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2） 日据时期的台湾意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第一，强调台湾人与日本人分 属不同民族，台湾人是汉民族。在这里，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产生了交叉点。他们 说：“现在台湾的先住民族中，除去八万未开化人之外，十分之九算是由中国渡来 的汉族。”《农民的最后生存权》，《台湾民报》大正14年9 月6 日。其次，认为 台湾风土人情与日本不同，依其特殊性应实施不同的政策，“殖民地原住的民族， 既然与本国（按指日本――引者）不同，风俗习惯自然与本国迥异，其各殖民地的 特殊的事情，于统治上是有绝大的关系，所以不能以统治本国人的方针制度，来适 用于殖民地的统治，这是极其明显的事情”。《拓务省与殖民地参政权》，《台湾 民报》昭和4 年8 月18日。在这里，台湾意识的第二层含义是，台湾人要有与日本 人不同的自己的生活方式。第三，设置台湾议会，实施台湾自治，这是台湾意识上 升为政治层面的诉求。他们指出：“台湾虽是在日本统治之下，但是因为台湾本来 的民族是与日本民族不同，实际的政治施设非特别参酌台湾特殊的民情风俗不可。” 《非设立民选议会不可》，《台湾民报》昭和2 年8 月14日。其发起的台湾议会设 置请愿运动的目的，即在于“台湾的民情风俗与日本内地不同，如欲谋台湾民众的 幸福，须行适合台湾民意的政治；欲行适合民意的政治，必要使台湾住民参政；欲 使住民参政，非设置台湾议会不可”。《台湾民报》昭和2 年1 月3 日。此外，在 台湾社会生活的实际层面，台湾意识是作为同化政策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台湾意识 强调台湾人的汉民族性及台湾社会特殊论，认为“台湾是有四千年的历史和文化， 社会上有特别的制度、民情、风俗，――同化政策欲使台湾化作与内地（日本）的 府县同样，这实在是难的，若要达其目的，总要生出种种的强制，无视台湾的个性 了。若此则不利于台湾民的现实生活。”《台湾民报》大正13年6 月21日。因此， 在日本殖民统治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台湾意识显示出其民族反抗的政治意义和进 步性，有着强烈的政治反抗意味，从而使得台湾意识烙上了地域概念和政治概念的 双重印记。 日据时期的台湾社会，中国意识作为宏观意识，它体现了台湾人的民族性；台 湾意识作为次级意识，它体现了台湾人的地方性；二者既相互区别，又共处以一个 统一体中，两者可视为表与里、壳与核的关系。中国意识的深层内涵是它的实质所 在，台湾意识的表象外壳则是它的外在样态。无论中国意识或是台湾意识，在日本 殖民统治下它们共同聚合为反日意识。正是基于二者关系的上述特点，所以不管这 种反日意识是以中国意识抑或台湾意识的面目出现，日本殖民者都很自然的将其一 并归结为中国人（或汉人）的中华民族意识（或汉民族意识）。换句话说，日本人 已经看穿了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的同质性，即它只是台湾人反日运动手握匕首的两 刃而已。这一认识在日人对台湾民族运动中代表中国意识的祖国派和代表台湾意识 的自治派的描述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一种是对支那（中国）的将来也持很大的属望，以为支那不久将恢复国情，同 时雄飞于世界，必定能够收复台湾。基于这种见解，坚持在这时刻到来之前不可失 去民族的特性，培养实力以待此一时期之来临。因此民族意识很强烈，时常追慕支 那，开口就以强调支那四千年文化鼓励民族的自负心，动辄拨弄反日言辞，行动常 有过激之虞。相对的，另外一种是对支那的将来没有多大的期待，重视本岛人的独 立生活，认为即使复归于支那若遇较今日为烈的苛政将无所得。因此，不排斥日人， 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为目标，只专心图谋增进本岛人的利益和幸福。然而，即使 是这些人也只是对支那的现状失望以至于抱如此思想，他日如见支那隆盛，不难想 象必回复如同前者的见解。《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台 北，1989，第14页。 mpanel(1); 出现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台湾民众无论是中国意识或是台湾意识都毫无 例外地对自己属于中华民族一员有着深刻的认识，“中国是素称文教之邦，我们台 湾人是汉民族的后裔”。《台湾民报》昭和6 年8 月1 日。“我们是具有五千年优 秀历史的汉民族的子孙”《台湾社会运动史》，稻乡出版社，台北，1988，第281 页。。日人也说：“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之根本起源，乃系于他们是属于汉民族的系 统”，“视中国为祖国的感情，不易摆脱，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王晓波编《台 胞抗日文献选编》，帕米尔书店，1985，第14页。台湾民众的心态，由黄白成的一 段话就能明白的体现出来：“中国――对世界人类有很大的贡献，所以世界各国都 很羡望，那么倘要问日本如何对中国人轻蔑起来？可以答复是在日清战争中国战败 而来的。自此以来，日本人竟蔑视中国人为清国奴。我到琉球、日本旅行，每听到 这种侮辱时，就想到我们的祖国是中国，中国本来是强国，是大国，道德发达很早 的国家，这种感想很强烈，而且每一次都加强这种精神。” 《台湾社会运动史》， 稻乡出版社，台北，1988，第28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