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垮掉的一代 玛丽琳・科菲 想像一下1959年的我：22岁，住在内布拉斯加州（我在那里已差不多过完了我 的今生），租了我第一间寓所，开始靠给《晚报》社会专页撰写头条谋生，养息着 我那颗因发现自己将不能像妈妈和灰姑娘一样结婚、幸福此生而受伤的心。我是所 谓“沉默的一代”的成员，我们中的很多人都默默无闻，40到50年代，在麦卡锡和 朝鲜战争的余波里，无声无息。这对于一个想成为作家的女性来说是一种奇怪的情 形。我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受到新闻和写作的训练，在校报担任政治记者，把约瑟夫 ・康拉德的名言“一个作家首先要让读者明白”作为自己写作的准则。我实践着观 察的美的艺术，让自己处于事件的边沿，在心里把形象转化为文字；除此之外，食 和色是我课外的偏好。我极为困惑的是至今我还住在内布拉斯加。那时，这个州对 我来说就是虚伪和生活沉闷的象征。我相信，在习惯的中西部微笑的背后，著作出 判断就像《圣经》里耶和华的判断一样苛刻，但又要依据那种判断。因此，生活似 乎基本上是一个小心行事的问题，这是我尤其不能接受的，也是我最憎恨的。 接着我有机会读到凯鲁亚克的《在路上》 （OntheRoad）我急切地把书读完， 其语言就像是从凯鲁亚克的笔端流出的一样快速地注入我的血管：一串串文字毫无 停顿地流出。我读得那么快，我几乎还没有领会到其中意义的一半，但它描写的生 活状态我完全理解，尽管对于一个生长在保守的中西部的青年女性来说，它是陌生 的。哇！那文字就像是连发射出的子弹一样击穿了我。我完全被剥开了，变了一个 人似的。我马上出去，给自己买了一瓶有稻草包装的意大利勤地酒，一支蜡烛和一 叠纸。然后我回到家里，在稍有醉意的状态下，开始秉着烛光写了起来，潦草地在 纸上尽可能快速写着，直觉地按照凯鲁亚克那下意识的散文风格写了下去。忘记了 我在大学里的课程。这部小说解放了我，正像它解放了我这一伙中物很多人一样。 那里有一种对自我的瞬间的认识。自从1948年我开始写作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可以 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了。显然凯鲁亚克已经感到了这种写作的自由；我为什么不 呢？在这些值得祝福的天真的前女权主义的日子里，我感到了人人平等。 凯鲁亚克的影响是持久的。在诸如牙洞里塞了黑色巧克力这种轻松的麻烦中， 我反复研究他，最后写了一篇日记的开头：“在你对《在路上》的解释中，你出了 一个错。他的人物不是逃避生活，也不是逃避某种事物。他们在探索比寻求圣杯更 深层的精神。 ”正像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所说，凯鲁亚克是“用 天使的眼睛”在看，与康拉德正相反。 到了9月份， 正像关于他的批评家们所看到的，我对凯鲁亚克的弱点有了充分 的认识。我写道：“即使凯鲁亚克只提出了一种观念――我喜欢有激情的人――我 觉得我也会成为他的一个忠实的信徒。虽然我必须同意作为一个作家，凯鲁亚克的 行文结构松散，材料组织欠妥；但我感到他有必须对这一代人讲的话。实际上早就 应该讲出来。” “听：‘人呀，有这么多事要做，这么多东西要写！怎样开始把它都写下来， 毫无修改的约束，文学的戒律，语法的担心……” 然而，我的生活和凯鲁亚克人物的生活差别太大，我几乎都接受不了。“我必 须承认我今晚处于接受男人（凯各亚克） 的极佳状态”，我在9月14日写道。“今 天下午，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的老板吉尔告诉我将长期地在社会版工作。啊，我有 点发晕。思想让我安静下来，即使我知道这一天会来。但是太快了，太快了！我甚 至还没有机会去学习市场版，名义上是因为我是个女的，去他的。在这个国家里生 来有点头脑和胸怀就是一种罪过。我像以前一样情绪低落，甚至都不能工作。整个 下午我都在为社会专栏写稿，梦想有一天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些枯燥、枯燥、枯 燥的日常琐事。 我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波劳（Bourbon）大街，穿着我的蓝色的牛仔 裤，重重的鞋子，带口袋的恤衫，红色的汗衫和皮手套。我是说我去旅游了。从路 易斯安纳到佛罗里达，在海边盘桓，尽情地放松自己”。 凯鲁亚克无疑使这次冒险的旅程浪漫化了。我尽可能地追寻着他的足迹。从内 布拉斯加，我去了丹佛，在灰狗公共汽车上，我转向一位女友，闭着眼睛，胳膊伸 展出去，在一幅巨大的美国地图前。她指了路，我们又上路了――去新奥尔良，最 后越过德克萨斯到西海岸，沿着海岸向上到了俄勒冈的波特兰，从那儿去纽约。像 放弃堪萨斯去纽约的桑德斯一样，我手中带了一本《在路上》。 但凯鲁亚克也没有使我对金斯堡有所准备。金斯堡《嚎》（HOWI）的开头几行 像一个火球在我的脑海里炸开了。又一次，素材是完全陌生的：我曾听说过海洛因 这种东西可以让人上瘾。但这里的语言在另一个水平上打中了要害。难道我没有看 到我这一代的优秀分子被顺从给毁掉了？难道我自己没有在天亮时分嚎叫么？在黑 色的大街上，毫无疑问我了解他要描写的灵魂的黑暗。 接着，我又遇上了莫洛克（Moloch）；我曾查找他的资料，发现似是一个神圣 的人物，有的父母愿意为了他牺牲自己的孩子。随后的文字在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 恐惧感，就像我在金斯堡那赞美诗般韵律的重复中体会到了一种魔力一样，我又深 陷了一层。这次阅读就像是聆听音乐，在某些感官的水平上彻底地满足。我最后一 次克制了一下，发现自己完全被迷住了。我不知道卡尔・所罗门对他来说是谁，但 在另外某一更深的层次上，我知道！我知道！电流流遍我的全身，我晕了。 “那是圣灵来到你的身上”。如果你写，就写凯鲁亚克吧。现在我从来没有这 么多地理解过他写的东西。我对着自己的圣灵放松自己，圣灵似乎会永驻我心，虽 然我不再是一个基督徒。从我11岁时就一直与我同在的写作的冲动似乎有了一种更 明确的形式，更加热切，以各种我永远无法预见的方式在我周身涌动，穿行。我决 定完全放任它。 但金斯堡的打动我，不仅是作为一个作家；他还以一种人的方式吸引着我。由 于我曾受到既鲁亚克很深的影响，所以很难想像我想与他会见。我了解他，不管我 们一起上床还是我被冷落，甚或写下来。但金斯堡就是另一种情形。一方面，他是 个同性恋者，所以允许性文被置于一旁；另一方面，他似乎很容易上手，我发现他 确实如此。 作为沉默的一代的一个分子，我曾爱上“垮掉的一代”，那群福斯塔夫式的一 群小胡子的男孩。不仅有金斯堡和凯鲁亚克，还有麦克科鲁尔（Michae Mcclure）， 我看到后者的《小胡子》是在纽约制作的。他重新塑造了让・哈洛和比利仔的形象， 给我们留下一个“明星！ 明星！明星！”的传统。科尔索（Gregury Corso）在舞 台上那不同寻常的滑稽与幽默，没有一次不让我开怀大笑。虽然有人说他不好，我 却喜欢。“诚实”是他在我眼里的形象，“反知识分子”是批评家们的指责。但与 其说这些老兵反对知识分子不如说他们倡议一个新的知识界。“有激情的思想才有 力量”，我在1959年写道，毫无疑问垮掉的一代的思想就很有激情。 我已年迈了，我已经观察到“垮掉的一代”中派生出大批的好皮士，正像放荡 不羁的文化人曾经大批成为“垮掉的一代”一样，我在耐心地等待这一强烈的冲动， 这一超凡的重任，在美国文学中的再一次体现。它可以回溯到惠特曼、爱默生和梭 罗，与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交织在一起。啊！多么选人！生活就是这样前行！生活 就是这样拒绝被抛弃！ （张振成译） ---------- 图书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