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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类

佚名:《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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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版本——秦始皇烧书时,秦博士伏生把尚书藏在墙壁里,就逃难了。汉文帝时候,挖开墙,发现只剩二十九篇,他的学生就用当时的文字(隶书)流传下来,叫做《今文尚书》;第二种版本——汉景帝时候,鲁恭王翻修自己的宫殿,拆毁了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发现了用晚周民间别体字写的《尚书》,经过孔安国的整理,发现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叫做《古文尚书》。可是因为语言和文字的困难,大家都不太懂。直到成帝时候,刘向刘歆父子先后在皇家图书馆把两种版本校勘,才重新推出,结果因为权位之争,闹出今古文之争。其中掺进王肃做的伪书,冒名顶替一千年之久。直到清朝学者出来,才算理出它的面目。

管仲:《管子》

管仲(约前七一九~前六四五).字夷吾,安徽颖上人。他年轻时候很穷,但是碰到一个知已——鲍叔牙。两人在齐国内乱时,分别在公子纠和小白两个继承人身上押宝,结果管仲押的公子纠失败,管仲被关起来;鲍叔牙押的小白成功,变为齐桓公。鲍叔牙深知管仲有才干,乃请齐桓公放管仲出来,并用之为相。结果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大的功业。管仲后来回忆说: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这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在管仲名下的这部《管子》,包含的思想很杂,有儒、道、名、法、纵横、兵等各家,并包含管仲死后的史实,当然不是管仲所作,该是祖述其说的战国稷下学派所作。朱熹说:“其书恐只是战国时人收拾〔管〕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著之,并附以他书。”是可信的。

晏婴:《晏子春秋》

晏婴(?~前五○○),字平仲,莱之夷维(山东高密)人。他一生跟过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因为他有这种美德,所以柳宗元把他列为墨家。柳宗元《辩晏子春秋》说:

司马迁读《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或曰:“晏子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后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俭,晏予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问枣及古冶子等尤怪诞,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者。自刘向、歆、班彪、固父子,皆录之“儒家”中,甚矣!数子之不详也。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照柳宗元说法,人是晏子的,书是墨家的,这种见解是很高明的。虽然晏子在墨子之前,但是《晏子春秋》这部书,写的却是墨家的思想。晏婴是中国伟大的政治家,他的言行,开了墨家的先河,他给墨家选中了做尾闾,是可能的。

慎到:《慎子》

慎到(约前三九五~约前三一五),《史记》在《孟子苟卿列传)后面带了他一笔,说他是“赵人”,“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著十二论”。《庄子》说:

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子虑,不谋子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骄、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冷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輐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大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元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豪杰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

这些话特别强调了慎到接近道家的一面。事实上,慎到是出于道家而入于法家的,《荀子》说他“尚法而无法”、“蔽于法而不知贤”,其实他是早期的法家。

申不害:《申子》

申不害(约前三八五~前三三七),河南荥阳人。《史记》在《老子韩非列传》后面带了他一笔,说他是“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前三五一~前三三七)。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法家中有三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秧重“法”。《韩非子》有一段话,说到这点:

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

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中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好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申不害也是早期的法家。《史记》有“著书二篇,号曰申子”的话,《汉书》有“申子六篇”的话,但这些全本都失传了。《战国策》中有申不害为亲戚讨官做的故事,韩昭侯不答应,要他坚守法治原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公孙鞅:《商君书》

公孙鞅(约前三九○~前三三八),是卫庶公子,故叫卫鞅;又被秦封于商,也叫商鞅。他年轻时候,就有“奇才”,后来见到秦孝公,他向秦孝公第一次说以“帝道”,秦孝公昏昏欲睡,怪他是“妄人”;第二次说以、‘王道”,秦孝公仍不感兴趣;第三次说以“霸道”,秦孝公愈听愈朝前靠,听得有味,“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听了几天,还要听。

于是公孙鞅得君行道,大变其法。他的基本理论是: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诸至德者,不和子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公孙鞅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又最成功的一次变法。虽然他自己最后被兔死狗烹,车裂以殉,但这一事迹,在中国,却是罕见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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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韩非子》

韩非(约前二八○~前二三三)是战国时代韩国的国姓爷,可是没有机会得君行道,于是他写了十几万字的书,以抒抱负。这书流到秦国,被秦始皇看到了,秦始皇表示但恨不见古人。秦始皇的行政头子李斯说韩非不是古人,乃是他的同学。于是,秦始皇就向韩国发兵抢人,就这样的,韩非到了秦国。但在秦国,韩非君是得了,道却被别人行了,-最后李斯用了韩非的理论,却把韩非给害死了。韩非死后十二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韩非的书是中国法家思想集大成的著作,它代表中国思想中“礼”“法”之争中法的立场。对统治者说来,法治比礼治更来得深切著明、来得实际。虽然在正统上,法家思想因为反对儒家思想而饱受评议,但对统治者说来,“外儒内法”却是他们所优为之的。结果呢?中国的统治者,最会挂儒家的羊头、卖法家的狗肉,变成了最虚伪的二重人格的恶棍。

韩非原来被尊称韩子,宋朝以后,因为尊称儒家的韩愈,就把韩愈称为韩子,把韩非称为韩“非”子,这种尊称抢夺战,构成了中国思想上的一大特色。在儒家挂帅下,一些非儒家的人与书尚能知名、尚能幸存,得力于中国人虽尊孔,但也崇古,在崇古的条件下,非儒方面的人与书,早期的尚被容忍,只是要被“非”化而已。

贾谊:《贾长沙集》

贾谊(前二○○~前一六八),河南洛阳人。他十八岁就以博学属文出名,那时天下初定,有这样人才很难得,就被河南大守请去做门客,进而推荐他给汉文帝。汉文帝任他做博士,当时贾谊只有二十二岁,是最年轻的。

贾谊虽然少年得志,但得到一个限度,就不得了。这个限度就是有为与无为之争。贾谊主张政治改革,要改历法、易服制、更官名、兴礼乐,他说:“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筐,而不知大体。”但是,“俗吏”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大到可使汉文帝不能破格重用他。在他二十五岁时候,终于被外放到长沙。一年后,汉文帝找他回来,“不问苍生问鬼神”,叫他教小太子读书。后来小太子骑马摔死了,贾谊伤感异常,三十二岁那年,也短命死了。

贾谊的政论和辞赋,都是很有名的,他在政治思想史上和文学史上,有双重的地位。

贾谊的身世,构成了一个象征,那就是中国政治中,“青年才俊”的发展,有它一定的瓶颈。中国政治以老人政治为本位,年轻人想夺棒子,成功的机会是很少的。

崔寔:《政论》

崔寔(?~约一七○),字子真,河北啄县人。“少沉静,好典籍。”他出身在书香之家。祖父崔駰是班固级的大学者;父亲崔瑷是马融级的大学者。崔寔在父亲死后,“隐居墓侧”,不肯做官。他是一个清高的人。

东汉桓帝时候,要选“至孝独行之士”,崔寔被看中。后来他“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写了一部《政论》,很有名。仲长统主张这部书“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座侧”。可见对他的推崇。

崔寔对政治的批评,是很敏锐的。他批评西汉文帝除肉刑是所谓德政之说,有这样露骨的话:

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故谓之具五刑。文帝虽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右趾者既殒其命,笞挞者往往至死,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诏曰:“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民。”乃定律,减笞轻捶。自是之后、答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轻之也;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当大定其本。……

这是何等敏锐!何等气魄!

荀悦:《申鉴》

荀悦(一四八~二○九),字仲豫,河南许昌人。《后汉书》说他“年十二,能说春秋”。汉灵帝时候,宦官当道,有志节的知识分子都隐居了,荀悦也隐居起来。汉献帝时候,曹操当政,荀悦和他从弟苟或,还有孔融等,“侍讲禁中,旦夕谈论。”

虽然想施展抱负,可是谋无所用,乃做《申鉴》五篇。

荀悦思想的主旨,一方面是反对迷信惑众,一方面是反对土地私有,他对刑罚的立论,是主张“统法”,他说:

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功谓之上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是谓统法。他这里提出“罚妄行,则恶不惩”的说法,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法律观念。

在政论以外,荀悦还是一位历史家。汉献帝认为班固的《汉书》失之“文繁难省”,乃令苟荀另作《汉纪》三十卷,“辞约事详,论辩多美。”《汉纪》是编年体的史书,花了三年完成(刘知几说花了五六年,说错了)。

王安石:《王临川集》

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他从小随父亲宦游各地,见闻不少,颇知民间疾苦。二十二岁中进士,做地方官十八年,他拒绝做高官,声名动朝野。宋仁宗时候,他曾上万言书,未被重用;宋神宗时候,重用他推行新法。他从四十九岁起,当国八年,厉行改革,由于旧派大臣司马光等反对和客观条件限制,新法有成有败。为了新法的推行,他有信答比他大两岁的司马光,说:“如君实(司马光字)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就是明指中国的事,“一切不事事”的守旧,是他不敢领教的。

王安石在政治以外,古文与诗词也卓然成家。他的文字比起旧式知识人来,思想细密得多。对他的万言书,方苞就说:“欧、苏诸公上书,多条举数事,其体出于贾谊‘陈政事疏’。此篇止言一事,而以众法之善败,经纬其中,义皆贯通,气能包举,遂觉高出同时诸公之上。”可见在思想上,他是超出时代的。

王安石死后,他的政敌苏轼代皇帝写敕文,说天意“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对王安石说来,正是公论。

郑思肖:《心史》

郑思肖(一二○六~一二八三),又名所南,字忆翁,自称三外野人,福建连江人。他是宋朝的大学上舍生,应过博学宏词科。元兵南下时候,他上书救国,没有结果。宋朝亡后,他变成一个激烈的隐士,不结婚,用不断的言行,表示他对故国的怀念。“不知今日月,但梦宋山川。”他不论坐卧,都面不向北方,因为北方已经沦陷了;他画兰花,都不画土,因为“地为番人夺去”了。

郑思肖七十八岁死去,临死前请他朋友唐东屿写一牌位,上书“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原因是自认不能死国,为不忠;不能有后,为不孝。他死后三百五十六年,忽然在枯井中发现了一部密封的书,原来是他写的。据陈宗之《承天寺藏书井碑阴记》说:

崇顽戊寅岁,吴中久旱,城中买水而食,争汲者相捽于道。仲冬八日,承天寺狼山房浚眢井,铁函重柜,铜以垩灰。启之,则宋郑所南先生所藏《心史》也。外书“大宋铁函经”五气内书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什字。……楮墨犹新,古香触手,当有神护。

这就是《心史》的来源。清朝阎若璩说《心史》是姚士粦作的伪书,自属可信。只是郑思肖真人复生,他所作所为,也必然如此了。

邓牧:《伯牙琴》

邓牧(一二○七~一三○六),字牧心,浙江钱塘人。出身书香之家,“家世相传不过书一束”。少年时候,他很喜欢《庄子》《列子》等书。青年以后,“视名利薄之”,乃“遍游方外,历览名山”。常常“杜门危坐”,并且每天只吃一顿饭。

宋朝仁了以后,邓牧隐居在浙江大涤山的洞霄宫,“遥荡于无何有之乡”。著有《洞霄诗集》和《洞霄图志》,还写了一册论文,就是《伯牙琴》。

邓牧虽然隐居在道教的寺观里,但他的思想,却是“三教外人”,是混同了孔教、佛教、道教后的新艺综合体,并且有他独特的卓越成分。

邓牧在统治者专制下反对暴政,他说: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故凡为饮食之侈、衣服之备、宫室之美者,非尧舜也,秦也;为分而严、为位而尊者,非尧舜也,亦秦也。后世为君者歌颂功德,动称尧舜,而所以自为乃不过如秦,何哉?……彼所谓君者,非有四日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今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慢藏海盗,冶容海淫”,欲长治久安,得乎?这种大胆的革命性言论,在中国历史上,真是太难能可贵的了!

黄宗羲:《梨洲遗箸汇刊》

黄宗羲(一六一○~一六九五),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

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明朝东林党人,被魏忠贤害死。十九岁的他,进京讼冤,他找到刑求他父亲的特务们.亲自动手报仇,或刺伤、或刺死。

黄宗羲是明朝大儒刘宗周(藏山)的学生,刘宗周在明朝亡后,以六八老翁,绝食而死,给了黄宗羲伟大的身教。黄宗羲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十多年,最后失败,在四十六岁以后,专心著作讲学,到八十六岁死去,前后近四十年之久,成绩极为丰富,举凡天文、地理、乐律、历算、政治、史学、诗文,种种方面他都有著作,并且很精采。

黄宗羲一生最精采的思想表现,是他的政论。他在五十三岁时候发表《明夷待访录》,严厉抨击君主专政,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反对忠于一君一姓,而要忠于天下与万民。这种言论,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的。

黄宗羲的遗著,在清朝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有杭州群学社的石印本二册,书名《黄梨洲遗著》,收有十种;在清宣统二年(一九一○),又有上海时中书局铅印聚珍版本二十册,书名《梨洲遗箸汇刊》,收有十九种,是比较完全的版本。

唐甄:《潜书》

唐甄(一六三○~一七○四),初名大陶,字铸万,后改名甄,号圃亭,四川达州人。《清史稿》说他:

甄性至孝,父丧,独栖殡室三年。以世乱不免还葬,遂葬父虎丘。顺治十四年举人。选长子(山西长子县)令,下车,即导民树桑凡八十万本,民利赖焉。未几,坐逃人诖误,去官。僦居吴市,炊烟屡绝,至采枸杞为食,衣败絮,著述不辍。始志在权衡天下,作《衡书》,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汉书》。分上下篇,上篇论学,始“辨儒”,终“博观”,凡五十篇;下篇论政,始“尚治”,终“潜存”,凡四十七篇。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非虚言也。宁都魏禧见而叹之曰:“是周、秦之书也,今犹有此人乎!”卒,年七十五。

唐甄的《汉书》是他积三十年心血而成的作品。在书中;他大胆指出:“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又大胆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种反对君主专制的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石破天惊的。三百年后看起来,更觉得他持论的勇迈。

林则徐:《信及录》

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字少穆,福建侯官人。他是清朝进士,在湖广任总督时,向道光皇帝上陈鸦片问题,得到皇帝信任,乃在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做上钦差大臣,查禁鸦片,最后发生鸦片战争。

中英鸦片战争(一八四○~一八四二),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一谈中国近代史,大家都从鸦片战争讲起,也就因为它是中国开始“近代化”的先声,一个转换的起点。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大梦方觉,自感“天朝”声威,不足以慑夷狄的“船坚炮利”,而夷狄更是“不可理喻”,“晓以大义”并无效果。因而激动了民族自觉,开始委曲求全,接受西方文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的筹办洋务,乃至康有为、梁启超等的戊戌变法,都是这一自觉的显例。所以鸦片战争的失败,关系中国近代化的迟速,极为深远。

林则徐在战败后做了替罪羊,谪戍到新疆伊犁。他又先知式的看到“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这位完知的远见,和他从防英国到防俄国的一段过渡。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更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人。他十二岁时候,就跟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后来对金石、官制、目录、地理等学,功夫根深。他在道光年间中了进士,官做到礼部主事。他的文章出众,学问渊博,《清史稿》说他“才气横越,其举动不依恒格,时近俶诡”。在那个时代,他的思想算是相当的前进,清末康、梁一辈的维新之士以及革命先进,大都受了他的影响。

龚自珍的诗文很奔放,与当时那批拘泥于模仿的桐城派,决然不同,因此饱受当时腐儒和卫道之士的攻击。他们骂他是“野狐禅”,即使是比较开明一点的人,也把他当做怪人看。但是好终究是好,到了同治、光绪年间,他的诗文就大大流行起来了。

龚自珍五十岁时死去,死得不明不白,传说他跟亲王奕绘的小老婆顾春私通,因而被刺。其生也疏宕,其死也雄奇,他的一生,真算得上是“化作春泥更护花”了。

龚自珍的主要著作有《尚书序大义》、《大誓答问》、《尚书马氏家法》、《左氏春秋服杜补义》、《左氏决疣》、《春秋决事比》、《定庵诗文集》等书。

郑观应:《盛世危言》

郑观应(一八四一~一九二三),原名官应,字陶斋,广东香山(中山)人。他生于鸦片战争时代,觉醒于英法联军时代,在成年以后,为了救国,放弃科举,改行从商,努力学习西方语文、了解西方富强之道。在清末洋务运动中,郑观应曾多方面的参与,他写过不少有关富强的文字,一八六二年,他出版《救时揭要》,后来三十年问,陆续增订,最后成为《盛世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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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二年,郑观应在这书初刊自序中写道: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宁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

这些议论,自然是两年后孙文上李鸿章书的张本。孙文是郑观应的老乡,也是朋友。郑观应影响孙文,自不待言了。

孙武:《孙子》

孙武(前六~前五世纪)是春秋时代吴王阎庐的客卿,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军事家。他的身世,一直遭到怀疑。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类:第一类是怀疑根本没有他这个人;第二类是怀疑他和战国时代的孙膑为同一个人。像钱穆就是靠后一种说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里,出土了古代兵书,证明了这种怀疑都是站不住的瞎扯淡。

孙武的《孙子》共有十三篇,杜牧说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事实上,《孙子》早有五千九百一十三个字,就是高诱所说的“兵法五千言”。五千多字,又有什么好删的,高诱在曹操之前,可见曹操删书之说,是不对的。

古代流传的《孙子》书(即今本),和古墓出土的《孙子》书(即竹简本),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其他一百多处不同的,也多是虚字和假借字,不算重要;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逸文,包括“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程兵”、“孙武传”六篇,可补今本《孙子》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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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膑:《孙膑兵法》

孙膑(约前三八○○~约前三二○)的身世,在《史记》里说得很明白。《史记》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阂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这明明是说孙武有孙武的“兵法”,孙膑有孙膑的“兵法”。但是后来孙膑的“兵法”失传了,由曹操在注《孙子》时,已经只字不提孙膑的情形看,可能在汉朝未年,孙膑的“兵法”

就已见不到了。

就因为如此,所以后人就附会起来了:认为孙膑即孙武这个人、孙膑“兵法”即《孙子》这部书,一切都二合一起来了。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竹简中赫然有《孙子》,也赫然有孙膑“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

孙膑“兵法”中,已经有了很进步的整体战观念。孙膑说:“威王问九,田忌问十,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可见“达于道”是“知兵”的更高一层目标。没有这种目标,兵事只是杀人放火而已、只是不义之师而已,这就舍本逐未了。

尉缭:《尉缭子》

尉缭(前四世纪)的《尉缭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它一直被视为假书,不被重视。

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干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这批竹简中,竟赫然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尉缭子》已确定是梁惠王年间(前三七○一前三三五)的作品,它的价值,是大可肯定的了。它代表那个时代的兵学思想,它的出土,为我们迈进了一大步。

佚名:《睡虎地秦墓竹简》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秦朝的坟,其中第十一号墓,出土了一千一百五十五支竹简(另有残片八十片),其中大部分是中国最早的法律文书。中国的完整法律文书,过去只能早到唐律,唐律以前,虽经辑佚,只有片段可寻。这次大量的秦律出土,把中国法律重新延伸了上限,它的意义之大,自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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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无忌:《唐律疏义》

长孙无忌(?~六五九),字辅机,河南洛阳人。他“贵戚好学,该博文史,性通悟,有筹略”。他跟唐太宗年轻就认识,后来帮唐太宗打天下,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中,他就图列其中。唐太宗死后,他因守正不阿,被诬谋反,被逼自杀。十五年后(六七四),才得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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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法系中,有中国法系、罗马法系、英美法系、回回法系。中国法系独自成为一系。这一法系,在清朝未年以前,都独立存在着。在这种存在里,《唐律疏义》一部书,一直是它的经典。它不但影响了后代中国的法律观念,并且影响了远东各国。它的体大思精,值得我们回味。

汪辉祖:《汪龙庄先生遗书》

汪辉祖(一七三○~一七九一),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他十六岁起,就“练习吏事,前后入诸州县幕,佐人为治,疑难纷淆,一览得要领,尤善治狱”。

他后来成为进士,做了湖南宁远的县太爷,他是一个心地非常仁慈的好官,问案时候,会跟罪人一起哭起来。做县太爷将近四年,他得罪了大吏,丢了官,下台返乡前,老百姓竟“官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拥舆不得行”!可见他感人之深。

汪辉祖这样一个大大的好官,有人称赞他一齐不取等等,他反倒不高兴。他说:“为淑女蹇修,而称其不淫,可乎?”(“你以不是荡妇赞美一个好女孩,可以吗?”〔她当然不是荡妇,我当然不是坏官,好官本是应该做的啊!〕)

汪辉祖后来“闭户著书数万卷”,著有《元史本证》、《读史掌录》、《史姓韵编》等,他主张“读书贵通大义,凡所谓论述,期实有济于用”。他写的《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等,替老百姓争人权,最是感人。他说他生得力,在“吃紧为人”四字,他一生努力自度度人,的确是知识分子的最好榜样。

佚名:《秋审小看》

研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光看中央的法律条文是空洞的,必须从法条中印证实务。所以,光看《唐律疏义》、《宋刑统》、《元典章》、《大明律例》、《大清律例》是不够的,必须设法找到那些地方上办案人员的纪录,才能亲切落实。

我收藏有一部《秋审小看》的原稿,是清朝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到十八年(一八九二)浙江、安徽的一些地方刑事案件纪录。包括浙江的:

丽水、太平、奉化、仙居、西安、江山、常山、松阳、仁和、富阳、昌化、山阴、孝丰、金华、兰溪、绪云、庆元、景宁、永康、新城、诸暨、永嘉、武义、龙游、天台、黄岩、镇海、武康、汤溪、淳安、上虞、归安、东阳、平湖、郭县、长兴、义乌、金华;

安徽的:

涡阳、英山、广德、怀远、灵壁、阜阳、定远、蒙城、六安、宣城、舒城、寿州、全椒、泅州、毫州、太平、太和、宿州、义城、建平、庐江。

全书都是一位有心人的笔记,用毛笔写在棉纸上,装订在高一九·一、宽一四·三公分的小册上。因为案件涉及的面是省级的,所以作者必然是省级的一位公务员。从这本难得的手稿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奇闻轶事。

佚名:《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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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价值。

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说,宋朝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例。

戴圣:《礼记》

在流传的礼的典籍里,《礼古经》失传后,一部分内容收在一大堆,“记”里。“记”到后来,只剩下三十八篇大戴记和囚十九篇小戴记。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德的侄儿戴圣,传说是他们作的。因为小戴记内容易懂,所以学它的人较多,就成了《礼记》。《礼记》进了十三经,但大戴记就在十三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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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礼的理论外,还有一些跟札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像《大学》、《中庸》、《儒行》、《学记》等,也收在《礼记》之内。其中《大学》、(中庸》两篇,被宋朝的朱熹看中,抽出来,跟《论语》、《孟子》合而为《四书》,成了儒家的教科书,一直影响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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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

李觏(一○○九~一○五九),字泰伯,江西人。他是北宋的大思想家。二十三岁著《潜书》。二十四岁著《礼论》。三十五岁教书,跟他上课的好几百人。四十一岁时候,范仲淹向朝廷推荐他,说:“李觏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斯人之才之学,非常儒也。”他在五十一岁死去,被称为“盱江先生”。

李觏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大思想家,他主张言利,说“人非利不生”、说“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在乐利的前提下,他主张耕者要有其田、不做工不得吃饭、统治者要无私财、和尚道士要还俗去做生产者。……

正因为他的立场是经世致用的,所以,他在哲学思想上,也同步发展着。例如他看《易经》,他就要人不要把《易经》带入象数性命等迷信,而要把它变成“急乎天下国家之用”的书。

李觏比王安石大十一岁,他之于王安石,就像施洗者约翰之于那稣。胡适《记李觏的学说》中未能考订出他们根本是认识的,是一件疏忽,因为王安石《答王景山书》中,早就说他们认识了。

倪国琏:《康济录》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不博的国家,再加上人口众多,历朝各代的中国人民,经常遭到荒年的压力。因此,如何应付荒年,就变成了关心民瘼的主题。

宋朝董煟写《救荒活民书》三卷,“在南宋人著述之中,最切于实用,胜理气心性之空谈。”元朝张光大跟着写了这书的续集,明朝朱熊跟着写了《救荒活民补遗书》三卷,陈龙正又跟着把上三书订补出《救荒策会》七卷。此外,明朝朱橚写《救荒本草》二卷,告诉人们如何在荒年时找野生植物充饥;周孔教、张陛各写《救荒事宜》一卷;清朝初年俞森写《荒政丛书》十卷。陆曾禹写《救荒谱》。俞森、陆曾禹都是浙江杭县人。

到了乾隆时候,倪国琏把《救荒谱》做了节本,再由群臣们订正,在全国蝗灾那年(乾隆四年,一七三九)进呈给皇帝,由皇帝赐名《康济录》,虽然不再有救荒字样,但骨子里,是典型的救荒手册。

就这部书里,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多么苦,和中国“仁政”的一面(《康济录》原作当然是陆曾禹,这里从俗用倪国琏)。

洪亮吉:《洪北江先生遗集》

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九),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年号更生,江苏阳湖人。他是一位史地学者,到了四十五岁,中了进士,做了小官。五十四岁时候,清朝高宗死后半年,他上书成亲王痛论时政,说仁宗“宵小荧惑,视朝稍晏”。第二天就给抓起来,第三天就要以大不敬斩立决。第四天仁宗免他一死,把他发配新疆伊犁,“交将军保宁严加管束”,一百多天后救回。绝域生还,乃自号更生居士,在家乡著书授徒,九年后死去。

洪亮吉一生关心民间疾苦,关心实际问题。他驳斥迷信思想,反对世俗的鬼神论。又揭发贪污的真相,说人民的造反,乃是官逼的,官吏“赋外加赋,横求无艺,……不逼至于贼不止”。

洪亮吉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的竟不谋而合。他的完成在一七九三年,比马尔萨斯的还早五年,虽然不如洋人的细密,但是洋人的理论是有师承的、有传统的,洪亮吉的却是土法炼钢的。可惜他的先知言论不为人所重视,最后徒托空言以“见外”而已。悲夫!

佚名:《仪礼》

儒家提倡礼治,关于礼的典籍,流传了三种“经”和一大堆“记”,三种经是《仪礼》、《周礼》和《礼古经)。其中《礼古经》失传了。《仪礼》和《周礼》传说是周公作的,实际是战国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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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汤生:《张文襄幕府纪闻》

辜汤生(一八五七一一九二八),字鸿铭,别署汉滨读易者,福建同安人。他是英属马来亚摈榔屿的华侨,早年留学英国、德国,得到文学、工学学位。一八八○年后,在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任职。后来跟马建忠一夕谈,深感当为祖国效命,第二天就辞职,然后蓄辫易服,回祖国了。

辜汤生从二十八岁(一八八五)起,入张之洞幕府,为张之洞主持英文译述,历时二十多年,他说张之洞对他“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张之洞死后,他以二十多年间见闻所及,写成《张文襄幕府纪闻》,对晚清掌故礼俗,多有生动的记述。另以英文写《中国的牛津运动》(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一书。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ihelm)把它译为德文,名叫《中国反对欧洲观念之理由》,指定为哥廷根大学哲学系学生必读参考书。民国以后,辜汤生又用英文写成《原华》(The Spirit ofthe Chinese people)一书,一名《春秋大义》,宣传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辜汤生晚年在北京大学教书,被人看做“老怪物”。但他的特立独行,却是一个不世出的榜样。

桓宽:《盐铁论》

桓宽(前一世纪),字次公,河南上蔡人。汉朝自武帝起,大搞统制经济,用桑弘羊之说,设榷酤(酒官卖)盐铁(盐铁官卖)之法。汉昭帝时,召集天下贤良、文学六十多人开会,辩论得失。最后由倾向儒家的桓宽编成纪录,就是六十卷的《盐铁论》。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太重视财经的国家。中国人的财经之道,也只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之类的理想与常识。至于如何才能无不均之事,中国士大夫一来疏于研究,二来也无计可施。中国士大夫喜欢放言仁义而耻言功利,一涉及财经之学,便目为聚敛之事,所谓“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是也。故在中国历史上,除非法家健者或得君专而又有魄力者,不敢在财政上有所举措。所以中国的财政常常不能配合行政,即有所配合,也必须借儒家之名以行。且行时往往贤者回避,以致小人当道,把财经弄出不少问题。

从《盐铁论》一书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财经思想的水平,使我们知道中国人对财经问题的见解,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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