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很快我便参与了《今天》的具体工作。第一期是手刻蜡版油印，字迹很难辨认， 从第二期起改为打字油印。我们分头通过私人关系寻找打字员，让他们用公家的打 字机偷着利用业余时间打，以每版一元五角的价格付费。我找的打字员是我们大学 印刷厂一个工人的女儿，她在某民主党派办公室工作，我经常中午到她家去交接稿 子，有时候，她用单位的蜡纸为我们打字会使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们的钱的确 少得可怜。最初都是一张一张在油印机上推出来的，然后折页、配页、装订，大家 轮流着没日没夜地干。别人可能想象不到，第三期（诗歌专刊）中的十余幅由钟阿 城画的线条画是制成锌版后像盖图章一样一页一页盖上去的。当时，我在大学担任 学生会工作，我主编的刊物《初航》在校印刷厂用手摇机印刷，这正好是一个偷梁 换柱的机会。我把《今天》第三期的蜡纸拿去顶着《初航》的名义让校印刷厂印， 既省了力气又省了纸。流传开的《今天》是铅印的天蓝色封面，当时的民办刊物没 有一本是铅印封面，我们可算是出了风头。尽管如此，它的质量与现在书摊上摆放 着的任何一种杂志都无法相比，但是我们的读者来信说：“我闻着那油墨的芳香， 心里是多么欣慰……” 铅印的难度是极大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工厂敢接没有介绍信的活儿。按规定必 须有行政部门开具的介绍信，介绍信是我以学生会的职务之便开出来的，我从家里 拿了父亲舍不得喝的汾酒和包装精美的巧克力糖贿赂印刷厂厂长，他居然当作学生 会的刊物给印了。印好的封面是芒克和刘念春用肩膀扛回来的，后来大量的封面是 通过一凡联系外地一家杂志的主编帮助印的。以后我又两次以学生会的名义把音响 设备弄到手，供我们在公园开朗诵会使用。 因为住校，我只能在周末到编辑部去。编辑部在北京东城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 院内到处是临时搭建的厨房、矮棚，我们占用的东厢房是刘氏兄弟的家。按理说，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所以我更愿意把他们的行为看 作是一种姿态。也就是说，他们的出发点不是可行与不可行，而是应该与不应该。 当人的正当权利被剥夺，自由的意志受到挑战的时候，是非与价值，只能在另一个 层面定义。 我们都是从一条道路走出来的，在共同的追求中孕育了英雄主义精神，在一次 次碰壁之后，我们懂得了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学会了逃避许多我们该 做的事情。但是我常常告诫自己，要避免学会以非难或指责别人来解脱自己。在很 多时候，慎重和苟且、拘谨和猥琐、小心和怯懦是很难划清界线的。很多人对刘氏 兄弟的行为不解甚至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做的事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觉得对这 种想法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谁都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 么，谁都有弱点和局限性。应该允许一个人崇尚某种行为、某种境界，也应该允许 一个人在现实中和他所崇尚的东西有距离。很多人崇尚耶稣是事实，没有人能成为 耶稣也是事实，这是两个必须同时接受的事实。软弱，大多是可以被原谅的，但用 个别人的行为为自己的软弱开脱、辩护，则是不可以被原谅的; 改变信念，是应该 被理解的，但因为自己的改变而对别人的坚守表示不屑，则是不厚道的。对于那些 自我标榜并想从自我标榜中获得功利的人，公众和舆论就有权用他所标榜的东西去 要求他。如果他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也是他必须承受的，即使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 也并不值得特别同情。 mpanel(1); 如今我已无法从刘氏兄弟那里知道，他们当初何以把家贡献出来，使之成为民 办刊物的大本营。但是我仍记得那张破旧的八仙桌，记得旧得看不出颜色和式样的 碗柜，柜子里常常是空荡荡的，没有任何食物储备；记得那张铺板搭成的床，我们 蜷缩着腿坐在床上开编委会，芒克和他的妻子在那张床上度过了热恋的浪漫时光； 记得不知是谁用手绘制的窗帘，红、黄、白组成的抽象图案，有各式各样的几何图 形。不记得是谁告诉我，三角形代表女人，我曾把这意象写进一篇题为《带星星的 睡袍》的短篇小说里，发表在《今天》文学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上；还记得振开从 家里拿来像砖头一样大小的录音机，现在想起来，那音质实在是极差的，但是在七 十年代末的中国，无疑是一件奢侈品，听着音乐干活成了我们最奢侈的享受。 七十六号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很多素不相识的人来这里义务劳动。不记得是 哪期，我把散页拿到家住附近的一个大学同学家里装订，他们工作到深夜，然后又 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助学金订阅杂志。还有很多文学青年来这里朝 圣，一个外地青年写来一封像散文诗似的信：“沐着五月的阳光，迎着燥热的风， 我踏上了北京的街道。今天我来，只是为了《今天》。活动一下搭车时坐麻的双脚， 沿着长安街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不是去会情人，也不是去王府井采购新鲜的商品， 可是心却为等待将临的那一刻而紧张地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