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我生也晚，没有能看到二十世纪的开始。但是，时至今日，再有七年，二十一 世纪就来临了。从我目前的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来看，我能看到两个世纪的交接， 是丝毫也没有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也可以说是与二十世纪共始终了，因 此我有资格写“我与中国二十世纪”。 对时势的推移来说，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我 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我这一面心镜，虽不敢说是纤毫必显，然确实并不迟 钝。我相信，我的镜子照出了二十世纪长达九十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我生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下生两个月零四天以后，那一位“末代 皇帝”，就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因此，我常常戏称自己是“满清遗少”。到了我 能记事儿的时候，还有时候听乡民肃然起敬地谈到北京的“朝廷”（农民口中的皇 帝），仿佛他们仍然高踞宝座之上。我不理解什么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 乎是神，反正是极有权威、极有力量的一种动物。 这就是我的心镜中照出的清代残影。 我的家乡山东清平县（现归临清市）是山东有名的贫困地区。我们家是一个破 落的农户。祖父母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祖父之爱我是一点也没有尝到过的。 他们留下了三个儿子，我父亲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两个叔父，最小的一个无 父无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两个，上无怙恃，孤苦零仃，寄人篱下，其困难 情景是难以言说的。恐怕哪一天也没有吃饱过。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兄弟俩就到 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这一段历史我并不清楚，因为 兄弟俩谁也没有对我讲过。大概是因为太可伯，太悲惨，他们不愿意再揭过去的伤 疤，也不愿意让后一代留下让人惊心动魄的回忆。 但是，乡下无论如何是呆不下去了，呆下去只能成为饿殍。不知道怎么一来， 兄弟俩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里去闯荡一下，找一条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东 首府济南。兄弟俩到了那里，两个毛头小伙子，两个乡巴佬，到了人烟稠密的大城 市里，举目无亲。他们碰到多少困难，遇到多少波折。这一段历史我也并不清楚， 大概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讲过。 后来，叔父在济南立定了脚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艰难困 苦地挣扎着。于是兄弟俩商量，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家务农，希望有朝一日， 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父母和自己争一口气。 但是，务农要有田地，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可我们家所缺的正是田地这玩 意儿。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几亩地，父亲就靠这个来维持生活。至于他怎样侍弄这点 儿地，又怎样成的家。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谜。 我就是在这时候来到人间的。 mpanel(1);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此时或稍微前一点，叔父在济南失了业，流落在关东。用 身上仅存的一元钱买了湖北水灾奖券，结果中了头奖，据说得到了几千两银子。我 们家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父亲买了六十亩带水井的地。为了耀武扬威起见，要盖 大房子。一时没有砖，他便昭告全村：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砖卖给他，他肯 出几十倍高的价钱。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别人的房子拆掉，我们的 房子盖成。东、西、北房各五大间。大门朝南，极有气派。兄弟俩这一口气总算争 到了。 然而好景不长，我父亲是乡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仗“义”施财，忘乎所 以。有时候到外村去赶集，他一时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他都请了客。据 说，没过多久，六十亩上好的良田被卖掉，新盖的房子也把东房和北房拆掉，卖了 砖瓦。这些砖瓦买进时似黄金，卖出时似粪土。 一场春梦终成空。我们家又成了破落户。 在我能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 两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棒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我 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梁叶，背到二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赖在 那里不走，等着吃上一顿棒子面饼子，打一打牙祭。夏天和秋天，对门的宁大婶和 宁大姑总带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或豆 子交给母亲。不知道积攒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点麦粒，磨成面，吃上一顿“白的”。 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但是，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她只是坐在那里， 瞅着我吃。眼里好像有点潮湿。我当时哪里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呀！但是，我也隐隐 约约地立下一个决心： 有朝一日， 将来长大了，也让母亲吃点“白的”。可是，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还没有等到我有能力让母亲吃“白的”， 母亲竟舍我而去，留下了我一个终生难补的心灵伤痕，抱恨终天！ 我们家，我父亲一辈，大排行兄弟十一个。有六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从此 音讯杏然。留下的只有五个，一个送了人，我上面已经说过。这五个人中，只有大 大爷有一个儿子，不幸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生下以后，就成了唯一的一个 男孩子。在封建社会里，这意味着什么，大家自然能理解。在济南的叔父只有一个 女儿。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济南。当时母亲什么心情，我太年幼，完全 不能理解。很多年以后，我才听人告诉我说，母亲曾说过：“要知道一去不回头的 话，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这一句不是我亲耳听到的话，却终生回荡在我耳 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终于离开了家，当年我六岁。 一个人的一生难免稀奇古怪的。个人走的路有时候并不由自己来决定。假如我 当年留在家里，走的路是一条贫农的路。生活可能很苦，但风险决不会大。我今天 的路怎样呢？我广开了眼界，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人生，获得了虚名。我曾走过阳 关大道，也曾走过独木小桥；坎坎坷坷，又颇顺顺当当，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如 果当年让我自己选择道路的话，我究竟要选哪一条呢？概难言矣！ 离开故乡时，我的心镜中留下的是一幅一个贫困至极的、一时走了运、立刻又 垮下来的农村家庭的残影。 到了济南以后，我眼前换了一个世界。不用说别的，单说见到济南的山，就让 我又惊又喜。我原来以为山只不过是一个个巨大无比的石头柱子。 叔父当然非常关心我的教育，我是季家唯一的传宗接代的人。我上过大概一年 的私塾，就进了新式的小学校，济南一师附小。一切都比较顺利。五四运动波及了 山东。一师校长是新派人物，首先采用了白话文教科书。国文教科书中有一篇寓言， 名叫《阿拉伯的骆驼》，故事讲的是得寸进尺，是国际上流行的。无巧不成书，这 一篇课文偏偏让叔父看到了，他勃然变色，大声喊道：“骆驼怎么能说话呀！这简 直是胡闹！赶快转学！”于是我就转到了新育小学。当时转学好像是非常容易，似 乎没有走什么后门就转了过来。只举行一次口试，教员写了一个“骡”字，我认识， 我的比我大一岁的亲戚不认识。我直接插入高一，而他则派进初三。一字之差，我 硬是沾了一年的光。这就叫做人生！最初课本还是文言，后来则也随时代潮流改了 白话，不但骆驼能说话，连乌龟蛤蟆都说起话来，叔父却置之不管了。 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在颠沛流离中，完 全靠自学，获得了知识和本领。他能作诗，能填词，能写字，能刻图章。中国古书 也读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宋明理学发生兴趣；然而他竟 然发生了兴趣，而且还极为浓烈，非同一般。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 正襟危坐，威仪俨然，在读《皇清经解》一类十分枯燥的书时，我都觉得滑稽可笑。 这当然影响了对我的教育。我这一根季家的独苗他大概想要我诗书传家。《红 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他都认为是“闲书”，绝对禁止看。大 概出于一种逆反心理，我爱看的偏是这些书。中国旧小说，包括《金瓶梅》、《西 厢记》等等几十种，我都偷着看了个遍。放学后不回家，躲在砖瓦堆里看，在被窝 里用手电照着看。这样大概过了有几年的时间。 叔父的教育则是另外一回事。在正谊时，他出钱让我在下课后跟一个国文老师 念古文，连《左传》等都念。回家后，吃过晚饭，立刻又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 一直到深夜。这样天天连轴转，也有几年的时间。 叔父相信“中学为体”，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学为用”呢？ 这一点我说不清楚。反正当时社会上都认为，学点洋玩意儿是能够升官发财的。这 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崇洋”，“媚外”则不见得。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显 然的。 大概是一九二六年，我在正谊中学毕了业，考入设在北园白鹤庄的山东大学附 设高中文科去念书。这里的教员可谓极一时之选。国文教员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