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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资本的发展(1) 殖民地社会经济生活中,宗主国资本尤其是垄断财团占优势地位是明显的,但 在此同时, 土著资本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而存在,并在宗主国资本强大势力的夹 缝中生存。事实上,为了掠夺殖民地资源、开拓殖民地市场、将殖民地改造成宗主 国资本的适宜投资场所,殖民者就必须对殖民地传统的经济结构加以破坏,从而在 客观上刺激了当地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正 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国家里的资本主义发展。”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列宁选集》第2 卷,第872 页。日据时期台湾土著资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发展起来的。 台湾土著资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来源。 其一,传统土地资本的转化。清代台湾土地租佃关系有所谓一田二主之称,即 大租户、小租户和现耕佃人,导致土地权利关系的紊乱和所有权模糊。为了便利赋 税征收及为日本资本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日本殖民当局展开了地租改正活动, 取消大租权,确立小租户的单一土地所有权,作为补偿,发给大租户约378 万元的 大租权补偿金。这些补偿金大部分以帝国五分利付证书和台湾事业公债证书的形式 发放,一部分人以此投资于近代金融及产业部门,如彰化银行(资本金22万元)、 嘉义银行(资本金20万元)、台湾制麻株式会社(资本金20万元)等等,完成了从 土地资本向近代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转化。以彰化银行为例,据《彰化银行沿革 概况》记载:“本行乃于1905年,将总督府就旧彰化厅辖境所发的大租补偿公债额 面27?5 万元,按当时的时价换算,计22万元作为资本,在同年6 月5 日成立。顾 当时经济界甚为幼稚,岛民或不解公债的性质,故奸蠢之徒,欲乘机以不当的低价 收购,致政府对我祖上传下的大租权所给的代价有忽将飞散的危险。因此,当时的 彰化厅长加藤尚志氏大为忧虑,经与总督府数度折冲,结果以为不如以此公债为资 金,经营确实有利的地方事业。由于地理关系,并按商业交易的实际情况,以在彰 化街创设金融机关为最妥善,经向公债所有人百般劝说,乃有本行之设立。”矢内 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台北,1964,第48~49页。由此 可见,彰化银行是丧失大租权的旧地主以其补偿金转而投资近代金融事业设立的, 在此,土地资本向近代金融资本转化的速度相当快,主要是由于殖民政权外部强力 促使的结果。 其二,受经济景气的刺激,在日本资本和殖民政府的劝诱下,将游资投资于近 代企业,从而成为新的投资者。两次世界大战曾给台湾带来所谓的战时繁荣期,第 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内,台湾经济界出现第一次投资浪潮,当时企 业数迅猛扩张,其中大部分属于中小企业,多数为土著资本投资。1920年代,由于 引进蓬莱种和爪哇新蔗种,稻米和甘蔗的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增长,上层富农和大地 主通过高额产出和地租收入,获取了大量的米谷及原料甘蔗,并将之输出到日本或 交售制糖会社,得到大量的现金,地价也随之高腾,从而在农村形成较高的储蓄率。 同时,这一时期土地生产率增长,农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在1913~1937年间提高了一 倍多,甚至比日本国内还高出3/4 ,农村储蓄的大部分投到近代工矿企业和较小的 工厂里。再者,地租改正后,土地投资相对不利,而新的税令(1920年8 月台湾所 得税令)又为事业投资造成了相对有利的条件。第二次投资浪潮是在中日战争爆发 之后,为发展台湾的经济自给能力和主要在于军需工业的工业化,日本殖民者动员 台湾土著资本增加对工业的投资。九一八事变以来台湾工业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七 七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外侵略,台湾成为其南进扩张的基地,台湾产 业体系作为日本经济的一环,开始朝着自给自立的方向发展。太平洋战争爆发,更 加速了台湾经济自立的进程,军需重化工业成为台湾工业发展的主导方向,从而开 始一场“从所谓电力资源为唯一基础的,以军事、化学工业为杠杆的工业化政策的 发展过程”。《台湾经济年报》昭和 17 ,第645 页。其间日本资本无疑扮演着主 要的角色,但同时台湾总督府也百般劝诱台湾土著资本增加对工业的投资,以图 “通过新的民族资本的动员,(使台湾)更加确保其作为(南方)基地的适宜性”。 《台湾经济年报》昭和17,第661 页。这一时期的情形较为复杂,战时经济统制的 强化压抑了土著资本的生存空间,但是也应当看到相对来说,其对工业的投资也有 所增长。事实表明,台湾土著资本对工业的投资增加了,1938年各类新兴企业株式 会社投资额中,台湾土著资本投资额为38249 千元(台币,下同),1939年为39094 千元,1940年为39343 千元,1941年增至43757 千元,4 年间增长了 14 ?4%。据 张宗汉《光复前台湾之工业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第211 ~212 页表49 计算。 mpanel(1); 其三,在日本殖民者的扶植下依靠特权地位而兴起的土著资本,这一部分人属 于买办资本家。著名的如辜显荣家族即其典型代表。辜显荣原为台湾煤炭贸易商人, 日本占据台湾时,辜显荣因导引日本军队入台北、并在此后协助日军对台湾的占领、 向总督府献策治理台湾有功,于1895年12月被叙勋六等。1896年,时任台北保良总 局长的辜显荣获樟脑制造与贩卖许可,收购英源茶行改名大和行,由陈陪年任总支 配人,从事樟恼、制盐及其他台湾特产的销售。1899年台湾颁布《食盐专卖规则》, 1900年4 月,辜显荣任官盐卖捌组合长,设立官盐组合,掌握了官盐的总经销权, 组合设盐务总管、盐务支管,下为承销商。参加者另有李秉钧、王庆忠、陈洛、刘 廷玉等人。直至1926年,辜显荣仍为食盐运送人。通过殖民当局给予的专卖权,辜 显荣在1900年9 月即于鹿港开发盐田247 甲,而于专卖制度实施前,全台盐田面积 仅为354 甲,年产量仅1900万市斤。1900年却达到了6000万市斤,1902年超过了1 亿市斤,为专卖前的6 倍,辜显荣及与此相关联的买办集团获取了巨额的利润,由 此而积聚的资本此后也逐渐向近代金融和工商企业流去,成为一批买办土著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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