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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离死别                   一 他走了,和我共同生活了将近50年的他,突然去世了!无处没有他的痕迹―― 他的那么多的书籍、他的简朴的被褥、他经常坐着写书的藤椅;处处都可以感觉到 他的气息,看到他花白的头深夜不倦地埋在书本中……可是物在人亡,他再也不会 回到我们整整居住了25年的柳荫街29号的小四合院了…… 他去世后,在某些令人感叹的家庭纠纷中,在我不得不很快又拿起笔来投入写 作的空隙里,我仍然不能不被缅怀往事的悲伤拥塞心头。 他年轻、英俊,他有一颗忠于革命的心。我快要生孩子了,为了照顾我,他在 我哥嫂居住的小院中,租了一间小东屋。他此时在北平《世界日报》社当一名小职 员,每月不过20多元的工资。我没有任何收入,他节省再节省,为了我所处的境地。 白天,他在报社忙了一天,下班回来,陪伴我。他不多说感情上的话,却热衷 于帮助我提高革命认识,向我讲说全国正在掀起的抗日高潮的形势。我爱听,我更 加向往革命,向往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屡屡向他提出入党要求。他答应说, 他在为我联系(怎么联系法,我完全不知,也不愿问)。我心头涌起无比的欢欣, 几年期待的梦想,终于有可能实现了。大地忽然变成了一座美丽的大花园,我侧身 躺在小炕上,整日徜徉在绚丽多姿的花丛中,被奇异的青春幻想陶醉着。 mpanel(1); 11月间我生下了一个女孩,圆头圆脑,大大的眼睛,小小的鼻子,怪可爱的。 白天嫂子照顾我,帮我侍弄孩子。晚上他来照顾我,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喜爱她, 抱她、给她换尿布、吻她的小脸蛋,每当看到这幅动人的挚情画面,我不禁感动得 垂泪,一颗多么博大善良的心!没有封建意识,没有丝毫自私的打算。这时我常常 想起当年那个北大学生,看我怀了孩子,怕负责任,立刻离我远去。如今,这还是 他的孩子,他何处去了?为什么不可以稍尽父亲的责任,写封信问讯一下呢?…… 人呵人,人是多么的不同! 生活是困窘的,1936年妹妹演了电影《十字街头》出名后,经济上可以常接济 我一点。但多了一个孩子,日子仍不好过。为了生活,也因为爱好,每当孩子熟睡 的时候,我开始练习写小说。不会写,写不好。这时我正热忱地读鲁迅的作品,非 常喜欢他的短篇小说朴素、简捷、深刻、隽永,竟有意无意地摹仿起来。终于有一 天在上海大型文学期刊《中流》上,刊出了我的短篇小说《浮尸》。人们说它有点 儿鲁迅小说的味道。 有一阵我的写作不得不停顿下来。因为《世界日报》社的资本家,很会压榨小 职员,他白天上了班要忙于许多许多杂务,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下班回家后,还要 拿回8大版或12大版的当天报纸来。他还要负责一字一句校阅当日的报纸,找出其 中的差错,如果找不出来,那位社长先生最后抽查时发现了,就要罚款,就要扣他 微薄的工资。他实在弄不过来,我就替他当起最后的“编审”。我每天要仔仔细细 认认真真去校阅这份已经发行过了的几大版报纸,甚至最枯燥无味的广告,也得逐 字逐句地不放过一个错字。好艰苦的行当!幸亏我那时年轻、脑子快,除了侍弄孩 子,我每日的时光也被资本家全部压榨去。 1936年,北平被破坏殆尽的党组织,逐渐恢复。就在这年12月的一天,他忽然 对我说: “写个你出身、历史和你的志愿的材料吧。” “写它做什么?”我还以为他替我找到职业了呢。 他忽闪着大大的眼睛,神秘地笑着:“你总向我要求的是什么?”“呵,入党! 是为了入党叫我写材料么?”我的嘴张得大大的,欣喜若狂地笑起来。 12月末我入党了。 他不断给我拿来党的文件看,他是我和党的唯一联系人。 为了帮助他工作,也为了我写作,我曾打算把可爱的女儿然然委托一位亲戚去 喂养。这时然然已经三个多月,认识妈妈了。送她到亲戚家不过一天,晚上当我去 看她时,她正在奶母怀中大哭着。奶母说,孩子一天了,不肯吃她一口奶,塞进奶 头她就吐出来,她哭着睡着了,喂她奶还是不吃。听说孩子整整饿了一天,我好心 痛,急忙给她喂起我的奶。她小手紧紧抚摸着我的胸怀,哭着、笑着贪婪地吸吮着 妈妈的奶。我只得仍把她抱回来自己喂奶。 在紧张地抚育孩子、帮他工作的空隙,我仍抽时间写小说。1937年前半年,上 海大晚报“火炬”版上,先后发表了我的三个短篇。无论我做什么,他都热情支持。 晚间他回来。一同吃过嫂嫂做的晚餐后(我们和嫂嫂搭伙吃饭),我们俩除了侍弄 孩子,逗逗孩子,等孩子睡下后,就一同审阅那几大版报纸。生活苦些,可是我为 能够找到一个理想的爱人,充分体会了什么是人间幸福。                  二 1936年西安事变后,人民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抗战浪潮不断涌起,他拿给我一 些党的文件读,使我明白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政策的重要性,明白当时张学良、杨虎 城逼蒋抗日、最后不杀蒋介石、放了蒋介石的必要性。虽然我一天到晚忙于孩子, 也忙于借帐典当为生活奔波,可心里却有一股喷涌欲出的激情。这时,他更加忙了。 白天忙于那个小职员的工作以糊口,吃过晚饭他又要出去忙于党的工作,常常很晚 才回来。这时,他常带些党员同志到家里来,有侯薪、刘亦瑜、魏十篇、张平之、 齐健秋,还有刚从监狱放出来的我的朋友许晴和郑依平。这些老同志,虽然当时年 纪并不老,不过20多岁,个个英姿勃勃,激情满怀。他们了解我,见了面,对我热 情、信任,一起谈抗日形势,谈抗战前途,爱国之情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信任。 认识这些人使我异常喜悦。我常对他说: “你认识的这些人真好!他们几乎都是刚从国民党监狱放出来的,仍然大谈革 命,他们的心真非同一般……你成天这么忙,叫我也帮助你出去跑跑,好么?” 看我一脸天真的憨态,他笑了,紧握着我的手说: “默,我就喜欢你这股劲:天不怕,地不怕。你不知道外面仍在逮捕共产党么? 你有然然,我不能叫你出去冒险……” “我不怕!”我的犟劲上来了,推搡着他,“请嫂子帮助我看孩子,我可以帮 你去干,只要你一声令下。” 他含笑摇头,我却把嘴巴噘得老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炮声响了!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北平陷在硝烟 战火中,整日炮声不停,人心惶惶。爱国青年纷纷组织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奔赴卢 沟桥前线慰问、演出、救护伤员……他也更忙了。但他不肯分给我任何工作,我单 枪匹马,又舍不得然然,只好成天在小屋里看书、看报、读文件。人身在屋中,心 总往外跑。每天都盼着他早点回来,能够告诉我一些抗战消息,告诉我时局变化和 党的英明政策…… 在宛平县卢沟桥,我英勇抗战的29军,因蒋介石迟迟不派援军,渐渐不支了, 佟麟阁、赵登禹将军都以身殉国了,北平危在旦夕。这时妹妹白杨为哥哥杨高岱找 到一份上海同济大学的工作,他们一家即将赴沪。带着孩子的我,不愿留在即将沦 陷的北平,决心暂时离开他,和哥嫂一家去上海。走时是七月二十二、三号,离北 平失守不过七八天。                  三 离别前,我们商定:我先去上海,他把北平的工作告一段落即去上海找我。新 婚离别是痛苦的,离开生我养我的北平也是痛苦的,北平的沦陷更是痛苦。我忍着 这些痛苦,和哥嫂一家同到上海妹妹的住所。没过几天安宁日子,上海“八・一三” 抗战也打起来了。整日炮声隆隆,情况也日益紧张。我日日企盼他来上海,也日日 企盼他的信,可是不见人来,信也杳然,我好焦虑、好难过!日本人的特务是厉害 的,他会不会被捕了?他会不会生病了?还是出了什么意外?抑或随着不愿当亡国 奴的流浪大军浪迹天涯?……我猜测不出,忧心忡忡,度日如年。夜晚孩子睡了, 我辗转反侧,思念的泪水悄悄涌流…… 上海陷在战火中。枪炮声整日轰鸣。由于妹妹住在法租界内,还比较安静。那 些日子我和妹妹曾在一家医院里每日午后学救护,以备一旦需要。午后,每当走过 街头,看到那碧绿的一排排整齐的梧桐树,不知怎的我立刻想到他,假如这梧桐是 他,他就矗立在我的面前,呵,我几步跑到树前,紧紧地抱着树身,面颊贴在树上, 几乎想亲吻这树…… 情况越发紧急,上海也即将失守,我们都不甘心留在敌人践踏的铁蹄下。可是 出路在哪里?我到何处去找他?又到何处去安身呢?恰巧妹妹认识的艾思奇、李初 梨同志要到延安去。我考虑之后,决心去延安。一日李初梨同志到妹妹家里来,我 向他提出想去延安的要求。他问,你有组织关系么?他把我问愣了。我说我是党员, 可是,急匆匆离开北平,我又不懂得还要带组织关系这件事,所以没有……。他考 虑了一会儿回答我:“你还是先不去的好。没有组织介绍,又有一个吃奶的婴儿, 路上很难走的。”我失望了,我无可奈何。 就在这时,三妹和一些进步影人正在组织上海影人剧团到重庆去,接着哥哥一 家随同济大学迁往金华。妹妹不忍心我独自留在无依无靠的上海,劝我和她同去重 庆。我想,重庆可能是国民党的后方,我如去了那里,他无从知晓,我也更加没办 法寻找他。从此,也许一生再也无缘相聚。不,不去重庆。可是,不去,我留在上 海无职无业,无亲无敌,如何活下来?正在焦灼、忧虑、无奈中,忽然他的信来了! 我用颤抖的手打开这难得的一封信。他说,北平沦亡后他给我写过许多封信,却没 有收到过我一封回信。他想念我,十分惦念战火中的我和孩子……他说,他本来准 备到上海来找我的,可是,火车已经被日寇强征去运送军队、军火。想坐轮船也被 敌人封锁。他住在北平的小公寓里,有一次几乎被日本宪兵捕走。这时,大批爱国 青年和学生纷纷设法逃离沦陷的北平,各寻救国道路。他和十几个河北同乡、同志 联系一起,决定离开北平回故乡。他们步行到天津码头,找了一只私人小木船,沿 着滹沱河向南而去。可是离开天津刚刚几十里路,船夫就露出狰狞面目,原来他们 上了一条贼船。他们随身携带的财物,被抢掠一空,他的腰间还挨了一刀。他们十 几个人一个不剩地被赶下船去……身无分文,趟着大水,他们在齐腰深的水中互相 扶着向冀中家乡艰难地走去。饿了乏了上岸找个村庄向农民讨点饭吃,借宿一夜。 国破家亡,农民也对日寇恨之入骨,对落难的知识分子十分同情,无论到哪个村, 全有村民送饭、送水、留宿。他们趟了十几天的水,他的腰伤幸而不重,经过千辛 万苦,终于各自回到自己的故乡――他现在在深泽县故城村的老家……看到这里,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终于知道他的下落了!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了! 他丝毫不知战乱中我在上海的情况,没敢说叫我马上回去找他。可是我立即下 了决心,带着孩子回河北老家找他去!千里迢迢,无论路上遇到什么危险和艰辛, 我也要去找他。                  四 妹妹给了我路费。我把所有衣物全部托运了,包括我多年的日记和珍爱的照片, 没有经验,还把一小部分钱也装在箱子里托运走,好像这样保险些。因为要抱着十 个月的然然上路,我身边只带着一个简单的小包袱,装着孩子的尿布和衣服。傍晚 一上火车,日寇的飞机就轮番轰炸。飞机一来,乘客纷纷跑下车伏在野外潮湿的土 地上;飞机过去了,我们又上车。火车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本来到南京七八 小时的路程,竞走了24小时。 为了等行李,我只得住在南京车站附近的小店里。第二天上午去车站取行李, 突然惊人心魄的尖锐警报声响起,我刚抱着孩子走进车站大铁门里,大铁门就猛地 关上了。飞啸的炸弹投在车站的周围,车站的地上地震似的上下震颤,被震碎的玻 璃窗乒乒乓乓地溅落。一看车站随时可能被炸毁,人们纷纷趴在地上。我急忙伏身 把孩子放在我身下,用我的身体护住她。心想,炸死我,也不要炸死孩子。可能这 姿式太不舒服,孩子哇哇大哭。旁边几个口念阿弥陀佛、磕头如捣蒜的老太太,似 乎怕飞机听见这哭声,竟纷纷骂起我来。我不回答,索性抱起孩子坐在一扇玻璃破 碎的屋门前,豁出去等候命运的安排。飞机越炸越猛,周围到处是大火,是房倒屋 塌的巨响和人们悲惨的嚎哭。不知哪个旅客不肯囚在车站里等死,一下子打开了大 铁门,伏身在地的旅客们,得救似的蜂拥着飞奔出车站,我也抱起孩子向车站外飞 跑,跑到离车站不甚远的一条狭窄的小胡同里,跑不动了,就站在墙壁旁大口喘气。 不一会儿,警报解除,我回到车站里去寻找我的东西,一包尿布还在,我的小手包 却不见了,里面有一支我心爱的派克钢笔和盥洗用具,幸亏当紧张轰炸时,我灵机 一动把包里的二十几元钱和行李证放到了我的衣兜里。 这是日寇对南京第一次大轰炸。我不敢等行李了,急匆匆渡江到浦口,好不容 易才乘车北上。 沿途全是难民车,恐怖气氛弥漫了大江南北。难民有向南逃的,也有向北逃的, 惶惶然东奔西突,不知中华大地哪儿有片安静的乐土。我一个人抱着孩子,坐在拥 塞不堪几乎人叠人爬行似的火车上,经徐州,转陇海线,到郑州,历尽艰辛,火车 终于像个醉汉蹒跚地到了石家庄。这时已是9月下旬,天气凉了,我穿着单衣,天 又下雨,冻得瑟缩。可是,我心里好高兴!这儿已经离他家近了,离他近了。经过 生死浩劫,我们又快相见了……。在石家庄住了一夜小店,第二天坐汽车到旧城, 这里离他家40里,他会派大车来接我的。可是40里的路程,汽车从清晨一直爬到半 夜才到旧城。沿途败退溃散下来的国民党军队,抓夫、抓车,汽车不时遇到拦阻。 司机、乘客向散兵游勇说尽好话,这才能前进一程,可是不久,又遇到了溃兵…… 夜半我住在旧城一家破烂的小店里,求店主天明骑车给他家去送信,叫他家派 辆大车来接我。 焦急地等到午后,来了两个扛着扁担的农民小伙,其中的一个农民就是他!我 大吃一惊,这又黑又瘦、剃着光头的人竟是我日夜思念的他!他一见我也愣了,蓬 头垢面,衣衫褴褛,怀抱一个脏兮兮的婴儿……他眼圈红了,低声问我: “是从上海来的么?没想到你能来……路上一定吃了许多苦吧?” “能回到家,什么苦都没有了。你还在家,真好!我还怕你又到别处去了呢。” “我在等你。我想,你如果接到我已回乡的信,你一定会回来的。” 我问怎么没套车来?同来的他的弟弟旭民说:“大兵抓车,车都藏起来了。你 们有多少东西,我们有两副扁担全挑得起来。” 我不禁笑了。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两个活人,谁也挑不动我们。                  五 我在他家过了两三个月颇像旧时代农村儿媳妇的生活。深秋天短,天还不大亮 我就早早爬下炕来烧火做饭――熬一大锅小米稀粥。婆婆也起来得早,她扫锅台、 扫屋地,各处打扫干净,天大亮了,就把全家人喊起来洗脸吃早饭。我第一次过这 样的生活――柴锅里舀出来的半铜盆开水,要洗一家人的手脸,最后洗的人只能在 浑浊的泥水里涮涮算是洗过了手脸。婆婆人善良,却极节省也严厉。全家人除了她 大儿子王江,谁都怕她。我看见半盆水一家八九口人洗手脸,实在难受,婆婆却振 振有词地说: “脏水不脏人。” 孩子和我几乎什么衣服都没有。婆婆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你们娘俩光着屁股回来的。”我不生气,因为婆婆在热心地为我们扯布做衣 服。这种生活是难忘的:每天夜晚在炕当中一个小木箱上放着一盏一个灯芯的小豆 油灯,小姑秀端和我就围着这盏微弱的灯光缝起衣服来。先给孩子做棉裤,一条完 了又一条,一气做了七八条。我说何必做这么多?婆婆颇有经验地说:“屎娃娃短 不了尿裤子,大冷天的,尿了,哪儿就干了?”老太太疼孙女的感情是感人的。可 是要求我们特严格:棉絮絮得有厚有薄,老太太叫我们拆了重新絮:裤腰上得不好, 叫我们拆了重做。每夜每夜都要做呀,缝呀,熬到夜半好累好烦!只有等到和衣睡 在身边的婆婆一觉醒来,到院里去看看星星,回屋来说,“半夜了,你们歇去吧。” 一声令下,我和小姑像遇大赦般,赶快下炕回各自屋里去睡觉。 日子挺艰苦,每餐都是粗粮就着一点点腌菜,晚上又经常熬夜,这使我深深体 会了农村媳妇的苦滋味。可我心里是甜的,因为可以和他长夜相守:况且他们一家 都认为我的小女儿是他家的亲骨肉,疼她、爱她…… 抗战烽火燃遍全国,救亡呼声震撼着中华大地。我们俩悄悄商量一同到延安去。 可是保定失守,石家庄失守,交通断绝,没办法去。表面上我是个柔顺的儿媳妇, 心里却时时都打算丢下孩子打日本去。他的想法自然和我一致。 1937年11月,原国民党53军的吕正操将军为了坚决抗日,来到他的家乡冀中一 带,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人民自卫军。这时,从大城市回乡的不少爱国青年,纷纷 联合起来投奔人民自卫军去。我正要和他一起走,不巧孩子得了重病,我没走成, 他先走了。 12月份孩子病好了,我也要走。婆婆拦不住我,因为狼烟四起,日本人随时会 打来,人心惶惶,我留在家里也危险。这一天我终于扔下正在吃奶的孩子,跟着带 路的旭民第一天走了70里,来到安国县城里找到他。从此,我告别了为妻做母的生 活,走上了艰苦卓绝的战争道路。                  六 逝去了40多年的战争岁月,有些谈忘了,有些模糊了,但在他逝世后,那么多、 那么多的往事又清晰地浮上心头。50多年的共同生活中,他有伤我心的时侯,有使 我痛苦失望的时候,但更多的时候是挚亲、是欢乐;是离别的思念,是助我成长的 感谢之情。每当想到他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谆谆向我讲述张学良、杨虎城没有杀 掉蒋介石的原因(当时我们都盼望杀掉蒋介石),听他的讲话比听他的情话更使我 欣喜、激动。我庆幸自己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可敬可爱的人,我时常不自禁地扔下怀 里的孩子,抱住他的双肩说: “民,(当时他已由马五江改名马建民)你真好!真好!要能早认识你几年, 我会少受多少痛苦……” “我们已经认识了,而且结合了,你还不满足么?” “满足,当然满足。要是一辈子我们都这样好,就好了。” 他沉默了,睁着大眼睛静静地望着我,没有说话。 他那样子使我有些惊奇,我摇晃着他矫健的身体诘问他: “怎么?你以为我们不能好一辈子么?是――不――是,你以为我离开了那个 人,以后也一定会离开你?” 他摇摇头低声说: “默,你想得太多,你小资产阶级情调也太浓。也许有一天你发现比我更好的 人,你也许――也要离开我……” 他不信任我,他以为我和他好是一时的冲动。他深深刺伤了我的心。我哭了, 失声痛哭起来。他慌了,急忙哄我,向我道歉,说他不该这样想象我,不该说这些 话。一场风雨过去,我终于原谅了他,然而在我的心底却被深深地戳了一个永远无 法弥合的洞。在我们日后漫长的生活里,这个洞有时被幸福粘合得了无痕迹,有时, 又被某些有形无形的矛盾揭破它,使它汩汩流血…… 我们一起在战争的烽烟烈火中度过了八年抗战,又度过三年多的解放战争,十 几年战斗生活,我们分别多、相聚少。在这翻天覆地的非常岁月,我的情感同我们 许多同志的情感一样,都被磨练得坚硬了。和他相聚我高兴,离别也有时想念,但 见不到面,甚至长时间音讯杳然,我也不忧愁、不着急,更没有那种“独自守着窗 儿怎生得黑”的万种闲愁。我们全副心灵都投入到随时可能丢掉性命的战斗中。极 端残酷的生活,极端艰苦的日日夜夜,我们再也没有闲心去想个人、去想爱人孩子。 只有在稍稍安定、稍稍空闲的间隙,蓦然涌上一股苦涩的思念――这时我们回到了 人间、地上,心中跃动起思念亲人的情感。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也有母子和爱人之 情呵! 抗战开始时期,冀中环境还比较安定,一些县城尚在我们手中。初次离开的思 恋,常常使我感到苦恼,希望看见他、依偎他的那种苦恋,觉得日子长得无奈。有 一次,约在1938年秋,我住在任邱青塔村,他出差到这个村,傍晚找到我,见了他 我喜欢得心怦怦乱跳,抱住他问长问短。天不早了,我说,“你走了这么远的路该 休息了,我到房东屋给你烧点水洗洗脚好么?” 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一副尴尬的神情: “组织部长告诉我,咱们不能住在一起。” 我惊讶得几乎跳起来,皱着眉头问他: “咱们是夫妻,离别这么久了,同住一个村子还不许夫妻同房?哪来的这种怪 事!?” “这是真的。”他沉着冷静地回答我,“组织部长说,咱们队伍里单身汉这么 多,你们夫妻双双对对在一起,会影响那些人的情绪……” 我心里很难过,我相信他也是难过的。为了不刺激那些光棍汉,我们忍痛分开 了。他在这个村子住了三四天,我们牛郎织女,隔着银河天各一方三四天。好可笑 的逻辑!那么什么时候才允许夫妻同住呢?难道要到等那些光棍汉都找到老婆才可 以么? 几个夜晚,我反复思考,解不开这个谜。                   七 抗战中最残酷的1941年后,我遇到的危险――几乎被俘被害的情况记不清有多 少次,他也遇到过比我更多的危险。我们大家常说的一句话:“咱们脑袋都掖在裤 腰带上。”可是,我和他一同遇到的危险情况却只有一次,而且是颇具戏剧性的一 次。 1941年的一个夏夜,我和他住到霸县狄庄一户有高墙的人家,他当时是霸县县 长,两位警卫员睡在房顶上,一方面警惕敌人,一方面也凉爽。夜半时分,街门突 然咚咚大响,警卫员从墙垛上向下一望,见是县大队的一个中队长,带着20多个弟 兄在敲门。门一开,20多名荷枪实弹的战士蜂拥而进,为首的中队长进到院里,就 把马建民和他的警卫员团团围在当中,荷枪的战士紧紧包围着他们。我当时有病, 那些人没叫我出屋。我坐在临窗小玻璃后面悄悄向外张望:形势不妙,他们好像说 分区司令部派他们来捉他,为什么捉?我猜测不出。我心慌意乱地想,他是一个忠 实尽责的党员,是广大群众热爱拥护的县长,县大队是归他领导的,司令部怎么会 派他们来逮捕他?……正当这群人在院里交涉什么的时候,我噌地跳下炕来,径直 向大门外跑。我暗想,地委书记、还有一些学习班的同志就住在对面的一座大院里, 我必须赶快通知他们――一、告知他们有了情况,叫他们有所准备;二、也许他们 能救出老马来。跑到大门外,两个荷枪守卫的战士不放我出去。我立刻装出一副病 得要死的样子,弯着腰捂着肚子呻吟着,有气无力地说: “同志,行行好,他们找马县长,没有找我,我在这院里吓得要命……同志, 我害怕呀!叫我到对门房东家歇歇去吧!” 我的几句好话,我的一副可怜相,打动了战士,他们一挥手放我出了大门。那 时根据地家家几乎夜不闭户,我几步过去推开了对面的大门,见了梯子,噔噔几下, 像个矫健的小伙子爬到房上。果然不少学员东一个西一个都睡在房上,我急急喊醒 他们,告知有情况。立刻跳过他们身边,穿房越脊,跃过两个院子,终于找到地委 书记金城同志的住屋,向他汇报刚才发生的情况。他望着我沉吟了一会儿,沉重地 说: “情况是严重的。郭凤来一个中队长决不会擅自去捉县长;司令部更不会来捉 他。很可能是大队长靳国梁叛变了要投敌,派他的中队来捉马建民……现在全县主 要领导干部都很危险,要赶快派人出村给他们送信去。” “老马怎么办?”我含泪问金城。 “杨沫,急没有用,这村没有部队,没办法救出他……看看情况的发展,我们 也立刻派人去找司令部。” 惦记着他,我二话没说,又穿房越脊窜回我们俩住的那个人家。心里准备着, 如果他被抓走,我也可能和他一起走。可是,到了那人家,他、警卫员还有捉他来 的人全不见了。这年发大水,村外漫洼里一片汪洋,他们个个趟着齐腰深的大水走 了。我回到那院里时,他们走了快半个小时了。 我疲惫已极,正躺在炕上低声抽泣,金城派人找我,叫我立即转移别的村子去。 我只好立即收拾他留下的衣物,快快地转到离这村不远的村庄去。整整四天, 好难熬的四天呵!他生死不明、去向不知,我只知道当夜大队政委张鸣禄同志也被 用同样方法捉走了,县大队长叛变投敌是无疑了,可是他,他们的下落呢?难道他 们已经被叛徒掳去霸县城里? 好心焦,好痛苦,好忧虑的四天。我不知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忽然,喜从天降, 忽然西方出了个红太阳,一个傍晚时分,他一瘸一拐地回到我的身边。 他告诉我,郭凤来是奉叛变的大队长靳国梁之命来捉他的。但靳不敢对郭明说 要叛变,却假传圣旨说奉司令部之命来捉他。他这人机警、明智,一听说司令部要 捉他,他先问郭,捉到什么地方去?郭说到县城附近。他立即对郭晓以大义说,司 令部驻在河西,离这儿有七八十里,而县城不过十几里路,决不是到司令部去,很 可能是勒国梁要叛变,把我们都带到县城里送给日本人,咱们是爱国的打日本的人, 怎么能叛变去投降日本人?郭犹豫起来,不知怎么办好。他说,这样吧,既然司令 部要抓我,咱们就奔司令部去问明情况,你也算完成了任务……郭凤来同意了。他 们趟着大水走了一天一夜,找到司令部,当然揭穿了靳国梁的谎言,但是政委张鸣 禄却被俘,被叛徒送到了城里……他刚回来,那些被骗到距城二三里村庄的大队战 士,一看情况不对,都纷纷逃了回来。他的两个警卫员也先后逃回来了。最终靳国 梁孤家寡人,只带着他的弟弟和两个随身保镖投降了敌人。 这个事件震动了全县,尤其百十位战士们英勇无畏地从敌人鼻子底下逃了回来, 干部感动、部队感动、全县爱国群众尤为感动。连着几天敲锣打鼓送猪送羊搞劳大 队战士。郭凤来成了英雄,升为大队长,只有政委张鸣禄,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 英勇牺牲了。 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差不多我都和他在一起。目睹大队战士无畏地热爱祖国,目 睹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对他们县长的爱戴。我从极愁到极喜。常在屋里无人的时候悄 悄问他: “郭凤来是土匪出身,又是靳国梁的拜把兄弟,你能在那个极险恶的环境说服 他背叛靳国梁去找司令部,可真不简单……你跟我仔细学学,到底怎么把他争取过 来的?” 他用手指敲敲我的鼻子,带着神秘的笑容说: “你呀,头脑简单,又缺少地下工作经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郭凤来不当 土匪,投奔了八路军,是个有爱国心的人,就利用他这个特点,给他分析形势,当 了汉奸绝没好下场。反正他一路趟水,一路还动摇,我就不停地做他的工作……总 算做到司令部找到司令部,我的一颗心才算掉回腔子里。” “我的好同志,好伴侣……”我望着他,心里喃喃呼唤着。                         199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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