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法里德警告过我。他警告过，可是，到头来，他不过是白费唇舌。 我们沿着弹坑密布的道路，从贾拉拉巴特，一路蜿蜒驶向喀布尔。我上一次 踏上这条征途，是在盖着帆布的卡车中，往相反的方向而去。爸爸差点被那个嗑 了毒品的、唱着歌曲的俄国兵射杀――那晚爸爸真让我抓狂，我吓坏了，而最终 为他感到骄傲。喀布尔到贾拉拉巴特的车程非常崎岖，道路在山岩之间逶迤颠簸， 足以震得人们的骨头咔咔响。如今沿途景象荒凉，正是两次战争遗下的残迹。二 十年前，我目睹了第一场战争的一部分。路边散落的东西无情地提醒着它的存在： 焚毁的旧俄军坦克残骸、锈蚀的倾覆的军车，还有一辆陷在山脚被撞得粉碎的俄 军吉普。至于第二次战争，我曾在电视上见过，现在正透过法里德的眼睛审视着 它。 法里德驾轻就熟地避开那条破路上的坑洞。他显然是个性情中人。自从我们 在瓦希德家借宿之后，他的话多起来了。他让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说话的时候 看着我。他甚至还微笑了一两次。他用那只残废的手熟练地把着方向盘，指着路 边座座泥屋组成的村落，说多年以前，他就认得那里的村民，他们中多数不是死 了，就是聚集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而有时候死掉的那些更幸运一些。”他说。 他指着一座遭受祝融之灾的小村落，现在它只是一些黑色的墙壁，没有屋顶。 我看见有条狗睡在那些墙壁之下。“我在这里有过一个朋友，”法里德说，“他 修理自行车的手艺很棒，手鼓也弹得不错。塔利班杀了他全家，放火烧掉这座村 子。” 我们驶过焚毁的村子，那条狗一动不动。 曾几何时，贾拉拉巴特到喀布尔只要两个小时的车程，也许多一些。法里德 和我开了四个小时才抵达喀布尔。而当我们到达……我们刚驶过玛希帕水库的时 候，法里德便警告我。 “喀布尔不是你记忆中那样了。”他说。 “我听说过。” 法里德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听见和看到不是一回事。他是对的。因为当我 们最终驶进喀布尔，我敢肯定，绝对肯定，他一定开错路了。法里德肯定见到我 目瞪口呆的表情，也许在累次载人进出喀布尔之后，他对这种久违了喀布尔的人 脸上出现的神情早巳习以为常。 他拍拍我的肩头，“欢迎你回来。”他忧郁地说。 废墟和乞丐，触目皆是这种景象。我记得从前也有乞丐――爸爸身上总是额 外带着一把阿富汗尼硬币，分发给他们；我从不曾见过他拒绝乞讨的人。可是如 今，街头巷尾都能见到他们，身披破麻布，伸出脏兮兮的手，乞讨一个铜板。而 如今乞食的多数是儿童，瘦小，脸色冷漠，有些不超过五六岁。妇女裹着长袍， 坐在繁忙街道的水沟边，膝盖上是她们的儿子，一遍遍念着：“行行好，行行好！” 还有别的，某种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几乎见不到有任何成年男子在他们 身边――战争把父亲变成阿富汗的稀缺物品。 我们开在一条朝西通往卡德察区的街道上，我记得在1970年代，这可是主要 的商业街：雅德梅湾。干涸的喀布尔河就在我们北边。那边的山麓之上，耸立着 残破的旧城墙。它东边紧邻的巴拉。希萨堡垒――1992年军阀多斯敦[Abdul Rashid Dostum（1954～），北方联盟领导人之一] 一度占领这座古代城堡――坐落在雪 达瓦扎山脉上。1992年到1996年间，人民圣战者组织的火箭如雨点般从那座山脉 射出来，落进喀布尔城里，造成如今摆在我眼前的浩劫。雪达瓦扎山脉朝西逶迤 而去。我记得，“午炮”也是从这些山峦中发出来的，它每天响起，宣告中午来 临；在斋月期间，它也是一声信号，意味着白天的禁食可以结束了。那些天，整 座城市都能听见午炮的轰鸣。 “我小时候常常路过这儿，前往雅德梅湾。”我喃喃说，“过去这儿商店宾 馆林立，遍地食肆和霓虹灯。我经常向一个叫做塞弗的老人买风筝。他在旧警察 局旁边开了间小小的风筝铺。” “警察局还在那儿。”法里德说，“这座城市不缺警察。但你在雅德梅湾， 或者喀布尔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到风筝或者风筝铺了。那样的日子已经结束。” 雅德梅湾业已变成一座巨大的废墟。那些尚未被彻底摧毁的屋宇赤条条竖在 那儿，屋顶破了大洞，墙壁嵌满火箭的弹片。整个街区已经化为瓦砾。我看见一 个带着弹孔的招牌斜斜埋在一堆残骸中，上面写着“请喝可口可……”。我看见 在那些犬牙交错的砖石废墟中，有座没有窗户的破房子，儿童在里面玩耍。自行 车和骡车在孩子、流浪狗和一堆堆废物中穿梭。城市上方是灰蒙蒙的尘雾，河那 边，一道青烟袅袅升上天空。 “那些树呢？”我说。 “冬天的时候被人们砍成柴火了。”法里德说，“俄国佬也砍了不少。” “为什么？” “树上经常躲着狙击手。” 一阵悲哀向我袭来。重返喀布尔，犹如去拜访一个多年未遇的老朋友，却发 现他潦倒凄戚，发现他无家可归、身无分文。 “我爸爸过去在沙里诺区盖了个恤孤院，旧城那边，就在这里南面。”我说。 “我有印象，”法里德说，“它在几年前被毁了。” “你可以停车吗？”我说，“我想在这里走走，很快就好。” 法里德把车停在一条小巷，旁边有座摇摇欲坠的房子，没有门。“那过去是 间药房。”我们下车时法里德咕哝着说。我们走上雅德梅湾，转右，朝西走去。 “什么味道？”我说。某些东西熏得我眼泪直流。 “柴油。”法里德回答说，“这座城市的发电厂总是出毛病，用电得不到保 证，人们烧柴油。” “柴油。你记得从前这条街道散发着什么味道吗？” 法里德笑着说：“烤肉。” “烤羊羔肉。”我说。 “羊羔肉。”法里德说，舔了舔嘴唇。“现在喀布尔城里只有塔利班吃得上 羊羔肉啦。”他拉拉我的衣袖，“说起……” 一辆汽车朝我们开来。“大胡子巡逻队。”法里德低声说。 mpanel(1);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塔利班。我在电视上、互联网上、杂志封面上、报纸上见 过他们。但如今我站在这里，离他们不到五十英尺，告诉自己心里突然涌起的并 非纯粹的赤裸裸的恐惧；告诉自己我的血肉没有突然之间压着我的骨头，我的心 跳没有加速。他们来了，趾高气扬。 红色的丰田皮卡慢慢驶过我们。几个脸色严峻的青年人蹲在车斗上，肩膀扛 着俄制步枪。他们全都留着大胡子，穿着黑色长袍。有个皮肤黝黑的家伙，看上 去二十出头，皱着一双浓眉，手中挥舞着鞭子，有节奏地甩打车身一侧。他溜转 的眼睛看见我，和我对望。终我一生，我从未觉得自己如此无遮无拦。接着那个 塔利班吐了一口沾有烟丝的口水，眼睛移开。我发现自己又能呼吸了。皮卡沿雅 德梅湾驶去，在车后卷起一阵尘雾。 “你怎么回事？”法里德嘘声说。 “什么？” “永远不要瞪着他们！你听到了吗？永远不要！” “我不是故意的。”我说。 “你的朋友说得对，老爷。好像你不该用棍子去捅一条疯狗。”有人说。声 音来自一个老乞丐，赤足坐在一座弹印斑斑的建筑的台阶上。他身上的旧衣磨得 破烂不堪，戴着肮脏的头巾。他左边眼眶空空如也，眼皮耷拉。他举起患关节炎 的手，指着红色皮卡驶去的方向。“他们开着车，四处寻找。希望找到那些激怒 他们的人，他们迟早会找到，然后那些疯狗就有得吃了，整天的沉闷终于被打破， 每个人都高呼‘真主至尊！’而在那些没人冒犯他们的日子里，嗯，他们就随便 发泄。对吧？” “塔利班走近的时候，你的眼睛要看着地面。”法里德说。 “你的朋友提了个好建议。”老乞丐插嘴说。他咳了一声，把痰吐在油污的 手帕上。“原谅我，你能施舍几个阿富汗尼吗？”他喘着气说。 “别理他。我们走。”法里德说，拉着我的手臂。 我给了那个老人一张十万阿富汗尼的钞票，大约相等于三美元。他倾着身子 过来取钱，身上的臭气――好像酸牛奶和几个星期没洗的臭脚――扑鼻而来，令 我欲呕。他匆忙把钱塞在腰间，独眼滴溜溜转。“谢谢你的慷慨布施，老爷。” “你知道卡德察的恤孤院在哪里吗？”我问。 “它不难找，就在达鲁拉曼大道西端。”他说，“自从火箭炸毁老恤孤院之 后，孩子们就搬到那边去了。真是才脱狼群，又落虎口。” “谢谢你，老爷。”我说，转身走开。 “你这是第一次吗？” “什么？” “你第一次看到塔利班。” 我一语不发。老乞丐点点头，露出微笑。嘴里剩下的牙齿屈指可数，泛黄且 弯曲。“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他们席卷喀布尔的情景，那天多么高兴！”他说， “杀戮结束了！哇，哇！但就像诗人说的：”爱情看似美好，但带来麻烦。‘“ 我脸上绽出笑容，“我知道那首诗，哈菲兹写的。” “对对，是他写的。”那老人回答说，“我知道。我过去在大学教过它。” “你教大学？” 老人咳嗽，“从：1958年到1996年。我教哈菲兹、迦亚谟、鲁米、贝德尔[Abdul Qader Baydel（1644～1720），生活在印度莫卧儿帝国，但用法里语写作，通常 被当成阿富汗诗人。原书作：Beydel，有误] 、雅米[Ahmad Jami （1048～1141）， 古代波斯诗人] 、萨迪。我甚至还在德黑兰开过讲座，那是在1971年，关于神秘 的贝德尔。我还记得他们都起立鼓掌。哈！”他摇摇头，“但你看到车上那些年 轻人。你认为在他们眼里，苏菲主义[Sufism ，伊斯兰教一个塞行神秘丰义的派 别] 有什么价值？” “我妈妈也在大学教书。”我说。 “她叫什么名字？” “索菲亚・阿卡拉米。” 他那患白内障的眼睛闪出光芒：“‘大漠荒草生息不绝，反教春花盛放凋零。 ’她那么优雅，那么高贵。真是悲剧啊。” “你认识我妈妈？”我问，在他身边蹲下。 “是的，我认识。”老乞丐说，“过去下课后我们常坐在一起交谈。最后一 次是下雨天，隔天就期末考试，我们分享一块美味的杏仁蛋糕。杏仁蛋糕，热茶， 还有蜂蜜。那时她肚子很大了，变得更加美丽。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天对我说的 话。” “那是什么？请告诉我。”爸爸每次向我提起妈妈，总是很含混，比如“她 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但我一直渴望知道细节，比如：她的秀发在阳光下是什么 样子，她最喜爱的冰淇淋是什么口味，她最喜欢哼唱的歌是哪一首，她也咬指甲 吗？爸爸关于妈妈的记忆，已经随着他长埋地下。也许提起她的名字会唤起他心 中的负疚，为她死后他犯下的事情。抑或是因为失去她的伤痛太深，他不忍再度 提及。也许两种原因都有。 “她说，‘我很害怕。’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快 乐，拉索尔博士，快乐成这样，真叫人害怕。’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他们只 有准备要剥夺你某种东西的时候，才会让你这么快乐。’我说，‘快别胡说。这 种想法太蠢了。’” 法里德拉我的手臂。“我们该走了，阿米尔老爷。”他轻声说。我将手臂挣 脱出来，“还有呢？她还说什么了？” 老人露出柔和的神情。“我希望我能替你记起来。可是我不记得了。你妈妈 走得太久了，我的记忆四散崩塌，像这些房子。对不起。” “可是哪怕一件小事也好，任何事情都好。” 老人微笑，“我会想想看。这是承诺，记得回来找我。” “谢谢你。”我说，“太谢谢你了。”我是说真的。现在我知道妈妈曾经喜 欢涂了蜂蜜的杏仁蛋糕，还有热红茶，知道她用过“深深地”这个词，知道她曾 为快乐烦恼过。我对妈妈的了解，从这个街头老人身上得到的，甚至比从爸爸身 上知道的还要多。 露宿街头的老乞丐恰好认识我妈妈，这在多数非阿富汗人眼里，也许会是匪 夷所思的巧合，但我们对此只字不提，默默走回那辆汽车。因为我们知道，在阿 富汗，特别是在喀布尔，这样的荒唐事情司空见惯。爸爸过去说过：“把两个素 昧平生的阿富汗人关在同一间屋子里，不消十分钟，他们就能找出他们之间的亲 戚关系。” 我们离开了坐在那座房子台阶上的老人。我原想带他到他的办公室去，看看 他能否想起更多关于我妈妈的事情。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们发现新恤孤院在卡德察区北边，紧邻干涸的喀布尔河河堤。那是一座平 房，军营式建筑，墙上有裂缝，窗户用木板封上。前去的途中，法里德告诉我说， 在喀布尔各个城区中，卡德察区受战争破坏最严重，而当我们下车，证据太明显 了。立在满是弹坑的街道两旁的，只有比废墟好不了多少的破落建筑，以及久无 人烟的房子。我们走过一具锈蚀的轿车残骸，看到一台半截埋在碎石堆里面、没 有荧屏的电视机，一堵涂着黑色“塔利班万岁”标语的墙壁。 应门的是个秃顶男人，矮矮瘦瘦，留着蓬松的灰白胡子。他穿着旧斜纹呢夹 克，戴着无边便帽，眼镜挂在鼻尖上，有块镜片已经碎裂。眼镜后面，黑豆似的 眼珠在我和法里德身上扫来扫去。“你好。”他说。 “你好，”我说，把宝丽莱照片给他看，“我们在找这个男孩。” 他匆匆瞥了一眼照片，“对不起，我从没见过他。” “你还没仔细看看那张照片呢，老弟，”法里德说，“为什么不好好看看呢？” “麻烦你。”我补上一句。 门后的男人接过相片，端详着，把它还给我。“不，对不起。我只认得这所 机构里面的每一个孩子，但这个看起来很面生。现在，如果你们没别的事情，我 得去工作了。”他关上门，上栓。 我用指节敲门：“老爷，老爷，麻烦你开门。我们对他没有恶意。” “我跟你说过，他不在这里。”门那边传来他的声音，“现在，请你们走开。” 法里德上前几步，把前额贴在门上。“老弟，我们没带塔利班的人来。”他 小心翼翼，低声说，“这个男人是想把那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 “我从白沙瓦来。”我说，“我有个好朋友认识一对美国夫妇，在那儿开设 恤孤院。”我感到那人就在门后。知道他站在那儿，倾听着，犹豫不决，在希望 和怀疑之间来回挣扎。“你看，我认识索拉博的父亲，”我说，“名字叫哈桑。 他妈妈的名字叫法莎娜。他管他奶奶叫莎莎。他能读书写字，弹弓打得很好。那 儿有孩子的希望，老爷，一条生路。麻烦你开门。” 门后只有沉默。 “我是他伯伯。”我说。 隔了一会儿，传来开锁的声音，门缝又露出那张窄窄的脸。他看看我和法里 德，对我说：“有件事你说错了。” “哪件？” “他的弹弓射得很了不起！” 我笑了。 “那东西跟他形影不离。他无论走到那儿，都会将它塞在裤带上。” 那人放我们进去，自我介绍，他叫察曼，恤孤院的负责人。“我带你们去我 的办公室。”他说。 我们跟着他，穿过阴暗污秽的走廊，孩子们穿着残破的羊毛衫，赤着脚走来 走去。我们走过一些房间，没有一间铺着地毯，窗子蒙着塑料膜。房间塞满铁床， 但多数没有被褥。 “这里有多少个孤儿？”法里德问。 “多到我们都装不下了，大概两百五十个。”察曼回头说，“但他们并非全 都无亲无故。有很多人因为战争失去了父亲，母亲无法抚养他们，因为塔利班不 许女人工作。所以她们把孩子送到这里。”他用手做了抹眼泪的动作，伤心地补 充道：“这个地方总比街头好，但也好不了多少。这座房子本来就不是给人住的 ――它过去是仓库，用来存放地毯。所以这里没有热水器，他们留下的井也干了。” 他放低声音，“我求过塔利班，跟他们要钱，用来掘一眼更深的井，次数多得记 不清了，他们只是转动念珠，告诉我他们没有钱。没有钱。”他冷笑。 他指着墙边的一排床铺。“我们的床不够，已经有的床也缺少褥子。更糟糕 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毛毯。”他让我们看着一个在跳绳的女孩，有两个孩子陪 着她。“你们见到那个女孩吗？上个冬天，孩子们不得不共用毛毯。她哥哥被冻 死了。”他继续走，“上次我检查的时候，发现仓库里面只有不到够一个月吃的 大米了，等用完之后，这些孩子的早饭和晚饭只有面包和红茶可吃了。”我注意 到他没提起午饭。 他站住，转向我：“这里提供的庇护少得可怜，几乎没有食物，没有衣服， 没有干净的水。我这里大量过剩的是那些失去童年的孩子。但可悲的是，这些孩 子算是幸运的了。我们负荷过重，每天我都要拒绝带着孩子到这里来的母亲。” 他朝我走上一步，“你说索拉博还有希望？我祈望你没有说谎，老爷。可是…… 也许你来得太迟了。” “什么意思？” 察曼移开眼光。“跟我来。” 负责人的办公室是这么一间房子：四面空荡荡的开裂墙壁，一张地毯，一张 桌子，两张折叠椅。察曼和我坐下的时候，我看见一只灰色的老鼠从墙洞探出头 来，窜过房间。它嗅嗅我的鞋子，我身体一缩，接着它去嗅察曼的鞋子，这才奔 出洞开的门。 “你刚才说太迟了是什么意思？”我说。 “你们想喝茶吗？我可以去弄一些。” “不了，谢谢。我们还是谈谈。” 察曼身子倒在座椅上，双臂抱胸，“我要告诉你的是不愉快的事情，更别提 可能还很危险。” “谁危险？” “你，我。当然还有索拉博，如果还不算太迟的话。” “我需要知道。” 他点点头：“好的。但我首先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多渴望想找到你的侄儿？” 我想起童年时代，我们在街头和人打架，每次都是哈桑为我挺身而出，一个 打两个，有时是三个。我畏缩旁观，心里想帮忙，但总是望而却步，总是被不知 道什么东西拉退。 我望着走廊，看见一群孩子，围成一圈跳舞。有个小女孩，左腿从膝盖以下 不见了，她坐在破旧的垫子上观望，微笑着，和其他孩子一起拍着手。我看见法 里德也在看着那些孩子，他残废的手就挂在身边。我想起瓦希德的儿子……我恍 然省悟：如果没有找到索拉博，我绝不离开阿富汗。“告诉我他在哪儿。”我说。 察曼凝望着我，然后他点点头，捡起一枝铅笔，在手指间转动。“别说是我 告诉你的。” “我答应你。” 他用铅笔敲桌子，“尽管你答应了，我想我也许会后悔一辈子，不过，也许 那样也好。反正我很该死。但如果能帮到索拉博什么……我会告诉你，因为我相 信你。看起来你像个负责任的人。”他沉默了好久。“有个塔利班官员，”他低 声说，“他每隔一两个月就来一次，带着钱，虽然不多，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好。” 他滑溜溜的眼睛看着我，又转开，“通常他会带走一个女孩，但不总是这样。” “你居然同意？”法里德在我身后说。他冲向桌子，接近察曼。 “我能有什么选择呢？”察曼回嘴说，他推着桌子站起来。 “你是这里的负责人。”法里德说，“你的工作是照料这些孩子。” “我根本没有能力阻止它发生。” “你卖掉孩子！”法里德大怒。 “法里德，坐下！让他说！”但已经太迟了，因为突然间法里德跳上桌子。 他纵身而下，将察曼的椅子踢飞，把他按倒在地。察曼在法里德身下挥舞着手， 发出声声闷叫。他的脚踢掉一个抽屉，纸片散落在地面。 我跑到桌子那边，这才发现察曼的叫声为何闷住：法里德扼住他的脖子。我 双手抓住法里德的肩膀，使劲拉。他挣脱我。“够了！”我大喊。但法里德的脸 涨得通红，张口狂叫：“我要杀了他！你不能阻止我！ 我要杀了他！“他冷笑。 “放开他！” “我要杀了他！”他的叫声让我明白，如果我不尽快采取行动，就只好目睹 有生以来见到的第一场谋杀了。 “孩子们在看着，法里德。他们在看着。”我说。他肩膀的肌肉在我手中缩 紧，那当头，我以为他不管怎样都会扼着察曼的脖子不放。然而他回头，看到了 孩子们。他们默默站在门外，手拉手，有的还哭起来。我觉得法里德的肌肉松弛 了，他放手站起来，低头看着察曼，在他脸上吐了一口口水。然后他走到门边， 把门关上。 察曼挣扎着站起身，用袖子去擦血淋淋的嘴唇，擦掉脸上的口水。 他咳嗽，喘息，戴好便帽和眼镜，看到两块镜片都破了，又把眼镜摘下。他 双手掩脸。好长一段时间，我们谁也没说话。 “一个月前，他带走了索拉博。”终于，察曼哽咽着说。手仍掩着脸。 “你还说自己是负责人？” 察曼放下手：“我已经有六个月没有收入了。我破产了，因为我毕生的积蓄， 都投在这个恤孤院。我卖掉一切财产和遗产，来维持这个凄凉的地方。你以为我 没有家人在巴基斯坦和伊朗吗？我完全可以像其他人那样一走了之。但我没有， 我留下。我留下来，全是为了他们。”他指着门，“如果我拒绝给他一个孩子， 他会带走十个。所以我让他带走，让安拉来作决定。我忍气吞声，拿过他那些该 死的、肮脏的臭钱，然后到市场去，给孩子买食物。”法里德垂下眼睛。 “被他带走的孩子会怎样？”我问。 察曼用食指和拇指揉揉眼睛：“有时他们会回来。” “他是谁？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他？” “明天到伽兹体育馆去，中场休息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他就是那个戴着黑色 太阳镜的人。”他捡起他的破眼镜，在手里翻转，“我要你们现在就离开，孩子 吓坏了。” 他送我们出去。 车开走的时候，我从侧视镜看到察曼，他站在门口，一群孩子围在他身边， 拉着他松开的衬衣下摆。我看见他戴上那副破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