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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的晚晴在熠熠闪光——《文化老人话人生》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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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的晚晴在熠熠闪光——《文化老人话人生》题记

我们试图作一次创新的尝试。

过去出版的书,总是写青年的多,写少年儿童的也不少,却从来没有看见过让这么多老年人来唱主角,自得其乐地谈论他们自己。为了弘扬我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展示我国老一辈文化人为促进人类进步文化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邀请了上百位七十岁左右到一百一十岁的全国著名的作家、科学家、戏剧家、翻译家、音乐家、书画家、学术理论家、表演艺术家和新闻出版家,描绘他们在进入老年(六十岁)以后的生活和心态,回顾他们如何在崎岖的人生道路上从童年走向老年的某些经验和教训,抒发他们对于人生——特别是到了人生最后历程“老年”阶段的理解和看法。不论他们从事何种专业,事实上,他们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已经创造出了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成果。他们正是我国人民中的智者和真正的精英。他们那丰富而渊博的知识和阅历,包括他们从各自的特定地位和角度审视自己童年、青年和老年人生的经验体会,都将给予读者以各种有益的启迪,成为我们整个社会的精神财富。可以说,这是一部总结人生经验,留赠后代借鉴的书。

过去出版的书,一般都是见文不见人,少数只在题头刊印一帧作者的头像或半身像,有时也可能在文章里安插一些图片或生活照,却很少注意到作者和书籍内容有直接联系的各种形象也应该是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由于经历了“史无前例”时期,成千上万的珍贵图片、文稿和手迹被毁,但至今存留下来的一些,仍然有着抢救保存的价值。因为正是从这些生活形象里,结合“关于作者”、书影(剧照)和手迹,可以看出老一辈文化人是在怎样的专业道路上,从青少年时期起,在风雨剥蚀中孜孜矻矻、艰难曲折地走过来的,这使我们更加理解作者的生活和思想,理解作者写这篇“话人生”文章所蕴含的文章以外的丰富内涵。因此这部书的出版,既是全息介绍了作者,也是别开生面地在抢救一些文化老人今天为止还存留下来的形象文献。

随着岁月的流逝,多少有成就的文化老人,正在逐年凋谢。趁他们还健在的时候,请他们挥毫抒怀,即使是点点滴滴,也该是多么珍贵。一九九一年二月十四日下午五时,我从外面走进巴金老寓所的客厅,只觉得一片灰蒙蒙的阴暗,可巴老却还是伏身在一张小得只能靠上两个手肘的小方桌上,聚精会神地书写。这使我大吃一惊。我说:“巴老,今天是大除夕,客厅里这么暗,怎么连灯都不打开,还在写啊?”他像往常一样地总是带着笑,轻声回答:“手颤,字写不好。我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只要还能写,在心情愉快的时候,就写一些。”巴老没有搁笔。他虽然患了不治的老年性支气管炎和帕金森氏症,常会感冒,咳得全身无力,有时被迫去医院输液,可是他决不推卸作为一个作家应负的责任,提笔书写。他毕生正直。做学问,刻苦努力。干工作,脚踏实地。对朋友,真诚朴直。对读者,无限热忱。说自己,非常谦逊。与人为善,竭尽所能。为人民的福利,他可以把全部的积蓄和珍藏,捐献得干干净净。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总是说:“我是靠读者养活的,没有读者,也就没有我。”这一回,他用颤抖的手,连续几天,写了又改,改了又写,终于艰难地给本书写了六张稿纸的文章,向读者倾诉了他最近的心声。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诚挚的感情啊!

多少文化老人已经提不起笔。剧作家曹禺住在医院里,只觉得笔重千斤,“仿佛举泰山那样,无能为力”。抗战时期的名记者徐盈,说话已经不太清楚,是由他女儿徐东整理了这篇《我的老年生活》后寄来。漫画家张乐平,因患严重的帕金森氏症,手颤不能作画写字,他的文章是口述的记录。老戏剧家赵铭彝的《老有所忆》,也是由他夫人按照口述记录的。曾经创作过不少小说和剧本的陈白尘,由于脑神经紊乱,虽能写些简短的书信,却已不能构思作文。记得四十年代淮海战役还在激烈进行时,我曾在他上海寓所的二楼卧室里,与他一同偷听过解放区电台。八十年代中期,我准备在上海编一部大型文学期刊时,他在出差广州的旅社里赶写了自传小说的第一章寄来。

现在,我编这部“话人生”的书,去信征稿,他却在医院回信说,因患脑病,“搁笔已近三年”,不能应命。发表在这里的《病况》,是经他同意,把他几次来信谈到的病况连串起来整理而成的。他在信里说:“一个作家到了不能执笔,是比死还痛苦的。”这也可以说是提不起笔的文化老人们普遍感受到的痛苦!

提不起笔的还有双目已经完全失明的小说家沙汀。发表在本书的这篇《只要健康能够维持》,是他在北京寓所口述的文章。他认为这篇文章经过录音反复播放反复修改,还是比较满意的。口述这篇文章以后,他离开北京,回到他四川的故乡去了。但是他仍然雄心勃勃,准备借助录音机,继续“写作”。

提不起笔的还有接近瘫痪的小说家骆宾基。他两度患了脑血栓住院,我屡信不复。我请克家夫人郑曼在京查询,才知道已经不能写字,说话也十分困难,只能说些不连贯的双音词,外事无力闻问。由于子女都在国外,连写复信的人也没有。这里发表他卧病前写给我的一封长信,是为了说明他一九四七年三月执行党交给的策反任务而在长春被国民党逮捕的原因的。当时一起被捕的有六人。七月,两人病死,另一人传说被枪决。上海的冯雪峰为营救骆宾基,组织刊物大造舆论,说他是返归东北探亲。我编的《文艺春秋》月刊就曾首先编刊特稿,发表中共地下党员萧白的专文和骆宾基的有关图片,是冯雪峰通过丰村转给我的。接着,其他刊物也相继造舆论,直到一九四九年因李宗仁就任“代总统”释放一批政治犯,才在舆论压力下和民主人士营救下,同时释放了他。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珍贵史实,也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献。

提不起笔——甚至永远不再提笔的,还有一百一十岁的书法家苏局仙和著名女作家陈学昭。去年七月,我和编委孙为、彭新琪和摄影师王忠根四人去南汇县周浦乡拜访苏老,只见他白发红颜,神采奕奕,健朗地端坐在命名为“水石居书斋”的靠背座椅里。他坚持每天扶桌慢走两千步,虽然目力减退,但握管运笔如常。为了酬答我们的访问,他写了四张“寿”字条幅,由他七十九岁的次子苏建侯加盖红印赠送我们。他的书法雅逸俊秀,古泽盎然,曾获得全国群众书法比赛一等奖。国内名胜黄鹤楼的长联,就是出于他的手笔。他生于晚清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即公元一八八三年元旦,不料在他一百一十一岁寿诞前两天,竟在不到一小时内溘然无疾而终,使上海失去了“第一老人”,使我国失去了一位从十岁临池练笔算起连续挥毫一百年的世界纪录创造者。八十五岁的女作家陈学昭,近年来患了多种慢性病,其中最严重的,是腰椎骨增生和糖尿病。因为腰椎骨增生,她必须坐硬板凳;但因为患坐骨神经痛,坐硬板凳坐不住。又因为身体虚弱,双脚浮肿,应该增加营养;但因为患糖尿病,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她长期在矛盾的痛苦中煎熬。但是她那么坚强,她说这样的日子“已经成了习惯,也无所谓痛苦、难过”。她在走到生命的终点以前,为本书写下了最后一篇文章:《可贵的痕迹》。她在寄稿的信里,还说出了她读别人文章的读后感,她说:“荒煤同志的话很好:‘人老,心不老。’”这使我们看到了她藐视死神、青春之火仍然荧荧地在她内心深处隐隐燃烧。

怀着同样的心情,很多文化老人不服老,仍然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继续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九十六岁的经济学家陈翰笙,是响应周总理的号召于一九五一年回国的,他在“文革”中惨遭迫害,家破人亡,但是他并不消沉,就像其他革命知识分子那样,一经平反,又全身心地投入祖国的宏伟建设事业,至今还兼任着六种社会职务。九十二岁的著名女作家冰心,由于思想开朗,乐天知命,因此不聋不聩,思维清晰,有时还在创作短篇小说。

同样九十二岁的老作家许杰,耳聪目明,满脸红光,下笔洋洋数千言,一气呵成,而且记忆力惊人,还能清楚地记得二十年代初期曾在上海的一位医生诊所里认识了大约二十岁光景的巴金。伍蠡甫和万籁鸣也都是九十二岁,他们仍勤于写作和绘画。被香港、新加坡报刊称誉为“电脑”的“掌故大王”郑逸梅,虽然已是九十八岁高龄,却仍然笔耕不辍,月写数万言,从民初写作算起,已有八十个春秋,创造了连续写作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

这里应该谈谈三位从事文艺工作的中顾委委员:欧阳山、夏征农和张光年。欧阳山在一九二七年组织南中国文学会时,就曾得到鲁迅的帮助和指导。

此后因受通缉,逃离广州,来到上海,参加左联和左翼文化总同盟活动,继续接受鲁迅的教导。一九四一年去延安,曾创作以解放区农民干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高干大》。全国解放后,从一九五七年起,他开始创作已经酝酿了十五年的多卷本长篇小说《一代风流》,到一九八四年冬,我带研究生路经广州去拜望他时,已经完成了这一巨大工程。他的文学实践深受鲁迅的影响。这次他为本书写的《耄耋小诵》,就是申述了鲁迅给他的一封信里说的关于“老年”的教导的。八十八岁的夏征农,一九三二年参加左联后,正式从事文学活动,三十年代创作了短篇小说近三十篇。一九三七年我编《作品》半月刊时,在第二期里发表过他以“征农”署名的短篇小说《被苦难熬过的妇人》。这些短篇小说后来结集为《结算》,由生活书店出版。七十九岁的诗人张光年,曾以歌词《五月的鲜花》(阎述诗谱曲)和组诗《黄河大合唱》(冼星海谱曲)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广泛传播而蜚声文坛。此后他又创作了长篇叙事诗《屈原》、歌词《三门峡大合唱》等大量作品。他一直毫不减色地保留着我在三十年代和他同住一寓时留下的印象——豪放明爽的性格,饱蘸激情的笔触。去年秋天,他才从大西北回京不久,又开始计划创作长篇史诗、撰写回忆录和有关《文心雕龙》的学术论著。

从八十岁到九十岁这十年间,可以说是进入老年阶段的中年期,不能算老。八十四岁的吴组缃去年写了四句五言诗,送给他的一位八十华诞的老学友,他说:“八十不为老,现今条件好;兄心是海洋,百岁还嫌少。”确实,他们之中,八十九岁的作曲家贺绿汀,不仅忙于整理自己的集子,而且还创作白话长诗。八十九岁的经济学家薛暮桥,曾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改造作出贡献,现在虽到耄耋之年,却仍继续努力,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为改革开放献计献策。八十八岁的小说家艾芜,长期因病住院,搁笔已久,这次又破例执笔,写了话老年文章寄来。八十八岁的翻译家李霁野,不顾严重的白内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凭感觉“摸瞎”,写了四千多字的文章,十分感人。

八十七岁的诗人臧克家,以友情为重,忍着腰痛,冒着盛暑,畅谈自己的实事,一发而不可收,竟写了近六千字的长文。八十七岁的楼适夷、冯至和施蛰存,学贯中西,继续在编辑、著作和翻译上作贡献。八十六岁的蹇先艾和蔡尚思,一个自称“不服老”,一个自称“忘年人”。黄佐临和陈伯吹,也都是八十六岁,他们勤奋乐观,一个忙于艺术指导,一个坚持“小儿语”终不悔。八十五岁的钱君匋,书画篆刻文章满堂红,自己惊叹自己越来越年轻。

八十四岁的秦瘦鸥,新著不断问世。八十三岁的柯灵,正创作长篇小说《上海一百年》。八十二岁的张骏祥,虽然患了较严重的心脏病,却仍自信“我还没有老”。八十二岁的袁文殊,自叹一辈子吃了人民的大米、小米、玉米、高粱,没有很好报偿,一定要想方设法努力补过。萧乾和赵超构,同是八十二岁,思想都很开朗,一个奋笔描绘自己,写回忆录;一个善于评说他人,杂文越写越老辣。从八十岁到八十一岁的季羡林、周振甫、陆诒、朱雯、王辛笛、金克木,有的身心健康,照常著书立说;有的患了眼病或心脏病,却仍量力而行,笔耕不辍。八十岁的力学家钱伟长,认为“对广大人民谋福利作贡献,将是最大的幸福。”八十一岁的林焕平,带了三十一名硕士生后,双目已接近失明,却还在特制的铁框框里,凭着触觉继续写作。

从六十岁到八十岁这二十年间,可以说是进入老年阶段的少年时期,简称“老少年”。我们组稿的“老少年”,起点在七十岁左右。根据“六十多来兮,七十不稀奇,八十小弟弟”的上海顺口溜标准衡量,这些都是“小弟弟”。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汪曾祺所说的“却老”型。比如七十九岁的陈荒煤说自己“人老,心却不老”;七十九岁的贾芝,说自己“离而不休”。

七十七岁的华君武,说自己“说老不老,说小不小”。患过乳腺癌的七十一岁谢希德,说“不知‘老’之将至”。七十六岁的著名架子花脸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说他把京剧事业作为精神支柱,使他生活在振奋和希望之中,因而忘却“老”字。七十五岁的吴祖光在接到征稿信后,觉得无从下笔,因为自己还不知道已经到了老年。七十八岁的陈残云不仅自己戒了烟,还劝别人也戒烟,可以多作奉献。七十六岁的碧野,干脆大声疾呼:“碧野不老!”七十八岁的周而复甚至还反问:“谁道人生无再少?”正是这些“老少年”们,目前干劲十足,充分利用退居二线的好条件,大事研究和著译。七十九岁的戈宝权在频繁出国作专题报告介绍中国文学的同时,继续译著,就最近三年合计,荣获的苏联、法国和香港地区的勋章和博士学位就有六起。周则复的多卷本长篇小说《长城万里图》已出版到第四卷。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曹雪芹》第三部也将完成。徐迟正用电脑创作长篇小说《江南小镇》,碧野正在写五十万言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生命的花和果》。蒋孔阳的美学论著去年获奖。贾植芳正写七十万言的回忆录《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季镇淮在编纂一部新型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孙道临从话剧舞台转向影视世界。

杨沫开始整理她的八卷本《杨沫文集》。王西彦准备写一百万字的新的知识分子三部曲,写他们的追求和挫折、梦想和破灭、喜剧和悲剧。汪曾祺醉心写“系列”,黄秋耘酝酿写长篇。黄裳来信说,他主要的十八种著作都是在六十岁以后写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女表演艺术家们的青春逐渐消蚀,形体逐渐改变。

为了给观众长期保持过去演出时留下的美好形象,她们不得不被迫离开舞台。但是,一辈子在舞台上“打滚”惯了的演员,一旦告别舞台,哪能没有失落感呢?淮剧表演艺术家筱文艳把这种心理苦恼,称为“步入老年的困惑”。当然,其他剧种的女表演艺术家们如话剧黄宗英、越剧袁雪芬、徐玉兰、傅全香、范瑞娟等,也有同样的失落感。但是她们很快认识到:这样的困惑是不必要的,像实践出真知一样,人总是越老,经验越丰富,见识越宽广,理解越精确,说话越有价值。她们在舞台上既已历尽沧桑,必然会筛选出她们所属剧种的“真知”。因此,她们把她们的努力从前台转向后台:培养下一代,将表演艺术在总结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和创新。个别越剧演员如傅全香,正为电视连续剧《李清照》塑造形象,但她同时也在培养下一代。话剧演员黄宗英,也从舞台转向影视,转向文学创作,继续发挥她的光和热。

话人生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探讨怎样才能健康长寿的问题。黄佐临、吴阶平、钱伟长、陆诒、楼适夷、赵超构、华君武、钱君匋、郑逸梅等谈得比较突出。黄佐临在中日友好老人健康研讨会上的发言《永葆青春之诀窍》中,说到一般的养生准则“不外乎生活有规律,饮食要节制,多运动,少生气,不喝酒,不吸烟,不赌博,不好色等等。”除此以外,他还提出他在学郭林的气功后,治好了连医生也无法治愈的膝盖骨质增生,更提出了他永葆青春的两条座右铭:“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何所不容!”钱君匋的养生之道是“按时进餐,荤素搭食,不使过饱;按时作息,不吸烟,少喝一点绍兴酒,遇到不愉快的事很快就过去,不与人争长短”。华君武说:“现在每早作气功(静功)、老年健身操、太极拳、散步一小时,还跟七八位工农兵和知识分子通信,这是‘精神上的青春宝。’”陆诒也很重视精神因素,他认为“一个人老与不老,身体当然是物质基础,精神状态也极重要”,他除每天早上打打拳以外,特别注意精神上“保持乐观、向上,还想做一个天真、纯朴的老少年,乐在其中矣”。同样,赵超构的所谓“优哉游哉”,楼适夷的沉浸于儿童天地,郑逸梅的赏玩珍稀文物,苏局仙的处身于家庭乐园,都是有益于健康的精神因素。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吴阶平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以科学论据论证了“心理因素”对老人健康长寿的重要。他认为要颐养天年,长寿百岁,既要注意躯体的适量锻炼,更要重视心理的自我调节。这心理因素实际上也就是精神因素。在同样的生理条件和养生准则的前提下,心情开朗乐观,也就是黄佐临在座右铭里所说的“开口便笑”和“大肚能容”,必然会更能健康长寿。

这可以说是从这次众多老人的话人生文章里总结出来的一个永葆青春活力的奥秘。

通过这次组稿,没有写文章而口头或信函表态的,有夏衍、曹禺、钱学森、艾青、马烽、孙犁、杨绛、张庚等。他们对本书的出版,非常关注。当编委孔海珠去看望夏公时,他说:“你们为编辑这本书而打印的《简报》,我每期都看,很好。现在写的人已经不少,我就不想写了。”一会,他又说:

“我还不算老,老的人很多。”姚雪垠为了倾注全力完成长篇小说《李自成》的最后两卷,一般的文章都不写了,但他对我们的工作却十分赞赏,写来了信,认为这确是在“抢救文献”。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马烽,因高血压头晕,离京回太原疗养;孙犁也因重病初愈,不能写作。但是他们都还亲笔写来了信,表示支持。艾青、杨绛也因健康原因,经克家转知,或亲笔来信,不再寄稿。今年已经八十二岁的戏剧家张庚,来信说:“还想做一点能做的事,特别是对于下一代的培养和帮助”。现在把他们的部分来信,编在最后一辑里发表。

这次组稿,前后不到半年,有些作家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没有写,有些科学家因忙于规定时间的科研任务而没有写,有些则因为不明住处而无法联系,有些又因为来稿过迟而不能编入。但是就目前发表的情况看,来稿约占我们组稿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虽然已经鬓发飞霜,但是他们精神矍铄,不拘一格,挥毫畅叙他们过去的沧桑变幻,进入老少年以后的大展宏图,进入老中年以后的壮心不已,进入真正的老年以后仍不离翰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世界纪录。即使是那些患有病痛或久病缠身的老人,出于热爱祖国和热爱人民的心情,也呼吁人们向老托尔斯泰学习,为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而多作奉献。因此,不管他们写的是翰墨生涯、科技世界或舞台角色的塑造,他们那异彩纷呈的文章,都给人以醒世铭言,诤诤教导,从宏观看,就好像是满天金色的晚晴,在我们的头顶上熠熠闪光,鼓舞我们向上,引导我们前进,让我们看到姹紫嫣红的未来,辉映着一片冬尽春归、花香鸟语的喜人景象。

这是一部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书!

这是一部热爱生活的书,热爱人生的书!

这是一部由老一辈智者现身说法,向青年一代总结经验的人生宝鉴!

1992 年元旦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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