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命运的召唤 丘吉尔那悲壮、慷慨的呼声响彻英伦三岛 我让丘吉尔在半天的时间里看到了他想看的一切 丘吉尔：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介意 观察部队时你应让士兵脱下钢盔，看他们眼里有没有战胜一切的勇气 陆军部：蒙哥马利应到埃及去 　6 月2 日，我赶到陆军部向帝国总参谋长约翰・迪尔报到还职。 这位老友显得非常沮丧地说，“你可知道，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一千年来第一 次遭受入侵的危机？” 看到他那副神气，听到这种论调，我不禁失声大笑。我的放肆激怒了他，他瞪 着眼睛问：“有那么可笑吗？”我说，“英格兰人民绝不相信我们正面临着遭受入 侵的危机，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目前有些肩负本土卫戍重往的将领们是些庸碌无 能之辈”。他没有否认我的看法，但却一再叮嘱我不可再谈论此类问题，因为这种 忧世愤俗的论调，除了使国民夫去自信心外，将一无是处。我从此绝口不谈此事， 不过，那些庸碌无能的将领们也一个个相继绝迹。 那天布鲁克也去晋见了参谋总长。他请示总长，目前他的任务是什么？迪尔的 答复是：“回法国去，组织一支新的英国远征军。”布鲁克知道，法军马上就要完 蛋了，这样做只能把他匆匆组织起来的任何部队拖进深渊。但命令已下，且已给了 他两个苏格兰本上师，一个是第51高地师（当时仍在法国，在南部和法军一起行动， 避免了敦刻尔克之灾），一个是第52低地师；还有一个唯一的装甲师的残余部队； 加拿大第1 师以及其他的零散部队。布鲁克提出要求，想把弟3 师也搞到手，但迪 尔表示不行，布鲁克坚持非要不可，最后二人达成一致：等第3 师重新装备后，即 重渡海峡，返回法国。 虽然我在敦刻尔克已经做过军长，但回到英伦后，我却要求再任第3 师师长原 职，以便能对之加以整编，使之能肩负未来反攻之重任。 英国远征军的大部分官兵都已回到了英格兰，但很多英勇的将士为了掩护主力 撤退，在敦刻尔克海滩壮烈殉国了。除了单兵武器外，我们的重兵器和重型装备也 大部分遗留在法国境内。 当时，英国尚有足够再装备一个整师的运输工具和武器。陆军当局决定将这些 器材全部交给第3 师，以便能早日完成整编，相机再渡海峡，加入仍在和法军并肩 苦斗中的英军残部。这项决定对第3 师无疑是种无尚的光荣。布鲁克已内定为新任 远征军总司令，所以，我们第3 师全体官兵厉兵秣马，静待驱策。 我们在萨摩塞特完成了整编，接受了新装备。到6 月中旬，再渡海峡的战备全 部完成，只待一声令下，便可以誓师东渡。可是，法国却在6 月17日全部陷落。 这样一来，一切的轻重缓急顺序都改变了，英国已完全陷入了孤立，德军的入 侵看来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这样，我的第3 师便彼调到最容易遭受入侵的地区― ―布赖顿同围的滨海地区，我们在海滨别墅里选择最理想的地方设立机枪阵地，构 筑工事。这一举动引起了当地主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市长们、郡议员们、房主和 地主们相继要求我们立刻停止工程，但均被我当场严辞拒绝。 法国崩溃后，英国面临的困难仍是老百姓对于所发生的事情的真正意义及未来 “将会”发生什么一无所知。在许多人心目中，英国远征军能脱离敦刻尔克逃回是 英军的伟大胜利。我们在许多地方都看到军服袖上绣有“敦刻尔克”字样的英军士 兵们招摇过市，自视甚高，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他们也被当作了不起的英雄，竟 没人意识到英军是惨败，也没有人意识到，我们居住的这片国土正处于危如累卵的 境地。举国上下没有一丝大战将至所应有的紧张气氛。最后还是丘吉尔的大声疾呼 产生了振聋发喷的作用，他那悲壮慷慨的呼声，当即为全英人民像赞美诗般地争相 传诵。民族精神被振奋起来了。 1940年7 月2 日，丘吉尔首相及其夫人到第3 师视察，我对政治家们兴味索然， 我一直认为，他们除了增加我的麻烦烦外一无所能。但是，对于这位政治家，我却 不得不另眼相看，因为远在大战爆发多年以前，他就一再告诫历届政府，将来会发 生些什么事，但是，言者虽然谆谆，而听者却懵懵懂懂。结果，现在所发生的一切 全被他不幸而言中。 另外，首相在新式装备方面的敢于探索试验以及应用等也值得我为之倾倒。坦 克的发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主要的作战方式就是阵地战，一方据守阵地，另一方 拼命夺取。当时，德军的装备远比英法联军精良，尤其是他们大量地使用了机枪， 再加上由铁丝网、铁蒺藜、战壕、掩体等防护器材，组成了一道道坚不可摧的防御 体系。德军很善于打这种固守阵地的阵地战，而英法方面在攻打这种阵地时，其步 兵、骑兵都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伤亡很重。当时迫切需要一种既能防护又 能进攻的武器。 军事作家欧内斯特・温斯顿面对战场的悲惨景象，联想到了中世纪时骑士穿着 的盔甲和美国的履带式拖拉机，他把二者有机地溶合到一起，作下一个大胆的设想： 用拖拉机进攻敌人。给拖拉机“穿”上厚厚的防护钢甲，配备上猛烈的火力装置， 让士兵们在里面射击，不就可以保护自己、消灭敌人了吗？可是，这一设想被陆军 大臣给轻蔑地否决了。当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听说了这个设想后，给予了极大的 支持，在他的干预下，第一辆坦克终于在1915年8 月问世了，并在索姆河一带中首 次使用，使得英军仅以平常伤亡的5 ％的伤亡率就夺取了多次未曾夺取的敌阵地… … 我一直不知道那天丘吉尔对我的印象如何，但他给我的印象却非常深刻。我尽 量使他在半天时间内看到一切该看的东西。我引他到“皇家乌勒斯特步兵营”驻地 的“兰荪学院”视察了一次演习。反攻目标是海岸上的一个小飞机场，演习状况是 假定登陆入侵的德军已经占领了这个飞机场和海岸地区。他对演习大为欣赏，尤其 对营属轻机枪载运车排的动作更是赞不绝口。之后，我又引导他视察沿岸的工事设 施，当晚七点三十分，我们到达视察的终点――布灵顿。他特别邀请我在“皇家阿 勒比容饭店”共进晚餐。席间，我们谈了很多问题。他问我喜欢用什么酒佐膳，我 的回答――“水”，令他大感震惊。我说，我既不喜欢喝酒，也不爱抽烟，所以能 保证百分之百的健康。他毫不思索地回复我，他虽然烟酒二毒俱全，可是却能保持 百分之二百的健康。随后，我们把话题又转到了部队上面，我乘机向他进言：“我 这个师是目前全英唯一的装备齐全的师，是最长于打运动战的师，这一点已在敌人 面前精彩地表演过，但现在让我们执行的这种挖掘壕沟、站岗放哨的做法简直就是 胡闹。总部应该给我配备足够的车辆，向内陆后撤一段距离，以便能够作为一支机 动力量实施反突击任务，来堵住并消灭可能登陆成功的任何敌军，从而阻止其建立 后勤保障、后续师源源登陆的桥头堡。而要使这种作战方法取得成功，就必须进行 演习，第3 师必须拥有足够的必需装备。可是，现在我的师根本就动不了，怎么办？ 目前国内有成千上万辆公共汽车，给我一些这种东西也行啊！” mpanel(1); 首相被我的话打动了，连连点头，并称赞我的意见很好。第二天，他就口授了 一份备忘录：　陆军大臣：我看到第3 师沿着30英里的海岸线展开，而不是像我所 想像的那样在海岸后方集结，作为机动部队以对付大规模入侵的敌先头部队。对此， 我深感不安。更使我惊讶的是，这个师的步兵缺乏必要的车辆将他们运往作战地点， 否则，它一定是一个完全机动的师。对任何机动部队来说，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要有 随时作好准备、在附近待命的运输车辆。对沿着海岸展开的第3 师来说，尤为重要。 我听说朴茨茅斯方向的部队也有同样的怨言，他们也没有随时待命的运输车辆。 考虑到英国有大量的公共汽车和运货卡车，而且从英国远征军中又回来了大量的驾 驶员，应有可能立即弥补这一不足。无论如何，我希望今天一定要告知第3 师师长， 让他全部接管（他会高兴这样做的）甚至现在还载着游客往返行驶在希赖顿海滨公 路上的大量公共汽车。 丘吉尔　我不知道陆军部看到这一备忘录后作何感想，但我却终于得到了我想 要的汽车。 1940年7 月，我升任第5 军军长。从那时起，我的一切想法和做法才开始对国 内陆军训练产生真正的影响。第5 军的一切揩施和成就都具有带头作用。1941年4 月，我又奉调接管驻肯特的第12军，肯特正是预期中的英格兰可能遭受入侵的重点 ；1941年12月，再奉调升任东南守备区司令官，负责肯特、苏雷和苏塞克斯三郡。 于是，我的思想和理论、我的训练方式和方法终于由极西的多塞特一隅沿着英格兰 南部地区北上，直到泰晤士河口。 我的指挥经验与日俱增，我终于能借实战来检验我的理论。由于在这两年间， 我曾追随一些精明的长官，所以收获颇丰。在第5 军，我的长官是南方防区司令官 奥钦勒克，我们两个几乎从没达成这一致。幸好不久他便调任印度军总司令，而由 亚历山大和培吉特继任；布鲁克则先后历任本土军总司令和帝国参谋总长等要职。 这三位上司都了不起，我对这三位具有男子汉风度和军人气概的老长官由衷地表示 钦佩。 这两年问，我精心钻研的课题是体魄和精神战备如何加强的问题。当时英格兰 陆军的这两种战备水平离战争要求相去太远。当我想起著名诗人齐霖在他的“陆地 海洋赋”里的序诗，再看英国军民浑浑噩噩的情景，不禁为之怵然：民族沉沦不着 痕，史家论断最无情；若问亡国因何在，百姓巽懦气不伸。 就任第5 军军长后，我便严令各部应以艰苦卓绝的作风锐意训练。所有训练必 须尽量利用各种季节和天气状况，反复实施。无论在大雨滂沱之时，在冰天雪地之 中，或是在泥泞没胫的地形上，在恶劣的天气里，无论昼夜寒暑，都必须比德国人 干得更出色、更精彩。假设德国人只能在良好的天气状况下打得好，那么，我们便 应该不论天气、不分昼夜地打，而且能够发挥最强的战斗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打垮他们。所有的训练计划都将较高层次的演练包括在内，重点着眼于各级官兵实 战精神的发挥和创意工夫的陶熔。师级以上的大规模演习，必须要特别注意如何磨 练各级部队主官、幕僚和广大官兵的吃苦耐劳精神，使全军上下都能在长时期内达 到不眠不休的作业和战斗行动的程度，使备阶层都能了解如何运用24小时的作业编 组，以节约精力。 任何阶层的部队主官和参谋人员如不堪忍受这种考验，便立即给予淘汰。 总体性战争所需要的是一种上自将帅下至士卒的总体性体魄和精神。每当一次 积极的实践学习结束之后，各种文书便纷至沓来，参谋文书人员全都足不出户，在 办公室里埋头伏案穷忙。于是，我下令全军各级司令部的全体官兵，每星期都得抽 出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做一次7 英里的跑步运动，45岁以下人员不得有任何例外，不 愿意跑的可以走，但必须走完7 英里。规定实施之初，怨声载道，群情激愤，但尚 能按命令去做，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渐渐地连年龄超过45岁的也纷纷自愿参协。 记得有一位身材魁梧的老上校到军医那里诉苦，说假如要他跑完这7 英里的话，简 直等于要他的老命；于是，军医陪他来见我，并向我建议豁免这位上校。我问他， 是不是要跑的话会跑死，他眼中闪出一股希望之光，答到“是的”！我告诉他，假 如自己认为会跑死，那就干脆跑死算了，因为这比补充他的损耗缺额要省事些。他 的健康状态确实不佳，所以我宁可让他跑死。结果，他只好服从命令参加跑步，并 且到今天还精神饱满。 当时军中最迫切的问题是尽快大刀阔斧地砍掉那些“朽木”之辈。军中多一名 这种分子，便会影响到干练有为的青年军官们的旺盛斗志和独创的主动精神。很多 年迈的预备役军官这时都奉召复役；许多由少校以上的现役军官根本就没有听过战 场上的枪声，绝不肯冒险上阵。这些军中“朽木”必须连根铲除。我走遍了每个单 位，认识了所有的中上级军官，以及很多下级军官；一段时间后，我把这帮绊脚石 们全部请了出去。 我还处理了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按照当时英军的习惯，军官眷属、家小全都 随军行动，散住在随时都可能遭受敌军人侵的海岸附近的村镇里。鉴于当时的紧急 状况，我下令所有的军眷和家小立刻离开，不准住在负有海防任务的防区里面，我 在命令中陈述了这样做的理由：“德军的入侵随时都可能在沿海地区发生，而我们 部队的任务是迎击并摧毁敌人的入侵行动。倘若军官们携家带口地驻在防区，那么， 一旦发生情况，他们基于人之常情，势必首先考虑她们的安全问题，因而便会影响 到所担负的作战任务的执行，有人说，一个优秀军官在此种情况下，决不会有片刻 时间想到他的太太和家小，他的全部思想必须高度集中在战斗行动上。我对这种看 法不敢苟同。无论如何，人终究是一种天性脆弱的动物，我实在为敢听任我的手下 因无法逃避天性的纠缠而有负职守。这项撤退军眷的措施可以说关系着英格兰的命 运甚至人类文明，这种天性的纠缠因素一旦去除，一切都将毫无问题。此外，因为 士兵们不能携家带眷，所以军官们也应该以身作则。” 我在命令中强调，军眷们必须立刻离开防地。很快，这道命令便得到了很好的 贯彻。 指挥阶层意识的澄清与责任感的强化事关重大。我必须将强烈的紧迫感注入每 个官兵的心灵深处。使各级指挥机构保持健全。对不胜任和低能的主官或降职使用， 或撤职换人。 参谋人员的素质也必须加以提高，必须树立绝对的服务精神和技能。事实上， 全部陆军都需要加强体魄与精神战备，以及遂行战斗的技能。 达成这种目标的先决条件在于部队主官是否配备齐全，是否明确他们的职责和 任务所在，是否具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就我所知，鼓舞奖励各级青年将校对 于达成这种目标可以产生极大的作用。 当时在军中还有若干潜在的威胁，必须随时加以提防。譬如，参谋和主官之间 的关系；譬如，负责支援的单位可能会认为战斗不是他们的事。殊不知，战斗是每 个人的事，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战斗训练。 另一个潜在威胁是，在少数部队里有一种危险思想，有人认为英国和英军已经 “挨过了”，这在当时竟成为一种颇为流行的口头语；还有一种人认为德国人是无 敌的，是不可战胜的。 最后一个威胁，也是真正的心腹之患：从敦刻尔克撤回来的人们，有许多已开 始沉缅于家庭的温馨，他们忘掉了或不愿正视战争尚在进行，威胁仍然存在。针对 这种危机，我特作规定：官兵们可以按照正常渠道休假，以便和家人团聚。此外， 当艰苦卓绝的训练告一段落后，我总是让官兵们回到舒适的营房饱餐一顿。 根据存在的各种可能的危机，我们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 终于逐渐将强烈的紧迫感注入到每个官兵的心灵深处，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重 新站稳了脚跟。 我的训练演习的逼真艰苦程度，可以说在英国前所未有。这些演习多选在严寒 季节或盛夏。当官兵们已经筋疲力尽、部队主官和参谋们也难以支撑时，立刻我便 会让他们“面临”新情况或新课题。 当时，我在不列颠防卫问题上和一般人的看法不同，一般人是着眼于海岸线上 的每一寸土地都以重兵固守，凭借海岸线上的钢筋水泥碉堡和堑壕工事遂行固守一 线的防御战斗。 这种防御部署既无纵深，又缺少反攻兵力，非常薄弱。遍及英格兰的每个角落 都挖掘了“阻截阵地线”，究竟用什么部队进驻这些阻截阵地？我们根本就没有足 够的兵力！ 我则将部队由海滩撤回，控制在后方，伺机反击入侵的敌军。我认为敌军经过 渡海机动的颠簸之后，肯定已经晕晕乎乎，难辨东西，此时便是对入侵者加以反击 并压迫入海或歼灭的最佳时机。 在海滩上，我只配置了一部分轻装部队，这支部队只要装备有性能良好的通讯 器材和充足的火力，便足以迟滞或挫败入侵者的任何登陆行动。 我的防御思想是：构成一种蛛网般的防御体系，无论德军走到那里，都必将遭 受到猛烈射击之后的有力反击。 对白厅主张的“焦土政策”我也侍异议。他们认为，当德军由海岸进入内陆、 向伦敦前进的时候，为了不使物资落人敌手，应该在退却的同时将沿途一切纵火烧 毁。我则坚决表示我们决不会退却，在我的战区里，我们肯定能击败德军。 事实上，当时我已经着手训练“不会退却的部队”，我向他们灌输旺盛的攻击 精神和必胜的乐观精神。这种精神发自健壮的体魄。视察部队时，我常让士兵们脱 下钢盔，这样做的目的，并非看他们的头发是否剪修得合乎规定，而是要看他们的 眼里有没有战斗意志的光辉。 1942年，“联合作战指挥部”参谋处制订了一份袭击迫那普的作战计划，陆军 部分的计划由我负责。此一行动的计划初衷是这样的：联合作战指挥部认为，要想 顺利地返回欧洲，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预先夺取一个良港，并且必须在敌人能全 部摧毁其设施以前全部占领这一良港。由于此前制订的大规模反攻欧洲大陆的“围 捕”计划和对法国实施小规模突击的“大锤”计划被取消，所以，联合作战指挥部 的参谋长们便强烈地感到应该对横渡英吉利海峡作一次尝试，以便从实战中发现夺 取一个港口究竟需要做些什么。对诸多可供选择的港口进行的周密研究表明，迪耶 普是最好的袭击目标，它位于战斗机的航程之内、并有一些合适的军事目标，有一 个雷达站，一个机场，各种炮兵连，还有港湾和船舶。当时决定由我的部队担任地 面袭击任务，后来又决定派加拿大军第2 师为袭击部队。袭击部队预定在7 月2 日 和3 日两天，完成两栖装载，4 日或5 日开始行动。部队完成装载后便听取详尽的 任务传达，然后，便“关闭”在他们的舰艇里，不再和外界接触。7 月3 日夜间的 天气状况极不适于遂行突击行动，这种恶劣的气候一直持续到7 月8 日还不见好转。 于是，部队又纷纷卸载，回到营舍。所有的官兵对突击目标及有关作战详情都已非 常清楚，按常情，迪耶普突击作战很可能成为英格兰南部各营区里茶余饭后的谈料， 因为参加这次突击装载的，除近5000名加拿大陆军官兵外，还有数字可观的海空军 官兵。当部队奉令“解闭”归建时，我自忖这次突击作战一定会中止，于是便将自 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 但联合作战指挥部的决策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决定再度实施原定计划， 并于7 月底呈奉英军参谋首长裁决。听到这一消息，我不禁为之愕然，因为这一行 动已不是什么机密。于是我便写信给本土军总司令培吉特将军，建议停止这一行动。 我认为，假如有向欧洲大陆袭击的必要的话，目标也不应再选在迪耶普。可是我的 建议未被采纳。 8 月1 日，我离开英格兰前往北非沙漠，接任第8 集团军司令官新职。 对迪耶普的袭击在8 月19日实施，当时，首相正和我在第8 集团军司令部，我 们是在当天夜里接到消息的。 加拿大第2 师以及和他们并肩战斗的突击队及海军部队，全都打得非常精彩。 不过加军的损失极为惨重。在加军的战史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加拿大陆军以不足5000 的兵力，对迪耶普遂行了仅仅9 小时的袭击战斗。可是在这一战斗中被俘官兵之众， 却相当惊人。尤其让人不忍卒睹的是在这短短的9 小时中，竟有56名军官、851 名 士兵阵亡，被俘以及各类伤亡总数多达3369名。 我认为迪耶普之役的最大缺点是犯了“一国三公”的错误。本来这种作战从计 划到最后突击行动的完成应该由一个单一的特遣部队指挥官统筹指挥。但在事实上， 主管当局却多到今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此次作战对诺曼底登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教 训，但此教训所付的血肉代价未免太高了些。 但是，人们却把此次进攻失利的责任归结于我事先同意不在开始前实施对目标 的集中轰炸，真正是冤哉往也！ 1942年8 月初，我们在苏格兰实施过一次大规模演习，当时的本上军总司令培 吉特将军请我去观摩。在演习期间，一连串大事相继发生。演习开始的第二天，陆 军部用长途电话通知我立刻赶回伦敦，他们让我继任亚历山大的第1 集团军司令职 务，马上到艾森豪威尔手下开始在北非登陆的计划制订工作，登陆行动代号为“火 炬”，预定时间为11月登陆。亚历山大已前往北非就任中东军总司令。我立刻赶回 伦敦，前往陆军部报到。在陆军部，我又进一步了解到，我必须先找到艾森豪威尔， 共同制定计划，时间非常紧追。我想，在三个月内就得向北非发起一次大规模的进 攻作战，而作战计划却还没有着落，并且我与艾森豪威尔也只有一面之缘，困难很 多。出了陆军部，我便立刻回到我的司令部，脑子里装满了各种想法。无论如何， 我已在英格兰足足呆了两年，现在也正是该动动的时候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左右，陆军部突然通知我，昨天的计划取消了，让我立刻到埃 及接管第8 集团军。 事情很突然，事先一点证兆都没有。后来我才得知了此次升迁的内幕：7 月初， 布鲁克决定到开罗去，以帝国参谋总长的身份亲自调查直布罗陀、马耳他、波斯、 伊拉克地区的情况，最后与驻印度军总司令韦维尔就印度方面边界的防御问题进行 了秘密磋商。这一切都是合乎情理的。但关于第8 集团军，布鲁克则这样指出： “很明显，在那里有些事从根本上搞错了，只是现在很难判明这些事究竟错在哪里， 错到什么程度……危机已经来临，我必须亲自去调查一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为此， 我要单独去。”7 月15日，布鲁克抓住一个有利时机，说服丘吉尔允许他进行这次 旅行。但是，到了7 月30日，即他动身的前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说首相也 决定去。于是，一个代号为“手镯”的丘吉尔调查组在8 月初到开罗集中起来了。 他们将决定第8 集团军的命运。 新加坡、缅甸作战失败以来，第8 集团军所在的地区是英军唯一的在积极作战 的地区，在这一地区，英军的大部分装甲部队已遭受到惨重损失，而且已经被迫后 撤了400 英里，尼罗河三角洲及苏伊士运河都处在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而苏伊士 运河则直接关系到盟军的行动自由及盟国的经济和战时补给。这一地区无论如何不 能丢掉。作为首相和国防部长的丘吉尔，此时无论从公还是从私，都急需一场象样 的胜利。但第8 集团军司令官奥钦勒克此时也担任中东军区总司令。很明显，他没 有能力担任这么重要的角色。 8 月3 日晚，丘吉尔刚到开罗就召见了提前赶到的布鲁克，他们一直谈到凌晨 1 点30分，主要谈的就是第8 集团军司令官的人选问题。丘吉尔建议由高特来担任， 但高特此时正担仟第13军军长。布鲁克认为，高特虽然是沙漠战的老手，但他到底 年事已高，太老了。丘吉尔不太满意地说：“那你来安排好了。” 布鲁克一大早就跑到奥钦勒克那里去做说服工作了，奥钦勒克表示同意让我去 他那里。 但由于史末资元帅（当时的南非总理，英军元帅）也在开罗，他也认为让高特 接管第8 集团军要好一些。 于是，8 月6 日早晨，布鲁克刚起床正在穿衣服的时候，丘吉尔“几乎是光着 身子”突然闯进了布鲁克的卧室，谈了自己的安排，布鲁克此时已无法可想，也就 只好同意。于是，8 月6 日，首相驰电战时内阁，建议：将伊朗和伊拉克划出中东 军总部的责任范围；以亚历山大接替奥钦勒克；任命高特为第8 集团军司令，让蒙 哥马利负责“火炬”行动（进攻西北非）。亚历山大于8 月9 日到达开罗并会见了 刚由沙漠回来的奥钦勒克。第8 集团军司令的职务，则经奥钦勒克指定，由第30军 军长卢姆斯登将军代理。 命运之神是令人永远都捉摸不透的，刚刚被任命为第8 集团军司令的高特乘坐 一架速度缓慢的运输机沿阿拉伯堡――赫利奥波利斯航线（这条航线被认为百分之 百的安全，因此，即使丘吉尔飞行时也没有飞机护航）飞行时，一架被从高空赶下 来的德国战斗机看见了它，把它击落。高特亦因此丧命。 于是，丘吉尔首相、布鲁克总长和史末资元帅当晚便决定由我担任第8 集团军 司令。 我的对手将是大名鼎鼎的以沙漠坦克战而著称的常胜将军――“沙漠之狐”隆 美尔。 对隆美尔其人我早已久闻大名，也早就想较量一下，这一来正对我的胃口，我 自信能胜任此职，能打败隆美尔。 ------------ 转自军事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