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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民文学及其他(3)
不过,说所有的皇民文学就是彻头彻尾的汉奸文学,也有些偏颇的地方。陈火
泉的《道》也有反映台湾人在皇民化运动中被歧视而心灵郁闷的描写,《道》中有
以下的一段主人公日记:“菊是菊。花是樱。牡丹终究不是花!能大呼天皇陛下万
岁而死的只有皇军,贡献一身殉国的只有皇国臣民,我等岛人毕竟不是皇民吗?啊,
终究不是人吗?”愤愤不平的声音里也含有对台湾人不平等地位的抱怨的意味。难
怪甚至有人把《道》作为抗议文学来看待。参见林瑞明《骚动的灵魂―― 决战时
期的台湾作家与皇民文学》,《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
学历史系,台北,1993。在周金波的《志愿兵》中,除了高峰进六,也有张明贵,
后者将主人公高峰进六对天皇及天照大神的敬奉行为讥讽为“神灵附身”,认为他
走火入魔了,还说道:“他开口闭口都是‘日本人’、‘大和心’的,根本不做任
何批判,那种事我做不出来。”最后张明贵思想的转向也十分的突兀,给人感觉是
为配合时局硬套上去的。垂水千惠:《台湾的日本语文学》,前卫出版社,台北,
1998,第54页。《道》的作者陈火泉曾这么说过:“《道》发表之后,我常受到日
本高等特务疲劳式的轰炸盘问:你到底赞成皇民化,还是反对皇民化?”他还自称
:“故事中的那些言论和作为,完全是时代和环境逼出来的。”林瑞明:《骚动的
灵魂――决战时期的台湾作家与皇民文学》,《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
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北,1993,第455 页。换句话说,战争年代的台湾皇
民文学,是不是也有不得已的一面呢?上述辩解之言常被现代人认为是作者为逃避
良心与世人的谴责而不得不说的话,但客观地从作品本身观察,作家在字里行间流
露的,应当还是有作为台湾人自身的苦闷挣扎的成分在内吧。
抗议文学的代表者应当属于大器晚成的吴浊流。吴浊流(1900~1976),总督
府国语学校师范部毕业,从事教育、记者等行业,曾到过祖国大陆。1936年3 月在
《台湾新文学》发表处女作《水月》,从此步入文坛,主要作品有《亚细亚的孤儿
》、《无花果》、《台湾连翘》、《泥沼中的金鲤鱼》、《波茨坦科长》等等。日
据时期的作品描写了台湾社会的人生百态,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
分。如《水月》中的仁吉,《功狗》中的洪宏东,《先生妈》中的钱新发等。也有
描写台湾女性的命运和遭遇,如《泥沼中的金鲤鱼》,主人公月桂是一个有抱负的
女性,在饱受世俗观念和身体侮辱后,愤而投身于文化协会,开展女权运动。《陈
大人》则是在皇民化运动的狂潮下的抗议声音的化身,小说主人公陈庆英依靠日本
殖民者的势力,身为巡查补却欺压善良民众,奸污妇女,甚至气死老父,这样的人
最后当然没有什么好下场,被他所依赖的日本人所处置。《亚细亚的孤儿》是吴浊
流的主要代表作,写于1943~1945年间,这正是皇民化运动最疯狂的时候,含有反
战内容的作品既没有出版的希望,同时也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吴浊流并不顾及人身
的安危,终于在战争结束时完稿。《亚细亚的孤儿》是在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40余
年且执行着强制同化政策的背景下写作的,它深刻地反映了台湾社会的历史变迁。
随着殖民同化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台湾人认同危机的产生,而与祖国的分离使得很
多台湾人对祖国日渐陌生。台湾人到底是“谁”?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身体
流的是汉民族的血,披的却是日本人的皮,又被日本人――内地人否认是真正的日
本人,只是本岛人。与陈火泉在《道》中描写的一心要成为真正的日本人的陈君不
同,《亚细亚的孤儿》中的主人公胡太明感受的是一种“孤儿”的意识,他从小接
受祖辈对自己的祖国观念的灌输,对祖国有着美好的憧憬。然而,到日本留学时发
现日本人对台湾人的种族的歧视,到祖国后当人们知道他是台湾人时又被当作日本
间谍看待,左右为难的胡太明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困惑。尽管如此,当他看到日本
人肆意掠夺台湾的人力物力,野蛮杀害大陆同胞,自己的兄弟也难逃厄运的时候,
开始反省自己的观念和生活态度,不愿再做冷血的旁观者,把希望寄托在抗日斗争
胜利的前景上,投身到祖国的怀抱里去。由此看来,吴浊流借着胡太明的行动给许
许多多的慨叹身为“孤儿”的台湾人暗指了一条解脱之道,这就是重回祖国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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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戏剧方面,皇民化运动期间也受到殖民当局的严密监控。“七七事变”
后,台湾本土的音乐戏剧如歌仔戏等被认为“标榜敌对国家思想”而遭禁止。由于
激起台湾人民的激烈反对,且造成了台湾社会娱乐活动的一片萧条,在长谷川清任
总督之后,对音乐戏剧的限制略有放松。在台南,台湾传统的音乐发生了一些改变,
即用台湾乐器演奏日本歌曲或用西洋乐器演奏台湾歌曲,台湾地方戏剧也借皇民剧
的名义复活起来,由此创设的所谓“新台湾音乐”逐渐在全岛流行,《台湾时报》
称这是“将台湾音乐改调,多多增加日本色彩,以善导本岛人”。垂水千惠:《吕
赫若是谁?――战时之台湾文化》,收入山口守编《讲座台湾文学》,株式会社图
书刊行会,东京,2003,第138 页。而在台湾人看来,这是为了在皇民化运动的大
背景下保存文化传统的不得已的改变,与皇民剧或新台湾音乐的表面结合,不过是
为了达到“借尸还魂”的目的。有一点一直被忽略的是,当时的广播电台成了传播
台湾音乐的一个重要载体。在禁止汉文汉字的情况下,广播电台由于负有对外宣传
及向台湾民众普及日语、宣讲时事的任务,反倒是能够使用台湾话播出节目,其中
穿插播送了台湾音乐。据统计,1942年播放 42 次、979 小时,1943年播放271 次、
4171小时。这在日本歌谣和军国主义歌曲独霸传媒的年代,毋宁说是台湾音乐的一
片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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