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年轻时 我提着那只说轻不轻、说重不重的公事皮包，甩下在车上几小时起伏如潮的思 绪，怀着些微怯怯的心情，走出车站，迎接我的是那久违了的、温暖而柔和的、台 湾中部初夏的阳光。 我象个头一次进城的乡下人，定定地呆立在站门口，贪婪而好奇的看着那往来 如梭的车辆、不绝如缕的行人和高高竖起的大楼。 “啊！变了，这个城变了好多。”我感叹地想。心里有点酸酸涩涩的，说不出 是激动还是惆怅？那感觉好特别。我怀念中的这个城，还是做学生时四年留下的印 象：淳朴、安详、恬淡中掺着点悠闲的气氛。可不是今天这个闹哄哄的地方。 “倒是十几年了呢！什么又经得住不变？”我又想。真的，变的岂止是这城， 难道人没变得更多？我至今还能很清楚地想起，第一次来台中上学时的不安和恐惧。 对别人来说联考榜上有名，就等于获得了一切。对我来说，那后面却隐藏了很多疑 虑。我担心大学与中学时代的生活，并没多少差别，只是换汤不换药的老调子。我 的忧虑并非凭空而来，实在因为中学的六年，特别是高中的最后两年，过得一点都 不快乐。 那时候的我，和所有中学里的孩子一样，剃着光秃秃的和尚头，一身黄布制眼。 肩膀上永远挂个塞得满满的大书包――少说也有十来斤重。我的嘴角老是紧紧地抿 着，眼镜片后面的眼珠总盛着怀疑的神气，我的脸上不常有笑容，我为什么要笑呢？ 一个如我的人：在学校不算是好学生，不能在任何一门功课上表现得出人头地，在 高二时级任导师刘大头就当着全班同学，疾言厉色地骂过我：“一个人念了这么多 年书，怎么会连对哪一门功课特别喜欢都说不出呢？”在家我也不是好孩子，尤其 在漂亮的姐姐、专考第一的弟弟和天真可爱的妹妹相比之下，我顶多只能算个二等 人。母亲还好一点，父亲是见了我就眼睛冒火，总皱着眉青着脸问： “你怎么老是那副魂不守舍的样子？你那笨脑子里都想些什么？” 是啊！我的“笨”脑子里想的东西，你们这些“聪明”人怎么会知道呢？我想 啊！天地间为什么就平白地生我这么一个人？我从何而来？将往何处去？我来到这 世界上的作用又是什么？这世界，又是红花又是绿叶，看来挺悦目的，但她能永存 吗？会不会有毁灭的一天？……我的问题太多了，一点一点地结起来，象一大团冰 冷坚硬的年糕塞在胃里，堵得我好不舒服。偶尔想发泄一下，抽冷子冒出来一两句， 正好是给别人制造笑料，“发神经哟！”他们说。当然喽！人家都除了预备升学考 试之外，不理一切外务，谈的想的全是与升学和功课有关的问题。而我，还什么人 生世界的胡想，可不是发“神经”吗？ 于是，我决心把那团冷年糕留在胃里任它作怪了，虽然那滋味常会折磨得我想 破开嗓子大叫。 高三那年，一天早晨，我背着那个沉重的大书包走进校门的时候，太阳已经升 得老高，光辉从树枝的缝隙中漏出来，把单调洁净的水泥地，洒上左一片右一片亮 闪闪的碎影子，看来很美、很生动，但这又引起了我那好胡想的毛病。我想，宇宙 多奇妙啊！真是一个解不开的谜，这里面不定存了多少真理！想想那些哲人，什么 尼采、叔本华，哦！对了，我不是书包里还放着一本借来的尼采著作么？想不到竟 是这么深奥难懂，看得我满头烟雾，如果有个人能指点我该多好。但谁又是那个能 指点我的人呢？父亲吗？他怕连什么是“尼采”也不知道。而且一看到我就会引起 他的坏情绪，更别提什么指点的事了。 那么……我一抬头，看到导师杨老夫子正晃晃荡荡地走来。我一冲动，就迎了 上去。 “杨老师，尼采说‘忧愁是知识’，这句话怎么解释？”我问。级任导师嘛！ 我什么问题不能问呢？何况我一向很尊敬他，虽然在他“爱徒”的名单上，怎么也 不会有我的名字。 “什么？尼采？”杨老夫子推了推眼镜，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会儿，用无可奈 何的口气说： mpanel(1);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不赶快准备升学考试，还什么尼采！” 我愣了一下，脸一直红到颈子，混身发热。我不敢再抬眼看杨老夫子，垂着头 讪讪地走开了。逛到校园后面的水塘边，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心中充满悲戚。我想， 我是一个不被了解、孤独忧郁的人。我的求知欲被压制了、忽视了。我感兴趣的别 人瞧不起，别人视为重要的数学、英文之类我又不擅长，我厌恨学校生活，也感受 不到家庭的乐趣。 “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不是一个多余的人呢？”我问自己。 铃声响了，我也打不起精神到操场上去升旗，待我垂头丧气地走去时，别人都 已进了教室。结果是得来一场挖苦讥笑和一个警告。 拿到联考的报名单子，人家都喜孜孜地埋着头细心地填写，只有我，对着那张 纸相面很久，心里还是茫茫然。我之报考农学院，并非因为志趣，而是因归隐田园、 遗世独立的远景支持着我。考试前的一段时间，挡不住父母和师长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