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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知道他来日不多,想着该多去看望他几次,连着两次打电话,病友都说他到北 京医院去化疗了。第三次病友告诉我,前一天夜里,刘羽肠穿孔进了CCU (重病病 房)病房,这离我去看他不过才一个多星期。我马上约了晓青去医院,他已经上了 呼吸机。我拉着他的手对他耳语,想必是听出了我的声音,他烦躁地扭动身体,嘴 巴一张一合的,像是要说什么。我用毛巾擦去他眼角的泪滴。 第二天,他的妻子打电话说,刚下手术台时他出现幻觉,狂躁地大喊:“警察 来了,不要抓我!”喊声从半夜持续到黎明。 这一场景潮湿了我的眼睛,也震惊了我的心灵。人在弥留之际流露的是真实的 内心。至此,我好像为他之所以出国找到了一个合理的注释。 刘羽出国时已经过了四十五岁,先是去匈牙利,然后到波兰,惨淡经营一家餐 馆,又当老板又当伙计。那份孤苦不说也罢,任你怎么想象都不会过分。振开的散 文《波兰来客》里那个穿着八十年代的旧外衣的“老刘”正是刘羽。他骨子里的气 质像是一个旧式文人,赚钱享受不是他的理想,也不至于幼稚到想到国外去出人头 地。他一九九○年出国,不是更早也不是更晚。 遗体告别那天,他妻子的一句话更是意味深长。她说:刘羽真傻,当年要是也 参加了《今天》,或许后来也不至于这么倒霉。言下之意是,不少人因为参加了《 今天》而改变了处境。是呀,他认识创办《今天》的所有人,也是最早参加务虚会 的一员,为什么最终没有投身进来呢?但是,谁能说得准,倒霉的不是另外的人, 而刘羽的妻子不会发出另外一番意思完全相反的感慨呢? 在中国那个特定的时代,除了少数有信念的人,“坐牢”常常变为一件荒诞的 事。坐过牢的人往往既不是英雄也不是罪犯,既与法律无关也与道德无关,既不给 你带来悲壮感,也不给你带来卑微感。剩下的只有恐惧。因莫名的起因与渺茫的结 局产生的恐惧,远胜于极端低下的监狱生活本身。或许刘羽生前也有过类似他妻子 的遗憾。我相信,一定不是为了没有从中获取名声而遗憾,而是因为他本来就身在 其中,而且一直跃跃欲试。谁说得准,如果刘羽上手,不会写出精彩的评论?而那 篇发表在《今天》第一期的批评刘心武的作者林大中,着实在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 界红了一阵。然而,恐惧扼住了他的翅膀,甚至扼住了他起飞的企图,不管事实上 他是否一定能够飞得高飞得远。一种说法是,坐过牢的人就不再惧怕坐牢;另一种 说法是,坐过牢的人更加惧怕坐牢。我想前者适用于职业革命家,后者则是大多数 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刘羽弥留之际发自内心的恐惧呼喊,使我联想到他一九七八年 选择不介入《今天》,以至一九九○年选择出国。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弱者,他介 于两者之间。这样一个“毫无侵略性”的人,差点儿病死在铁栅栏里的牢狱之灾, 是足以使他记住一辈子,也足以影响他一辈子的。 mpanel(1); 刘羽果然没有再醒过来,冬天刚来的时候,刘羽死了,没有等到振开回来。 从八宝山回来的路上,我们都不想说话。许久,晓青说:“人生真短!” “短得都不值得珍惜了。”我在心里回应晓青。 第二天,收到甘琦的邮件。她说,振开流泪了,买了白色的玫瑰,点了蜡烛, 连女儿田田都安静得不再说话,她知道这个刘伯伯对爸爸很重要……想起振开在《 波兰来客》写过:“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这描写的是上个世纪的 一九九七年,刘羽到振开北美的家小住时的心境。算起来,一晃又是八年。 二○○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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