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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芜青春路 第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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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今天》见识了许多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人物。一些不明来历的外地画家是编辑部的常客,他们不修边幅,嗓音嘶哑而又滔滔不绝,四川的薛明德瘦小而活跃,看到他,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跳来跳去的小松鼠,总也摆脱不掉滑稽的感觉。他们都是最初在京城闯荡的流浪艺术家,他们把自己的现代派作品挂在西单墙上,引来无数好奇但不解的目光。我这个循规蹈矩的人从此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人,可以过这样一种生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没有固定的住所,在简陋的房子里,喝最廉价的酒,做自己认为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

也许所有搞艺术的人都喜欢为自己设计一种独特而古怪的形象,就像顾城总戴一顶用牛仔裤的裤腿剪成的帽子一样,马德升则总穿黑色的裤子,草绿色的军装,戴草绿色的军帽,背军用挎包。这身打扮成了马氏时尚品牌,在八十年代的中国颇有后现代的意味。他拄双拐,靠一条腿走路,速度却快得我这个正常人几乎跟不上。据说,冬天,他常常在结冰的路上滑倒。除了画画,他也写小说,第一期上的短篇小说《瘦弱的人》(署名迪星)就出自他的手笔。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演说家,“星星美展”游行时,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挥舞着因拄了几十年双拐而硕大无比的手,边走边发表演说,吸引了众多围观的群众。马德升的情绪似乎永远是亢奋的,不管是高兴还是气愤,总爱使用最极端的言词、最夸张的表情,苍白的脸上深陷的眼睛又黑又大,专注地注视着谈话对手,他的神经质使人觉得他简直就是一只惊弓之鸟。因为艺术,我想还因为残疾,他过于敏感而脆弱。一次在圆明园聚会,他喝了过量的酒,任性地出口伤人,扔掉拐杖,甚至把搀扶他的人咬伤。当时我并不在场,是事后听我弟弟徐勇讲的。深夜,徐勇骑两个小时自行车把他从圆明园一直带到市中心,否则,醉酒而又行动不便的马德升,在郊外不知怎样度过那个夜晚。八十年代中期,他到了法国、美国,在一次车祸中,他的女朋友当场毙命,他本人也几乎丧生,这使他原本不寻常的经历更增加了传奇色彩。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马德升曾经是单位的团支部书记,是行业内的先进工作者。超出常规的行为都应该能找到变化的动因。比如我,上中学时,我是写大批判稿的能手,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当小学教师时,曾经因为没发展我入党而委屈得直哭。如果不是两年无辜的牢狱之灾,可能如今我会是一个模范的小学教师,当然,这不等于说现在我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教师,事实上,这是我少年时代的职业理想。但我不知道,现在还允许不允许让我当一个好教师。我不了解马德升的早期经历,也没和他深谈过,不知道他的变化、他的反叛是由政治始,还是由艺术始; 是由思想始,还是由性格始。想起他,我便会不由自主地问: 使马德升超出常规的动因是什么呢?他在何时何处偏离了原来的轨迹,而从北京柴棒胡同一个极其普通的小院里的一间兄弟三人合住的拥挤的平房里走出来,走向七十六号,走向西单墙,以至走向美国、法国,从拄着双拐到坐上轮椅?

与马德升的躁动与疯狂形成反差的,是钟阿城一向的不愠不火。我在《今天》认识的艺术家中,阿城可以被称为智者,不只因为他的画好,更因为他人活得明白。他曾经说 “我这个人好色”,还没等我从尴尬中醒过味儿来,他又忙解释:“色不光指女人,应该指一切好东西,比如好的音响,好的照相机镜头……”他是追求完美的,日常生活就是他的审美对象。在德胜门内那间破得屋顶几乎要塌下来的平房里,穿着中式小褂儿、面带菜色、弱不禁风的阿城,喝二锅头酒,抽劣质烟草,吃炸酱面,画画和摄影,还悄悄地写小说。八十年代中,阿城爆出冷门,小说《棋王》引起轰动,他因此被评论界称作寻根派的代表人物。“琼瑶热”在大陆方兴未艾的时候, “阿城热”在台湾风起云涌,阿城一夜之间成为公众人物。他在小说首页的作者简历中这样写:“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些钱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外出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这是典型的阿城式表达。一个不自信的人是不敢在公众面前这样讲话的,别人崇拜你,如果把自己太当回事,会被认为是狂妄,如果把自己太不当回事,会被认为是对别人的蔑视。只有阿城能这样说,他有实力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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