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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没有父亲的男孩儿 第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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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去世时,儿子刚好六岁,那是五月。六月,我带他去小学校报名。填表时我固执地把 “父亲”那一栏空着,好像不知道那是根本躲不过去的。一个大嗓门的女老师喊着儿子的名字,让我当众补上。我没想到自己会如此地脆弱,填着表,眼泪止不住地流。从那一天起,我开始面对一个没有父亲的男孩儿。

第二年,我把儿子送进了寄宿学校。做出这个选择,在当时对我来说是极为困难的。首先,我必须拼命地工作,来支付高昂的学费;其次,我并不认为寄宿制学校会有最好的教学质量,也清楚所谓贵族学校的优越感对孩子更是绝对的负面。但是,我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服自己:一个只有六七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有足够的心智承受我这份欠得太多拖得太久的母爱?况且,一个没有父亲的男孩儿,只有在现实中和心理上都离母亲尽可能远一点儿,才能多一点儿独,立少一点儿逆反。当然,这是一种冒险。我不能判断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失去我的儿子;但我可以肯定,如果不这样做,一定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失去他。所以我宁愿冒这个险。

儿子小时候是一个几乎从不犯错误的孩子。丈夫住院时,有一次我带他到医院去看爸爸,路上给他和爸爸一人买了一根雪糕,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他问:“妈妈,你自己为什么不吃?”“妈妈不喜欢吃凉东西呀。”他说:“不对!你不是不喜欢吃,是咱们家没有那么多钱,等我长大了,一定买三根雪糕,你一根,我一根,爸爸一根。”有朋友曾经说,他乖得让人心痛。

丈夫生病的那些年,我常常把他一个人反锁在家里自己去医院。那次因为得肺炎没上幼儿园,等他午睡后我抽身走了,本想能在他醒之前回来,不记得因为什么事在医院耽搁了。已经是深秋,天开始黑得早。我风风火火地冲进楼门,一眼看见他站在黑乎乎的楼道里,穿着一件天蓝色的毛衣,印象最深的是脚下那双小兔子拖鞋,黄的,还缀着两只红眼睛。因为拖鞋是毛绒绒的,那两条穿着棉毛裤的细腿显得更加突兀。我不知道那天他为什么会跑出来找妈妈,我也不知道他把自己反锁在外面已经站了多久。他没哭,在看到妈妈之后他仍然没哭,而且没问我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好像他天生就知道妈妈得先去照顾爸爸。在任何时候,不管是他生病,还是临睡前正讲着图画书,我走,他从不以任何方式表示抗议,从不和爸爸争夺我。除了天性,当然更重要的是环境使然。如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样,家里有灾难的孩子早懂事。

往事回首才感到沉重和无奈是那样的不堪,一些原本不经意的事情浮现出来。不记得儿子为什么冒犯了我,我把他的一辆玩具小汽车摔得粉身碎骨。我说过,他几乎是个从来不犯错误的孩子,不爱哭不任性甚至不活泼。即使是我无意识地滤掉了原因,也很难想象他会惹得我如此公然粗暴。在以后的这些年里,我想象着他那惊恐的表情,体会着他的无辜和无助,这一幕反复地尖锐地刺激着我。我像祥林嫂一样给好几个朋友讲这件事,并且说:我居然欺负一个孩子!朋友安慰我,说我不必对此过于自责,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可能做出这种事。但我并没有就此原谅自己。我无法回避他是一个从小缺少父爱,随后又完全失去父爱情境的孩子,我自责没有给他足够的母爱,虽然我自己也无法表述母爱的完整与缺失的边界在哪里。

在三岁到六岁这段对孩子的性格成长最重要的时期,我跨越了时间,跨越了母亲的本能。记忆中我对儿子很少有亲近爱抚和柔声细语,甚至没有丢下过病人哪怕一天,带他去郊外去电影院去游乐场。即使晚上九点钟回到家,独自一人在家的儿子已经高烧到了快40度,我都没想到过应该对他说一声“对不起!”。我是一个过于理性的,理性得有点儿冷酷的母亲。我太清楚,自己没有痛苦悲哀诉苦抱怨的权利,也没有儿女情长婆婆妈妈的权利。我只能在心里对儿子说:妈妈欠你的时间,欠你的爱抚,就算是你为妈妈出了一份力,为爸爸尽了一份孝心吧。

丈夫去世后我第一次带他去樱桃沟玩儿,前一天晚上说好的,第二天一早我发起了高烧,但我以近乎自虐的心态坚持和他一起爬山趟水。直到坚持不了躺倒在公园的长椅上。我不知道,除此我可以用什么方式偿还对他的亏欠。他寄宿的最初两年,每个周末去接他时,我都会习惯性地问他想不想妈妈,他会非常有节制地说,有一点点儿想。我会接着问,一点点儿是多少?他用两只手比画着,有时大,有时小,我的心就会随着他小手开合的大小或者多一分欣慰或者多一分失落。最痛苦的是期末考试后的周末,不管我怎样事先告诫自己一定要从容地面对他的成绩,可到头来总是紧张得不可理喻。考得多好才应该表扬和奖励,考得多差就应该批评甚至惩罚?智商和自信在这种时候仿佛降到了最低点,对于如何与孩子相处简直完全没有把握。经过最初两三年的自我折磨,我得出结论:时间是不可逆的,体验是不可重复的。一个孩子在三岁时应该得到他三岁该得的,六岁时应该得到他六岁该得的,失去的不能复得。因而补偿的心愿无法实现越加使我感到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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