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 没过多久，我们的非法酒店就成了一个私人俱乐部和娱乐中心，厨房的墙上有 一串长长的名单，都是我们的朋友和老主顾。名字的旁边相应地记下了拖久的帐目。 有时候罗伯特和乔治・伊尼斯下午过来坐坐。要不然，我就同奥玛拉和内德就 在后屋的窗前下棋。如果像马西阿斯这样的大主顾登门，我们就跳窗逃到后院，翻 过栅栏，穿过窄窄的胡同，躲到邻街去。偶尔，罗斯梅尔在傍晚的时候来这儿果几 个钟头，和莫娜单独交谈。他为此付给莫娜十块或二十块钱。 如果晚上很清闲，我们就早早打烊，把桌子拼在一起打乒乓球。我们定期举行 比赛。比赛间歇自然要准备些小吃，喝点啤酒、杜松子酒或者葡萄酒。要是酒喝光 了我们就去艾伦大街找些圣餐用的葡萄酒。通常“决赛”是在阿瑟・雷蒙德和我之 间进行。我们的争夺异常激烈。最后我总是故意输给他，因为他总是输不起……一 直到天亮我们才上床睡觉。 一天晚上，罗斯梅尔带来几个哥们儿，都是新泽西司法界、政界的人物。当然， 他们点的东西都是最上等的。 一切都平安无事，直到托尼・莫利尔带着一名漂亮的模特儿进来。不知怎么搞 的，罗斯梅尔立刻对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一是他头发剪得太短，再者，在罗 斯梅尔看来，他过于油腔滑调。罗斯梅尔在里间起身离座，准备寻衅闹事的进候， 我碰巧在招待托尼。当时罗斯梅尔已经酩酊大醉。即便他没喝酒，也是一个讨厌的 家伙。我在一边旁观，心下暗自佩服托尼，面对罗斯梅尔咄咄逼人的攻势，他冷静 回避，而当罗斯梅尔的粗暴无礼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时，我决定出面干涉。 “你最好回到你自己的座位上去。”我口气平静但很坚决。 “你是谁？”他咆哮道。 我强压怒气，不动声色。“我？我是这儿的老板。” 罗斯梅尔用鼻子哼了一声，很不以为然。我抓住他的胳膊把他甩了一个圈，他 大叫：“别动我！” 幸好在这紧要关头，他的朋友们出面来解围。他们像拖一块木头一般把他拉了 回去，然后又向托尼和莫娜道歉。 “咱们一会儿把他们都赶出去。”我对托尼小声说。 “千万别！”他请求道，“这种事我能对付。你知道我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 他认为我是个粗人，所以很恼火。坐下来呆一会儿好吗？来喝一杯。你不必为这种 事烦心。”随后他讲了一通他在一战中的经历――先是当侦察员，后来是间谍。与 此同时，就听罗斯梅尔的声调越来越高，越来越尖。他好像怒气冲天。我招呼内德 和奥玛拉去让他安静下来。 突然，他喊道：“莫娜！莫娜！那个狗崽子在哪儿？我要操她！” 我冲到他的桌前，挥拳就打，下手毫不留情。同时迅速地扫视他的朋友，以防 他们群起反攻，可他们似乎显得惊慌失措，十分窘迫。 “我们得把他赶出去。”我说。 “当然，”其中一个人附和着，“你们干吗不叫辆车把他送回家？他真让人丢 脸。” 内德、奥玛拉和我给他披上外套，把他推到街上。刚下过一阵雨夹雪，地上积 了一层薄薄的雪。没人搀扶罗斯梅尔他根本站不住。内德去找车。我和奥玛拉推推 搡搡把他拽到街角。他骂骂咧咧，自然对我格外没好气。这么一来把他的帽子弄丢 了。“你根本不需要帽子。”奥玛拉说，“留给我们当夜壶算了。”罗斯梅尔勃然 大怒。他极力要挣脱出来，但我们把他抓得很紧，然后突然同时撒手。罗斯梅尔左 摇右晃，一步也不敢迈，唯恐摔倒。我们后退几步，开始围着他轻快地跳起舞来， 还冲他挤眉弄眼、揶揄笑骂。一会儿把拇指放在鼻子上对他猛扇，一会儿又像猴子 一样冲他抓耳挠腮；像小丑一样乱蹦乱跳。这个可怜的家伙气得发狂，一个劲儿地 大喊大叫。幸亏这条街很偏僻。后来他再也忍不住了，向我们猛冲过来。结果一失 足跌进了阴沟。我们把他拉到人行道上，然后又故伎重演，还用他的名字编了一个 小曲儿，把他大大地损了一通。 mpanel(1); 出租车来了，我们把他塞了进去。告诉司机他喝多了，给了一个在哈伯肯的假 地址然后就挥手再见。我们回到酒店里以后，他的朋友们又是陪礼又是道歉。其中 一个人说：“他应该进精神病医院。”然后坚持给每个人叫了一杯酒和一些三明治。 “如果那个平足的家伙再来捣乱，就尽管来找我们。”秃头的政治家说。他递了一 张名片给我，还提到一个贩卖私酒的人，并答应我们尽可以在他那里赊帐。后来又 喝了两杯，都是上等的“苏格兰”酒，可对我来说和马尿差不多。 他们刚离开不久，阿瑟・雷蒙德和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小伙子大吵起来。他非 说那个小伙子对莫娜非礼。这个小伙子叫达菲。他虽然略有醉意，但似乎不失为一 个正派人。“他必须当众道歉。”阿瑟・雷蒙德一再坚持。达菲觉得这个玩笑开得 太过份了。阿瑟再也忍不住了，他起身扭住他的胳膊把他摔倒在地，骑上去把他的 脑袋往地上撞。“道不道歉？”他一再逼问，恶狠狠地把这个可怜的小伙子的头撞 得“嘭嘭”响。最后达菲含含糊糊地道了歉，阿瑟才罢手。店堂里出奇地沉寂，这 令阿瑟很不安。达菲抓起外套和帽子付了帐，一言不发地走出门去。阿瑟独自坐在 桌边垂头丧气，面有愧色。一会儿他也站起来大步走了出去。 几天后，他再次出现在店里时竟变成了乌鸡眼，我们得知那天达菲在外面等着， 把他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奇怪的是，对自己挨的痛打阿瑟似乎很高兴。不打不相 识，达菲和他竟成了好朋友。带着惯有的矫揉造作，他补充说每次一打架他都处于 劣势，因为他不能伤了自己的手。不过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挨打给他的震动非同小 可。他略带一丝怨气说：“好像每个人都对此拍手叫好，也许我是罪有应得。” “也许这件事给你的教训是少管闲事。”莫娜说。 阿瑟没说活。 “还有，你准备什么时候付帐？”她追问。 令人惊讶的是，阿瑟・雷蒙德回答说：“多少钱？”他边说边从兜里摸出一卷 钞票，付清了欠款。 “没想到是吗？”他得意洋洋地环视四周，然后站起身钻进厨房，把他的名字 从名单上抹掉。 “另外，还有一件让你们惊讶的事。”他为每个人要了一杯酒。“一个月之后， 我将举行一个演奏会，曲目包括巴赫、贝多芬、莫扎特、拉威尔、普罗科菲耶夫和 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请你们都去――我请客。可以说，这是我的告别演出，然后 我就去为共产党工作，再也不必为我的手提心吊胆了。这种日子我过够了。我要干 点有意义的事。是的！”他把拳头捶在桌子上，“我和你们没有瓜葛了。” 他缓步走出去时转身说：“别忘了去听音乐会！我会给你们送来楼上前排的票。” 自从阿瑟宣布他的声明之后，酒店的情形急转直下。所有的债主似乎立刻蜂拥 而至，而且不光是债主，还有莫德请来的警察和律师也来索要赔偿金。从一大早送 冰人敲门时就开始了。我们假装沉睡不醒或者躲出去。到下午就有百货店、熟食店 的人或者一两个贩私酒的人来敲前窗，而晚上又会有冒充顾客的送传票者或是便衣 警察，最后房东也开始索要房租，并威胁说，如果不把款付清就把我们告上法庭。 这一切已经足以把一个人逼疯了。有时我们感到厌倦之极，就干脆关上店门去看电 影。 一天晚上，三个老朋友――奥塞奇、奥沙尼斯还有安德鲁斯――带着三个剧院 的姑娘来了。时近午夜。他们都已酩酊大醉。这是好朋友欢聚一堂的一个夜晚。那 几个剧院的姑娘漂亮、嗓音尖利、粗俗异常，她们非要把桌子拼起来，好在上面跳 舞，做大劈叉等各种动作。奥塞奇想象自己是一个哥萨克，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 逗得我们捧腹大笑，可见旧习未改，但他比以往更兴奋。不知什么原因他竟以为自 己是个杂技演员，摔坏了几把椅子，打碎了一些瓶瓶罐罐。我们突然决定去黑人区。 莫娜、奥塞奇和我钻进了一辆车，还有斯巴德・杰森和他的阿拉梅达，阿拉梅达膝 头抱着一只名叫菲菲的小赖皮狗。等我们到那儿时它已经尿了两个人一身，最后阿 拉梅达也兴奋得尿了裤子。 在斯摩尔我们喝着香槟，冲着大块牛排和熟洋葱挥动脏兮兮的刀叉。克伦斯基 博士也参加了聚会，而且好像异常开心。我也不知最后谁付的帐，也许是奥塞奇， 反正回到家时天已经快亮了。我们倒在床上，精疲力竭。刚合上眼就听见艾伦・克 罗姆韦尔敲打窗户求我们开门。没有人理睬他。“是我，艾伦！让我进去。”他一 个劲地喊，声调越来越高，简直是在尖叫。显然，可怜的艾伦已经喝得烂醉如泥了， 最后一个警察过来把他拽走了，照例用警棍亲切地拍了他几下。睡在桌子上的克伦 斯基和奥玛拉都觉得这个玩笑有趣之极，可莫娜却有点儿担心，不过没一会儿我们 都酣然入睡了。 第二天晚上，内德、奥玛拉和我想出一个点子，我们拿着一把四弦琴，坐在厨 房里低吟浅唱，由莫娜去招待客人。那时正逢佛罗里达热，奥玛拉总是贪得无厌， 做梦都想发横财，他怂恿我们和他一起去迈阿密闯荡闯荡，并坚信不出几个星期就 能挣到足够的钱，寄给莫娜，然后开始新生活。既然我们谁也没钱投资房地产，就 得从别人手里弄。我们可以当侍者、侍候人，甚至擦皮鞋。万事开头难，只要能干 起来就行。天公也做美，而且越往南走天气会越好。 奥玛拉的花言巧语总能说得大家动心。 莫娜自然对我们的计划不以为然。我只好答应她，无论我们在哪里我每天晚上 都会给她打电话。只要有一枚五分钱的硬币她的电话费就可以免了，否则，一旦收 到电话费帐单，酒店就得关门，她也得跟着我们受苦。 几天之后，一切准备就绪。不幸的是，在我们启程前两天，房东把我们告上法 庭，我拼命筹钱，哪怕能付清一部分欠款也好。情急之下，我找到父亲一位好友的 儿子，他很年轻，但轮船生意兴隆，我也不知自己怎么鬼迷心窍，竟去求他――就 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我刚一提钱，他就冷冷地拒绝了，甚至还板着脸问我为何偏 偏去找他？他可从来没求过我，是吗？俨然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生意人，过两年肯定 会飞黄腾达了。我忍气吞声，苦苦哀求，最后，蒙他大发善心，被我成功地榨取了 十元钱，我想开一张借条，他一脸鄙夷，傲慢地拒绝了。我回到酒店，觉得羞愧难 当，无地自容，真想放一把火，可是…… 星期六下午，奥玛拉和我动身去迈阿密，偏巧空气潮湿，雪花飞扬――是这个 季节的头场雪，我们计划在伊丽莎白外的高速公路上搭车去华盛顿，在那儿与内德 会合。他自作主张，要乘火车去华盛顿，随身还带着那把四弦琴――以作消遣。 等我们在伊丽莎白外截到一辆车，天已快黑了，车上的五个黑人全都醉醺醺的。 司机不知怎么，把车开得飞快，不久我们就发现车上装满毒品，联邦警察正在追踪， 可他们为何把我们捎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一直等快到费城，我们被甩下，才长 长呼了一口气。 雪越下越大，狂风呼啸，寒冷刺骨，更糟的是，这时已显然一片漆黑，我们走 了好几英里，冻得牙齿打颤，才到了一个加油站，又等了好几个钟头，才搭上又一 辆车，只能到雅明顿，我们只好住宿在那个荒凉的鬼地方。 我如约给莫娜打了电话，她足足说了十五分钟，接线员一个劲儿提醒，“已经 超时。”她那边前途未卜；第二天就要出庭了。 挂上电话，我感到心灰意冷，真想立即转身回去。 “别这样。”奥玛拉说：“别灰心，你了解莫娜，她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我心里也很明白，可仍提不起精神。 “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我说：“争取三天赶到迈阿密。” 第二天正午时分，我们与内德会合，他住在每晚一美元的一家破旅馆里，那房 间就像高尔基在《夜宿》里描写的那样，窗户破了大半，有些用破布塞住，有些糊 上报纸。 水龙头不滴水，床上铺着草垫子，弹簧毫无弹性，到处挂着蜘蛛网，浓重的灰 尘味，呛得我们直咳嗽，这还是一座为白人开的旅馆，而且还在我们伟大的首都！ 我们买了一些奶酪、葡萄酒、萨拉米香肠、一长条面包、一些徽榄，然后过桥 进入弗吉尼亚，跨过州界，在一棵枝繁叶茂的树下，我们饱餐了一顿，在温暖的阳 光下，舒展四肢，吞云吐雾，还高歌一曲――找朋友。 我们情绪高涨，昂首阔步地出发了，南方的景致极好――阳光明媚，幽雅动人， 令人心旷神恰，完全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到了南方，总是令人欢欣鼓舞。在马里兰，穿过一长串敞篷车，一切都变得温 柔。当你来到弗吉尼亚，毫无疑问就是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人们彬彬有礼，温 文尔雅，庄重大方。这个州孕育的总统为数最多，至少也是最杰出的，它时至今日 仍是人杰地灵。 我曾离开纽约数次，只要把自己和所厌恶的城市之间拉开距离，就不会在乎将 要去往何方。到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去，穿过弗吉尼亚时，就像重温一部熟悉的交 响乐或四重奏的主题，偶尔，因为留意小镇的风貌，我会停下来，力图找份工作， 当然从未如愿，也许会逗留一段时间，极力想象在那儿安度余生，而饥饿总是将我 从幻想中逐出。 从华盛顿到洛亚诺克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我们是三个人，无人愿意让三个流浪 汉一起搭车，尤其还是来自北方。晚上，我们决定最好分散行动，我们查了地图， 决定第二天晚上在沙罗特的邮局会面，计划完成得相当圆满，我们先后到达，相差 不过半小时，这回，我们又改变了计划，因为内德已和那个司机说好，可以直达迈 阿密，我们决定，下次在杰克逊威尔会面，奥玛拉和我一道，内德独自上路。第二 天细雨霏霏，天刚亮，我们就等在沙罗特外的高速公路上，过了一个多小时，仍无 人理睬，我们厌倦已极，决定挡在路中央。这一招竟然奏效，车子“嘎”的一声停 了下来。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司机喊。 “想搭个顺路车。” “你们去哪儿？” “杰克逊威尔。”车门开了我们钻进去，又上路了，风驰电掣一般，开始司机 一言不发，后来终于开了口――“幸亏没撞着你们。”我们没吱声。“我不知道我 会不会开枪，或者把你们撞倒。”他接着说，奥玛拉和我对视了一下，“你们从哪 儿来？”他问，“干什么的？”我们一一作答。开始他有些疑惑，最终还是相信了， 随后他慢悠悠地痛苦地讲述了真相，他在一个酒吧，因酒醉后争吵，误杀了一位朋 友，出于自卫，他用瓶子敲了他的脑袋。他失魂落魄，惊慌失措地从酒吧里跑出来， 跳上车，一溜烟儿地跑了，身上揣了两支枪，准备一旦受阻就开火。“你们算是死 里逃生。”他说。 过了一会儿，他坦言要去坦帕，安安稳稳地在那儿避一避，至少他自己这么认 为。“也许我会回来，听天由命，但我得先静下心来。”并一再说，“这不是我的 错，我根本不想杀他。”他忍不住哭了，像个孩子一样。 停车吃午饭时，他坚持付帐，晚饭也是如此，在美肯，我们要了一个双人房间， 又是他掏的腰包。大厅偏僻的角落里，红灯下，摇椅上端坐一个妓女。我们一边把 朋友的手枪和钱包一并放在梳妆台上，一边平静地谈论，谁先拿到这些谁就是幸运 儿。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出发了，我们的朋友本可似径直去坦帕，但他坚持先把 我们送到杰克逊威尔。不仅如此，还硬塞给我们十元钱――祝福我们交好运。 “你们最好先了解一下情况。”他提醒道。“我有种预感，这股热已过去了。” 我们互相道了珍重，目送他远去，心中揣测他几时会被捕。他是个单纯、诚恳、善 良的职业机械工，对于这种人，人们会说――“他连一只苍蝇也不会伤害。” 遇到他真是三生有幸，除去他给的十元钱，我们还剩四元，内德拿着大半钱款， 忘了分给我们。等我们如约到了邮局，他已在那儿等了两个多小时了，在沙罗特捎 上他的司机，虽与他素不相识，但仍一直把他送到目的地，支付饭钱，而且与他同 住一个房间。 总之，我们吉星高照，接下来就该大显身手了。 可是不久，我们发现，杰克逊威尔到处挤满了像我们这样可怜的傻瓜，来自全 国各地，如果明智，就应立即回转身，踏上返乡的漫漫长路了，可出于骄傲，我们 决定，再逗留一段时间。“肯定能找到点活儿。”我们相互鼓励，然而，不仅没工 作，甚至连睡觉的地方也无处寻觅，白天我们在基督教青年会四周转悠，那儿特设 了一个救世军收容所，没人想方设法地找工作。大家都在等着家乡亲人的信或电报， 盼望着一张火车票、一张汇票，或干脆就是一张钞票。如此数日，我们露宿公园 （直到被警察带走），或者睡在监狱的地上。那里已经挤了一百多人，报纸裹身， 污秽满地。有时，我们溜达到邻村，试图找份工作，只要能填饱肚子。有一次我们 三十六个小时没吃东西，为了找工作走了八英里路，然后又空着肚子走回来，脚步 蹒跚，饥肠辘辘，精疲力尽。像印第安人一样，我们排成一纵行，垂头丧气的。晚 上，我们想住在收容所，可是不行，根本无立锥之地，我在厕所上吐下泻，疼得晕 了过去，奥玛拉和内德不得不把我搀出来，我们一步一步挪到火车站。在那儿，货 车装满了运往北方的烂水果。偏巧这时，碰上一个巡警，用枪顶着我们的后腰，生 把我们赶了出来。甚至不许我们捡几个掉在地上的烂桔子。“滚回去吧！”他呵斥 道。 万幸的是第二天内德遇到一个名叫福莱彻的古怪老头儿，还是他在纽约的广告 生意中认识的。是搞广告、橱窗设计的，拥有一个他所谓的“工作室”，尽管已破 旧不堪。他答应为我们提供晚餐，好像是要庆祝其银婚纪念，为此，还特意把妻子 从精神病院接了出来。 “可能不会尽如人意。”他告诉内德，“但我们尽力而为。她温柔可爱，一点 儿不会伤人，她这样已经有十五年了。” 那一天真难熬，我一直懒洋洋地呆在青年会，养精蓄锐，大家都在打牌、下棋 消磨时光――但禁止赌博。我阅读报纸、基督教箴言杂志和所有无聊的文章。即使 此刻纽约发生暴乱，我也毫无兴趣，我只有一个念头――食物。 第一眼见到福莱彻，一股怜悯之情油然而生，他年近七十。淡蓝色的眼睛，大 胡子像布法罗比尔一样。 墙上是他的作品――都是旧作。那时，他为杂志封面画小马驹和牛仔，报酬丰 厚，而如今，只能靠微薄的养老金维持生活，他仍希望有一天能被委以重任，他时 常为一些商人画小商标换几个钱。能在南方安家他很满意，至少气候宜人。 令我们惊讶的是，他竟拿出两个酒瓶；半瓶杜松子酒和一点儿裸麦酒，我们用 一个柠檬、一些桔子皮和大量的水把他的存货扩充了好几倍，他的妻子在里间休息， 福莱彻说。“等吃饭时再叫她。”“这对她无关紧要，”他说：“她有自己的天地， 已经根本不记得我了，所以不必为她的言语感到惊讶，她平时很安静――而且你们 会见到，她非常可爱。” 他开始布置餐桌，盘子已经残缺不全，餐具是锡铁的，没有桌布，在桌子的中 央他摆了一盘花，“只有冷盘，”他略带歉意，“不过可以填饱肚子。”他端出一 盆土豆色拉、一些硬奶酪、波隆那腊肠和肝肠、一条白面包和人造黄油，还有几个 苹果和花生做点心，但不见一个桔子，最后他给每人摆了一杯水，再煮上一壶咖啡。 “一切准备就绪。”他望了望里屋，“稍等片刻，我去叫劳拉。” 我们仨默默地站着，能听到他轻声细语地把她从睡梦中唤醒，并扶她起身。 “好了，”他说，强忍泪水，拼命挤出一丝笑意。“这是我的朋友们――也是 你的朋友，我们共进晚餐，这多好啊。” 我们依次与其握手。含着眼泪，举起水杯，向他们的银婚表示祝贺。 “好像又回到了过去，”福莱彻说。看看他那可怜的神经错乱的妻子，又看我 们。“你还记得吗，劳拉？好多年以前，我在村子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工作室呢。那 时候我们也并不富裕，是吗？”他转向我们，“我不会冠冕堂皇，尽管今晚我很想 这样，我的习惯都丢了，但我想说，能和你们共享这次庆祝，我感激不尽，如果只 有我们俩，就太凄惨了。”他又转向的妻子。 “劳拉，你知道吗？你还是那么美丽动人。”劳拉幽幽抬起头，微微一笑。 “你们不知道吧，劳拉曾是纽约有名的美人，是吧？” 我们风卷残云，顷刻就把所有的食物消灭得一干二净，包括苹果、花生和一些 变质的饼干，这是福莱彻在找罐装牛奶时无意中翻出来的。喝完第二杯咖啡，内德 取出四弦琴，劳拉也跟着我们放声歌唱，都是些家乡小调，如“噢，苏珊娜”、 “牛蛙端坐铁轨上”、“安妮・劳瑞”、“老黑乔”……突然福莱彻站起来，唱了 一首“迪克西”（南部同盟军的军歌）。他慷慨激昂，最后还喊出了叛军的口号、 劳拉很欣赏，要他再唱，于是，他又唱了一首“阿肯色的流浪者”。一曲终了还跳 了一段基格舞，上帝啊！不过我们都非常喜欢，这是真情流露。 一会儿工夫，饥饿又向我袭来，“是否还有一些剩面包？我们可以做法式薄饼。” 我们仔细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只翻出一些发了霉的面包干，把其浸泡在咖啡 里，使我们又有了精神。 如果不是目光呆滞，根本看不出劳拉神经异常。她吃得津津有味，还兴高采烈 地唱歌，并对我们的幽默和俏皮话报以会心的微笑。过了一会儿她像孩子一样沉沉 入睡。我们把她抬进卧室，放在床上，福莱彻就伙身亲吻她的额头。 “稍等片刻。”他说：“我去邻居家看看，说不定还能再要点儿杜松子酒。” 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半瓶波旁威士忌和一小袋蛋糕。我们又煮了一壶咖 啡，斟了酒，开始聊天，不时地往大火炉里添一块木头，这是我们在杰克逊威尔度 过的第一个舒心愉快的夜晚。 “我刚来的时候也和你们一样窘迫，”福莱彻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适应…… 内德，你干吗不去报社？我有一个朋友在那儿做编辑，也许他能帮你找份差事。” “可我不会写文章。”内德说。 “嗨，亨利可以替你写呀！”奥玛拉说。 “你们俩都去吧。”福莱彻说。 一想到能找到工作，我们都兴奋地在屋子中央乱蹦乱跳。 “我们来唱那支找朋友的歌吧。”福莱彻恳求道，我们一起哼了起来，但尽量 压低声音，唯恐惊醒劳拉。 “不必为她担心。”福莱彻说。 “她睡着时像一个天使，其实她就是一个天使，我很清楚她为何如此，她与我 们的世界格格不入。有时我想她之所以如此，是上帝赐予的。” 福莱彻向我们展示他的作品――都收藏在一个大箱子里，还算不赖，至少他是 一个国际象棋好手，年轻时他曾游遍整个欧洲――巴黎、慕尼黑、罗马、布拉格、 布达佩斯、柏林，还曾荣获一些奖项，小有名气。 “如果能复生，从头再来，”他说：“我就要周游世界，你们这些年轻人为什 么不去西方？那里有更大的空间。” 那晚，我们睡在福菜彻的工作室的地板上。第二天上午内德与我去了报社。三 言两语我就被打发掉了，而内德却得了一个机会，写几篇文章。其实，这活儿还是 我来干。 我们只有勒紧腰带，一心一意等待发薪日。只剩两个星期了。 当天，奥玛拉带着我去找一个爱尔兰牧师，曾有人向他提供了地址。开门的修 女态度十分冷淡，进了院子，我们看到，那位好牧师正要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奥 玛拉上去搭讪，作为回应，从神父嘴上叼的哈瓦那雪茄中，喷出一股浓烟。“快走 开，别捣乱。”神父屈尊甩出这么一句。 晚上，我独自徘徊，路过一个犹太教堂时，听见里面正在唱赞美诗，优美动听， 就走进去，坐在一个很偏僻的角落里。礼拜一结束，我就走上前，强拉住神父。我 想说：“神父，我的处境很糟糕……”可他脸色阴沉，全无一丝笑意。我简述情况， 求他给些食物或餐券，如果可能，再提供一个住处，我还没敢说出我们是一行三人。 “可你不是犹太人吧？”牧师眯缝起眼睛，好像看不清我的相貌。 “不是，可我饿坏了，我是什么人这有什么关系呢？” “你干吗不去天主教堂？” “我去了，”我说。“再说我也不是天主教徒，我只是一个异教徒。” 他勉强写了张字条，让我去找“救世军”，我立刻奔到那儿，可得到的答复却 是没有地方。 “能给我点儿吃的吗？”我恳求道。 我被告知，几个小时之前食堂就关门了。 “什么都行。”我对桌前的那个人仍抱一线希望。“有没有烂桔子，或烂香蕉？” 他诧异地看着我，无动于衷。 “能给我一毛钱吗？――就一毛钱。”我又恳求道。 他厌恶地掏出一枚硬币，扔给我，“现在滚吧！”他说。“你们这些无赖，趁 早回北方去吧！” 我没有二话，转身就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卖报的，他脸上友善的表情令我鼓 足勇气上前搭讪。 “你好！”我说：“生意怎么样？” “还不赖，你从哪儿来？――纽约？” “是啊，你呢？” “泽西市。” “幸会！” 一会儿，我就从他那儿要来几张报纸，沿街叫卖，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才把它们 处理掉。尽管如此，毕竟还是挣了几个钱。我奔国青年会，发现奥玛拉报纸掩面， 正躺在大扶手椅上呼呼大睡。 “我们去吃点儿东西。”我说。 “好啊！”他一脸嘲讽。“咱们去黛尔摩良克。” “是真的，我挣了点儿钱。可以喝点儿咖啡，吃点儿面包圈。” 他霍地站起来，抬腿就走，路上，我讲述了经过。 “我们去找他。”他说，“这家伙看来是个朋友。从泽西市来的？太棒了！” 他的名字叫穆尼，他匆匆干完活，和我们一起去吃东西。 “你们可以睡在我那儿，我还有一个沙发，总比监狱强。” 第二天，将近中午，我们按他的指点，到报社后面去领一捆报纸。自然是穆尼 垫的钱，大约有五十个孩子已在那儿争先恐后地挤来挤去，我推开众人，挤到窗前。 突然我觉得背上有个东西在爬。是一个小黑孩儿，想踩着我的脑袋去拿报纸，我把 他弄下来，可他却从我的两腿之间钻了过去，孩子们哄堂大笑，我也只好跟着傻笑。 很快我们领完报纸，行进在大街上，然而，让我开口叫卖真是比登天还难，我试着 把报纸塞在行人手里，但收效甚微。 当穆尼走过来时，我正呆立在那儿。“卖报纸不能这样，瞧我的。”他转身挥 动着报纸，嚷道：“号外！号外！全是……”我极力想听清这一特大新闻，可总是 抓不住那几个关键字眼儿。我打开报纸，翻到头版，却根本没有什么头条新闻。其 实，一条新闻也没有。 “随便喊。”穆尼说。“只要扯开嗓门，别总站在一个地方，要来回走动。如 果想在下一版报上市之前把这些处理掉，‘就得抓紧时间。” 我使出浑身解数，走大街，穿小巷，一会儿又进了公园，而总共才卖掉三四张， 我把报纸往地上一扔，坐在长椅上看池水中的鸭子嬉戏，所有的老弱病残都出来晒 太阳了。公园好像成了老兵之家疗养所。一个怪老头向我借报纸，说是要看看天气 预报，结果是从头至尾读了一遍，我等在一旁，昏昏欲睡，报纸一送还，我就忙把 它整整齐齐地叠好，还其崭新原貌。 我走出公园时，被一个警察叫住买报，几乎把我吓个半死。 等到下一版报纸出来时，我只卖了七张，我找到奥玛拉，他比我稍好，可也强 不了多少。 “穆尼该失望了。”他说。 “我想也是，我觉得咱们不是这块料，这是孩子们干的活儿，也适合穆尼这种 人。” “你说得对，亨利。” 我们又去喝咖啡、吃面包圈，总比没有好，抱着大捆报纸，走了半天，令人胃 口大开，真不知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下午我们又碰到了穆尼，为我们的无能表示歉意。 “好了。”他说。“我明白，给你们五元钱，看能不能找点儿别的活干，你们 不适合干这个。晚上我们在餐馆碰面好吗？”他一转身，匆匆跑了，还没忘记挥挥 手。 “真是个好人。”奥玛拉说，“上帝！现在让我们看看，能找到什么活，走吧！” 我们昂首阔步往前走，一点儿也没考虑找什么活儿，怎么找。过了几个街区， 碰见一个小伙子，向我们乞要一毛钱。 他是费城的矿工，像我们一样被困住了，吃了东西，我们开始交流思想，“怎 么样，”他说。“今晚咱们去红灯区好吗？只要有钱买酒，就一准受欢迎。不一定 非得和姑娘们上楼，反正那儿又舒适，又惬意――还能听音乐。总比在‘停尸房’ 强（青年会）。” 晚上，几杯酒下肚，他问我们是否已改变宗教信仰。 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解释说：“有几个家伙总在‘停尸房’周围转悠，想为教会争取几个信徒， 甚至连摩门教也撒了网，遇到这些人，你就一脸天真，假装特别感兴趣。如果他觉 得你上钩了，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蹭一顿饭，你们不妨一试，我已经干过一回，所 以不灵了。” 我们在妓院呆了很久，姑娘们搔首弄姿，在面前走来走去，后来只得放弃。 “她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朋友说，“得过且过，尽管如此，还是有几个模样 不赖，是吧？” 我们品头论足，这些可怜的姑娘，看上去比救世军的女士们还修。她们嚼着口 香糖，哼着歌，吹着口哨，竭力作出勾人魂魄、妩媚迷人的样子，还有一两个打着 哈欠，睡眼惺松。 “至少她们能填饱肚子。”奥玛拉说。 “是啊，也许吧！”朋友说。“我可宁肯饿肚子。” “我不知道，”我说。“如果，被逼无奈……，如果我是个女的……没准我会 挺而走险，不过我得做点儿准备，至少吃得胖点儿。” “你要是这么想，”朋友说：“那你就错了，干这个无须很胖，我知道是怎么 回事。” “那她呢？”奥玛拉手指一个肥胖的女子。 “她天生就那么胖，再说，还是个酒鬼。” 夜半，我们漫无目的地游荡。我开始惦记莫娜。自从我们离家，只收到她的一 封短信。她不擅于写信，而且也不擅于表达，她只说，财产要被没收了，然后会怎 样？我不知道。 第二天，我在青年会转来转去，希望甚至祈盼有人对我下手，我已做好准备， 皈依任何宗教，哪怕是摩门教，然而无人理睬，傍晚时分，一个绝妙的主意突然冒 了出来，简单之极，真纳闷为何早没想到，话又说回来，情急才能生智。 什么主意？就是挨家挨户地到每个商店去要那些准备扔掉的食品：剩面包、烂 水果、变质牛奶……我压根没意识到，这个想法和圣弗朗西斯的乞讨术多么相似， 他也是讨些别人不吃的东西，当然，区别在于他是为履行使命，而我只为充饥，这 有天壤之别！ 简直像变魔术。奥玛拉和我分兵两路。一会儿工夫，就满载而归。我们飞奔到 福莱彻家，找到奈德，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其实，我们要来的残羹冷食，远非难以下咽，以前，无意之中，我们也吃过臭 肉，而这些蔬菜只需略做挑捡，剩面包一烤，香味扑鼻，酸牛奶拌上烂水果，就成 了美味佳肴，对于一个苦力来说，这就算盛宴了。唯一遗憾的是，没有酒，无法把 噎在嗓子眼儿的硬奶酪顺下去。好在还有咖啡和炼乳，我们兴致勃勃地狼吞虎咽。 “真糟糕！忘了叫上穆尼。”奥玛拉说。 “谁是穆尼？”内德问。 我们略述经过，内德张大嘴，听得目瞪口呆。 “上帝啊！亨利。”他说。“简直难以置信，我就一直坐在报社前面楼上，以 我的名义刊登你的文章――而你却在卖报，我得跟尤里克说说这事儿。对了，你看 到自己写的文章了吧？他们认为相当不错！” 我早把文章忘得一干二净了。可能在青年会时，迷迷糊糊地看了，但压根儿没 意识到是自己的手笔。 “亨利，”福莱彻说。“你应该回纽约去，这些小伙子可以在这儿消磨时光， 而你得另当别论，我有种预感，你肯定会有所作为。” 我的脸刷地红了。 “行了，”福莱彻：“别害臊。不知你将来会成为圣人、诗人，还是哲人，但 勿庸置疑，你颇有才气，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你尚不陈腐，我感触最大的就是你 的忘我精神。” 内德原本就于心不安，对福莱彻的话举双手赞成，“只要我拿到钱，亨利，” 他说：“你就可以乘火车回去，起码我能做到这一点，奥玛拉和我还是留在这里， 是吧！特德？你是老手，十岁起就出来闯荡了。” 奥玛拉乐了。现在他已不愁吃喝，所以精神抖擞。 另外，还有穆尼这个机灵鬼，他们俩在一起，能想出许多鬼点子。 “可谁来写文章呢？” “我早想到了，”内德说。“下星期，他们安排我去干版面设计。这是我的拿 手好戏，这回，我可真的要挣钱了。” “也许还能接我的班。”福莱彻说道。 “我也这么想。”内德说。“如果奥玛拉能解决吃饭问题，我就负责其余的事， 再过几天就发薪水了。” 晚上，我们又睡在福家。我彻夜未眠，不是地板太硬而是因为莫娜。现在我归 心似箭，于是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天快亮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也许可以向老头 借点儿钱，哪怕只是部分路费，只要能到里奇蒙德就行。 一清早，我去邮局拍了电报，傍晚时分，钱就寄来了――是全程的路费，我又 向穆尼借了五元钱作饭费。当晚就动身了。 一上火车，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不出半小时，就把杰克逊威尔完全抛到了脑后， 能睡在软卧上是多么惬意！真奇怪，我又开始创作了――在脑子里。真的，我真想 立即奔到打字机前。距离上次写作好像已经隔了一个世纪……我朦朦胧胧地设想与 莫娜的未来，心下释然。坐在舒适的车厢里，怀惴五元钱――感觉美妙之极，也许 我正蒙一位守护天使垂青，我想起福莱彻临别时的话，我真的有才气吗？当然，可 我得证明这一点，不管怎么说，我仍为有这么一段悲惨的遭遇感到庆幸。“经历是 无价之宝。”我不停地对自己唠叨。有点儿傻乎乎的，一会儿，便安然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