原是一个性格极暴躁的脚色,尤其是欢喜卖弄他的权威,他恨不能在一挥手之间,就把许多不满意的人,一齐处斩。不幸的很,朝廷偏不曾了解他这种性格,当高丽国内发生紧急的变故的时候,中日双方,各显露着剑拔弩张的状态,但朝廷方面,还想努务消弭战争;因此,就派袁世凯上高丽去斡旋,意思是要希望他做一个圆活的外交家,运用一些灵巧的手腕,和日本人交涉,把各种困难问题,暂谋妥协。这中间,当然也包括着中国暂时无意作战的暗示。不料袁世凯到了高丽之后,一味意私心杂念用事,反把日本方面大大得罪了一番;恰值其时的日本人,正和一头才出山的乳虎无异,极想找一个机会,试试他们自己的武力,这样便立即发出了最后通牒,正式向中国开战,于是中国的国耻史,也在同时候起,揭露开来了!更可笑的是这个事变的结果,虽是如此恶劣,但袁世凯本人,却颠倒成了名。

除掉了这件事情之外,袁世凯还有一桩生平得意杰作,同样可算是他的成名作。这件事情对于整个的中国,实无多大的关系但和满清政府所发生的关系,却委实不小。若是有人把它搬上舞台去的话;必不失为一出可歌,可泣,可叹,可恨的悲剧。要叙述这件事故,秘先详论袁世凯的为人。他平时的举动,总是极倨傲的,高视阔步,旁若无人。因陋就简这样,往往会使人家误认他是一个很鲠直的大臣;可怜的光绪就为了不能真正的认识他的缘故,竟在戊戌政变的那一次上,吃了他的大亏,以致于被陷为一个政治犯式的虚名皇帝。袁世凯本人,对于这件事情,也并不隐讳,大有津津乐道之概,所以外边的人,不久便知道了个中的真相。原来在皇太后把政权归还给光绪,退居颐和园之后,光绪便痛下决心,打算用全力来推行他的新政。因为外急于要达到这个目的起见,便特地把袁世凯从别的职务上调回来,教他率领一支军马,用护驾的名义,去屯扎在颐和园的四周,意思是要他禁阻太后出园,使伊不致再无中生有的前来阻挠亲政的推行,而这只是暂时性质,依光绪的打算,只要待新政推行得见了相当的功效,便立即把军马撤回来。岂知袁世凯这个富于阴谋的脚色,竟立刻就变了心,他本人对于光绪或皇太后,原没有什么好恶;光绪如果另外派人去监视太后,甚至去杀害太后,他也断不肯行什么阻谏,或发生什么怜悯的感觉。他只是为自己打算。所以在光绪把这个密谕知照他的时候,他的脑神经已在为自己的利害而活动了。他觉得如果他真的照着光绪的话去做,自己虽然也无不相当的好处,但这种好处,必然是很有很限的;于是他就反过来想,要如他不听光绪的话,反把这个密谕去报告皇太后,那就有不同的结果发生了!他既把自己的利害作为中心,当然他就实行了第二个策略,竟借着光绪教他围园的命令之便,悄悄地走去谒见太后。他假装着极忠诚的态度,说自己是奉了光绪的密谕,要来行刺太后,但抚心自问,实觉不忍,所以不惜违背了光绪的旨意,反来告密。他的话虽然是那样的空洞,而且是一些没有实据,但太后竟完全信任了他。于是在当天的晚上,便由他率领了带来的军队,簇拥着太后,用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直入光绪的寝宫。太后这时正在盛怒之处,也不顾什么体统,竟教人把光绪从床上拖了起来,连话都不问一句,立即强迫他签就了让还政权给太后的诏书。这一次生死关头的斗争的结果,皇太后便依旧大权在握,恢复了往日的威风;而光绪可就大大的倒霉了!从此,太后发誓也不肯饶恕他,无论他说什么话,一概置之不理;当然,光绪对于袁世凯这一次的倒戈相向,自必衔之刺骨,饮恨无穷,可惜他终于不曾报得这个仇!当他随着太后给这列黄色列车载着上天津去的时候,袁世凯所赏赐给他的政治犯的生活,已经过了六七个年头了。——其实,后来一直到他死,也不曾恢复自由。

现在,我们看啊!这个囚犯式的光绪皇帝,已走过了他的仇人的面前了!他虽然中有一辆车乘坐,但到了车站,既有那么许多的臣下前来接驾,他怎能一个人躲着不出来呢?他必须郑重地侍立在太后的后面,接受这些人的参拜。记得往日每逢太后看不见的时候,我和光绪随便说话时,往往也听见他说起他自己对于戊戌政变的感想:每次,他总是切齿痛骂这个捏造谎话,构陷他的袁世凯。所以我早就怀着一颗极兴奋的心,打算看看他和袁世凯劈面相逢后的神情。

车子完全停止了。太后那一辆车的车门,居然很适当地停在那一方黄色毛毯的前面;太后大概总是因为袁世凯的面子关系,竟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的走下了车去,凛凛然不可犯的接受袁世凯和他所率领的那引官吏的参拜。我方才不是已经说过,袁世凯所跪的地位比别人特别出一些,因此,他差不多已在太后的脚下叩头了。他磕得很恭敬,而且依着习惯,一般也向光绪叩头,其实,光绪正站在太后的后面,身子挺得很直,另有一种往常所不易见到的威严;可是他脸上的血色,已一些看不见了,白得和死人的面庞一样,嘴唇更是由白而灰,由灰而黑,变得比什么都可怕。一双眸子里,布满了血丝一样的红筋,仿佛将有火喷出来的神气。我可说从不曾在任何人的脸上,见过这样激愤沉痛的表情,要是找一个医生来试验他的心脏的搏击数,必可有惊人的记录发现。我想假使其时的光绪,还有一丝半毫的实权的话,他必不惜任何牺牲,要把这个大名鼎鼎的政治家的脑袋砍下来了!而这一片才铺上去的黄沙上面,也将有几许可贵的鲜血渲染着了。除掉他的气愤填胸的表情而外,光绪并不曾说什么话,手足也不曾动过,他对于这个出卖他的自由的奸臣,显然是十二分的鄙夷:他的过度的冷落的神气,很明白地告诉人家,虽然他的唯一的仇人——袁世凯,已在他面前跪着,但他只当没有看见一样。

袁世凯也未尝不瞧见光绪脸上的表情,但他已明知这个可怜的脚色,决不能再有什么举动,因此绝对不加注意,态度依然极从容,他请过圣安之后,便和太后随便说了几句话;同时,用来作为接驾大典中的一幕的乐队,也开始演奏了,袁世凯所备的乐队却不是中国的古乐,乃是一队很纯粹的西乐队。大概有二十个人,所用的乐器和外国行伍中的铜乐队一样,据说:那一个乐队长乃是由袁世凯花了钱,资送他上德国去专习音乐和作曲的留学生。他的技术,的确很不错,尤其在那个时候,真可说是中国数一数二的西洋音乐家了。他回国之后,便把他所有的时间,全用在教授袁世凯自己所拣选出来的一班少年军官们怎样演奏西乐,想来也已经过去了不少的时候,所以我听他们奏得已很不差了!

袁世凯因为自己是军人出身的缘故,所以特地故意的把这一次接驾的种种仪式,使之尽量的军队化;除却这一队由二十个少年军官所合组成的乐队之外,他还调来了大队的军马,一律顶盔贯甲,端端整整地排列在距离月台约百码左右的所在,向太后遥拜。我真不知道袁世凯要他们来做什么?若说是给太后检阅,却不见正式开操;若说是来保护太后,那也无须如许之多,或者可以说他们的数量尽多,但他们有什么能耐,可以保护太后呢?若说是为着要向太后行礼致敬,那末他们又嫌站得太远了,无论他们磕多少头,太后永远也不会看见。

在这种盛大而庄严的集会上,关于乐队应奏保种乐曲的一个问题,当然必须先于事前排定的。照东西洋各国的习惯讲,逢到有这样类似的礼节,第一套歌曲,必然是该国的国歌。那末就请袁世凯的乐队奏一支中国的国歌吧!但是抱歉的很!那时候的中华帝国,实在从不曾有人理会过国歌是一件什么东西咧!因此,当我簇拥着太后从车上走下月台去的时候,那一班铜乐队竟奏起《马赛里斯歌》来。《马赛里斯歌》便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歌。别的人虽然不知道,可是我和我的妹妹两个人,却早已听熟了,不禁暗暗好笑起来。不过当场却不能直截了当的向太后说明,伊知道了,也许就会教人把那二十一名西乐家(连那队长在内)拖去砍头的。直到后来隔了好几天工夫,我才从无意中提起这一件事来,并且向伊建议,凑早教那些闲得无事可为的大臣们制定一支中国国歌,以免再有这种类似的笑话闹出来。太后听了,很表赞同;但不久又忘怀了,所以一直到满清帝国覆亡也不曾有过一支国歌。

太后当时既不曾知道那一班乐队所弄的玄虚,——用法国的国歌,来欢迎本国的皇太后。——而且还是初次得聆西乐,心上竟觉得非常高兴。待他们把那支《马赛里斯歌》奏完之后,伊就特地教李莲英亲自了马,走去把那所有的乐器,一件一件的取过来,让伊自己去反复的验看着。同时还教李莲英辗转的去询问那乐队长,关于这些乐器的名称,来源,和用法等等的问题。伊虽然是一个纯粹的外行,但伊所发的问题却都很得当,使那乐队长不得不一一从详答复。

奏乐便是这一次接驾大典中的第一个节目,这个节目过去之后,拉着便是各官员纷纷献宝。所谓献宝便是各将自己所备的东西当面贡呈给太后收用。因为臣下贡献什么礼品给皇上或皇太后,乃是一种公开的,而且是必须的报效。不象此刻一般号称“国民公仆”的官僚们,虽然一样也要收受贿赂,但往往鬼鬼崇崇的惟恐人家知道;一私一公,比较起来,真不免令人有今不如昔之叹了。可是就他们做官的本身和利害而论,公开的献宝实在更比私下的行贿来得创巨痛深,大有“十年搜括,一旦皆空”之苦。因为送的东西一经公开,不但已成众目昭彰,而且当场就能比较了好丑来,所以官做得小些的往往为着要端正献给皇上,或皇太后的贡品,而致尽倾十年来宦囊之所积。所以归根结底,这种习惯,毕竟也是弊政之一。就象这一次太后坐着火车上奉天去,路过天津,实在只是一桩小事,接驾虽说是一种尊重的意思,似不可少;但太后本身既没有什么要庆可贺之事,做臣下的何必又要献什么贡品呢?但那天在月台上跪着的四十多们官员,却个个都拚性舍命的购办了许多最好的东西,带来献给太后,一个也不敢少。

要把东西献给太后,自然也不能象寻常人家的馈赠一样的送到了就算数,他们必须依着官衔的高下,逐一由本人把东西捧着,或由他们的亲随代他们捧着,送到太后面前来让伊验看过了才教太监们收下。这一次在天津月台上轮到第一个献东西的自然是袁世凯。他弯着腰,眼睛注视在地上,但神气还是很倨傲,他先朗声向太后奏道:

“奴才蓄有鹦鹉一对,乃是特地打发人从印度那里觅取来的,为的是要贡献给太后赏玩,以见奴才一片孝心。”

一面说,一面他向一个亲随的挥一的挥手,这个人便立刻捧来了一对毛片分红绿两色的鹦鹉来。鹦鹉原是一种很美丽的鸟类,这两头虽然不敢确信它们实是从印度来的,但似乎的确更美丽些,更特别些;它们并不用笼子装着,只在脚上各扣着一条绝细的镀金的短链,让它们并肩枉息在一支式样很好看的树枝上。在这树枝的两端,各有一个白玉琢就的小杯装着,本子里分装着清水和食粮,以供它们吃喝。皇太后一见这件特殊的礼物,心上似乎十二分的高兴;伊还嫌看不清楚,又孝李莲英去接了过来,捧得约莫离开伊两三尺远近,伊这才可以细细地端详了。其时,我们都不由暗暗在好笑,以为这两头鹦鹉只是一种很平常的鸟类,竟值得太后高抬贵眼,如此郑重的去赏鉴它们,未免过于重视了!不料二三分钟之后,它们立刻就显出了它们的特长来,以致于使们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原是那两头中的一头,突然用用极清脆的间调,高叫道:

“老佛爷吉祥如意!”

这一叫,竟把所有的人全颠倒了!尤其是它的咬字正确清脆,听去真象小孩子的说话一般无二,更教人万分诧异。岂知正当群人窃窃私议,惊讶不止的当儿,那另一头忽又喊道:

“老佛爷平安!”

我想袁世凯为着要使这两头小鸟喊出这样清晰的字句来,必然已花了不少的心血,至少限度,必然已教惯养鸟的人,代他花过了不少的心血了!否则就是会叫,也不能象这样的恰好在适当的时候叫起来。但是不久就有人告诉我,袁世凯实在只费了半年工夫,便把这两头鹦鹉调教好了。他原想亲自带上北京来进贡的,后来知道太后此次出巡不久将路过天津,他便特地留下,故意要在万目睽睽之下,显一显他的心思的灵巧,以博太后一笑,其实普通的一般惯于养鸟的人,都能够使它们喊得象这样的清楚,便是要它们什么时候喊,什么时候不喊,也不是怎样值得令人钦佩的好本领。不过太后听了,总道是十分难得的,驵上不由透出了得意的微笑来。可是唯有一个,却绝对值会受这两头小鸟的影响,他不定期是直挺挺地站着,脸色灰白得象死人一样,耳朵里似乎塞上了什么东西,全不曾理会那小鸟所喊的是什么字句——这个人便是光绪!

袁世凯献过东西之后,别的官员也即依次各把所备的献上来,端的是百货杂陈,美不胜收;如其要一一记出来,非得特地备一册草账不可。而其中有大部分乃是吃的东西,不过这些东西都是生的,因为数量实在太多了,如果全烧熟的话,便容易腐坏了。

现在让我把这到站接驾的四十位官员的底细叙一叙:第一位是总督大人,就是袁世凯,他有权可以统辖直隶全省山东,河南各处的军队,因为他掌握着这样强厚的实力,所以无论在名义上,或实际上,他总是站在一个领袖的地位上。以下是抚台,专司一省的民政;再次是藩台(布政使),就是掌理全省财政的人;还有臬台(按察使),他的任务是专司审理一省以内的刑诉事件。这四位虽然很明显地被指定分掌军,民,政,法四种不同的政务,但彼此间的权责,却并没有怎样清楚的界限划定,往往可以互相干涉或互相推诿。不过这些也管不得他们了!总之,在这四十位官员中,他们四位,都好算是最高级的长官了!除掉他们而外,再轮下去,就得让道台称尊了。那时候的一个省分,每划分为几道,一道有一个主持的长官,便是所谓道台。论他们的官级和地位,都和如今各特别市的市长差不多,但严格的讲起来,则又完全不同;因为如今的市长往往要直接和人民接触,那时候的道台,却绝对的不屑顾问民事,他们认为人民是最卑贱的东西,要如一个做大官的人再去直接和民众接触,便是一桩很丢脸的事情,因此把管理民众的责任,一起都卸在隶属于他们的州县官的身上,即使有特别勤于工作的,也只拣几件比较重要些的事情问问而已。

在直隶一省之内,中外还有七位官级和道台相等的官员,他们的人数虽然也有七人之多,但他们的任务却是十二分的简单,一般只是管理鼓铸银币的一件小事,统称为造制厂总办。而且这并不是说因为他们对于鼓铸银币有什么特殊的研究或经验,所以请他们来指导或监督的,只是因为他们要做官,他们的父兄或亲戚,便教他们随便来客串一出了。

这些官员中还有二个更特别的,一个唤做僧纲司。一个唤做道纪司,他们的地位,也和道台相等,可是他们的任务,却和外国的主教差不多,他们所管的只是寺院和僧道。如其朝廷或督抚大人要起建什么盛大的醮台,便由他们出力主持;如其僧道方面有什么不守清规或礼神不虔的行为,便由他们查明究办;如其敕建的什么大寺院有房屋坍毁,佛像剥落的情形,便由他们随时派匠修理,使不失其原有的庄严相;......如此,这位大官便可告无罪于国家了!总括的说一句:这些大官简直个个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浪人;整日夜但知穿着得富丽堂皇的在人民面前装模作样;一面坐享大额的俸给,一面还需要拚命的搜括民脂民膏;而且往往自命不凡,骄傲无比,都把所有的政务,悉数责成他们的属吏,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太后的脾气原是很欢喜调换新鲜的和特别的口味的,自从袁世凯的一班西乐队在伊面前初次出现的一刹那起, 伊就觉得这些玩意儿怪有趣; 再听他们奏了一曲《马赛里斯歌》之后;越发觉得闻所未闻,禁不住有些手舞足蹈起来。因此,伊便绝不客气的向袁世凯借他们一用,要他们随驾同赴关外:袁世凯当然是求之不得,立刻就吩咐那二十一位少年军官收拾好应用的东西,爬上那一列兵车上去,准备出发。太后知道我对于西洋音乐也还略窥门径,至少比别人内行些,因此就教我在伊每次想听他们演奏之前,负责去和那乐队长接洽,如选择歌谱,指定某种乐器独奏等等。那乐队长自己是一个功夫很深的钢琴家,不能说得好一口流利的德国话,在那时候,也好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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