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工运动及台湾共产党（1） 农民运动在台湾，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在日本占据之前，台湾是一个农业社 会，主要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相对较高；土地租佃关系发达，但租佃契约却以口头 契约为主，且租期较短。这样，到了日据时期依据所谓土地调查及林野调查规则， 无确据证明所有权归属的土地均收归国有，大批台湾农民世代耕作的土地便成了所 谓“无主地”而被日本殖民当局强制收夺，这无疑是一种以政权暴力机器为手段迫 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殖民地原始积累形态。同时，日本资本家还在警察的 助力下以强迫手段收买民间土地。于是，日本殖民政府、制糖会社成了台湾最大的 地主。总督府还将大批的公有地以所谓“官有地拂下”的名义优惠发放给日本退休 官吏或日资会社。据统计，日据末期日本人拥有的耕地面积占台湾耕地总面积的21%。 浅田乔二：《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民族革命运动》，未来社，东京， 1978 ，第51页。 日本殖民者对土地的巧取豪夺及对台湾农民的压迫，不能不激起他们的反抗斗争。 担任过总督府官员的东乡实曾告诫说：“西部台湾的土地兼并只能促使本岛人的民 族反抗，对台湾的开拓并无贡献。其结果将使得他们仇恨日本的统治、仇视日本人， 激发民族的觉醒。”浅田乔二：《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民族革命运动》，未来社，东 京，1978，第53页。事实表明，日据时期台湾农民运动正是主要围绕着反抗日本殖 民者的土地收夺和经济剥削而展开的，由此赋予这一运动鲜明的民族斗争色彩。同 时，反抗本岛土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阶级斗争，也广泛的开展着。下面我们就以 几个主要事件为线索做一概述。 （1 ）竹林事件。早在1908年就曾爆发刘乾领导的反抗三菱制纸会社强制收夺 农民竹林的武装斗争，史称林圯埔事件。1915年，三菱会社以低价获得竹林900 甲、 林野6198甲，并否认当地住民的业主权，又一次激起了农民的强烈抗争。文化协会 成立后，也积极介入、推动和领导农民的反抗斗争，还介绍日本国会议员田川大吉 郎代向日本国会陈情。1925年，当地农民开展了拒纳租税公课、不履行保甲义务、 公学校罢课、向有关当局陈情及举行反对土地放领示威等等一系列抗争，一度还试 图向巡游台湾的皇弟秩父宫进言，导致殖民政府神经相当紧张，最后迫使三菱制纸 会社不得不做出所谓“大幅让步”，答允给予原住居民竹林利用权，在以后的事业 发展中也多雇佣当地人，竹林贩卖价格大幅度降低，达成显著的效果。 （2 ）反对放领官地。通过土地调查及林野调查而被日本殖民者收夺为官有的 土地，作为政策性措施，台湾总督府将一部分土地放领给日本人退休官吏，一方面 培植在台日本人的势力，另方面借以安慰遭裁撤官吏的情绪。据1926年的统计，放 领给退休官吏的土地有370 件，面积达3886甲，人均面积10?5 甲，这些土地名为 官地，但当地农民世代利用该土地、与其渊源甚深，与日本退休官吏之间不可避免 的发生了很大的矛盾，又因为是由外来的殖民地官吏强占，故极易引发民族的义愤。 反对官地放领的浪潮，以中南部较为激烈，台中州大甲郡大肚庄有48?5 甲土地放 领给6 名日本退休官吏，牵涉其中的73 位农民派代表向农民组合简吉、赵港求援， 并组织大甲农民组合，阻止对土地的丈量，发动壮丁团全体辞职、公学校罢课三天， 最终迫使日人退休官吏将土地转卖给台湾人经营，在延阻官地放领进程上，具有积 极的意义，其余较具影响力的还有云林、凤山等地的抗争活动。 mpanel(1); （3 ）针对制糖会社的抗争。糖业是台湾殖民地经济的主干，在日本殖民政府 的支持下，制糖会社强制以低价购买农民的土地，压低甘蔗收买价格，并通过资金 预贷及肥料、水利灌溉等手段对原料采取区内的蔗农进行控制和盘剥，这种严重损 害台湾农民利益的行为不能不激起强烈的反抗浪潮。在土地收购方面，即使是名为 现金收购的农民土地，也大多是在动用警察的力量下逼迫进行的，据记载：“官僚 与会社想出来的名目，是廉价收买耕地，自己经营农场，不过，耕地的所有主不肯 廉价出卖，那是一定的。在此情形之下，发生作用的，都是警察官吏，警察时用传 票，召集耕地所有主，对于不肯出卖者，不惜予以体罚或拘留。这种悲剧之尤甚者， 是1909年台湾溪州林本源制糖会社的土地收购事件（中略）。这一收购事件发生的 时候，据说恐怕有些地主藉口未带图章，乃在现场临时开设办事处，处理事务。” 矢内原忠雄: 《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台北，1964，第13页。1909 年的林本源制糖株式会社强制购买西螺、浊水溪间土地约3000甲，几乎酿成农民暴 动。在收购甘蔗原料方面，1924年，明治制糖、盐水港制糖、大日本制糖及凤山制 糖原料区域内的蔗农纷纷起来要求提高甘蔗收购价格，与日本资本家及警察发生冲 突。另据1925年的统计，针对制糖会社的抗争即达12起，参与者5290人，区域集中 于台南、台中、高雄等地。浅田乔二：《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民族革命运动》，未来 社，东京，1978，第133 页。此一抗争以二林事件最具代表性。1923年以来，二林、 大城等庄蔗农因甘蔗原料收购价格偏低一直与林本源制糖会社交涉。1925年，蔗农 进一步提出制定甘蔗收购最低限价、双方合议收购价格等要求，上呈台中州及总督 府当局。当年6 月，二林蔗农组合成立，拥有会员400 余人。文化协会也派遣干部 下乡开办文化讲演会，进行启蒙宣传，二林蔗农组合召开的蔗农大会还提出了系统 的维护蔗农利益的要求。但是，会社方面对此却置之不理，却招来大批警察，自行 雇工收割甘蔗，由此激起暴力冲突，造成多人受伤。殖民当局对蔗农大肆镇压，被 捕者达93人，其中31人被判有罪。在法庭上，二林蔗农领袖、文化协会理事李应章 声言此次运动是蔗农争取“人格的解放”。二林事件尽管在甘蔗收购价格上未能取 得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但它标志着日据时期台湾农民运动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