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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青海三十年的文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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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青海三十年的文艺活动

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八九年六月(我带的最后一批研究生通过了答辩),我在青海三十年来的主要文艺活动,可以归纳为四方面:一是画了许多以毛主席像为主要内容的水粉画和油画二是编写脚本并摄制了五部幻灯故事片,给电影院放映;三是编了三年的语文月刊;四是培养了两批六位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生。

先说画画。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需要游行时扛几幅大型毛主席油画像,就提倡废物利用,指令我这个已经靠边站、仅仅手提浆糊桶给造反派张贴一些大字报的“废物”,承担这一任务。当然,我非常害怕,因为我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画过画,要是画不像,丑化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形象,不是就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吗?我表示不能胜任,不会画。

“你真的不会画吗?”这位造反派头头似乎有些生气,铁着脸问,“你是从上海这个大城市来的,难道就从来没有画过画吗?”“画是画过。那还是在我小学念书的时候,在美术课上,学过水彩画,可是后来……”“画过就好嘛!”头头不等我说完,微微一笑,有些得意忘形地教训我:

“你要知道,给你干这个,也是一种废物利用嘛。”说到这里,他似乎发觉说溜了嘴,立刻清了清喉咙,改口说:“呃呃,嗯,我是说,你现在干的,谁都会干,等于是废物。你嘛,肯定不是废物,肯定会完成这个光荣任务!

这是——你要知道,这是个光荣任务嘛!”当时我心里想的,当然不是光荣不光荣,我只是想:与其被造反派没完没了的揪斗、靠边、刷浆糊,还不如冒“现行反革命”的险,边学边画,过些清静的日子。因此我答应试一下。

我看了许多绘画书,耐心细致地画,终于完成了任务。

造反派看到我在大幅画布上画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神采奕奕,就大加赞赏,认为我这个“废物”可以“利用”,给我一顶“右派画家”的帽子戴,并指令我画更多的画。

我在木板上、砖墙上、布面上,大约画了一百多幅的毛主席全身和半身像,还画了近百幅的毛主席语录画。在木板上画的是水粉画,画后刷一层清漆,可以长久保存下来;在高达九米的砖礅上,爬上脚手架高空作画的,都是彩色油画毛主席全身像。一九八四年,我去湟中县人民医院看望一位医生时,还看到医院的门厅里高悬着我在“文革”时画的两大幅语录画:一幅画的是正在做外科手术的白求恩大夫,一幅是救死扶伤、送医下乡的医务工作者形象。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造反派要“抓生产”,指令我编分场脚本,并用照相机拍摄那些先进生产大队的先进事迹,然后制成幻灯片,在电影院放映。

我曾去拦隆口公社的班仲营和黑咀等大队蹲点,编写、拍摄并制作了五部幻灯片。

我这个“废物”,总算第二次又被造反派“利用”了一回。

“四人帮”粉碎后,七十年代后期,青海师范大学把我从喇嘛寺里接出来,在大学任教。进入八十年代,师大党委有鉴于师范教育不应局限于在校培养师资,对全省在职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让中文系先办一份《中小学语文教学》月刊,并指定已经平反改正的我为刊物的主编。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我曾主编过文学期刊四种,报纸副刊三种,丛书七种。国统区的著名作家,包括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许杰、赵景深、陈伯吹、艾芜、李何林、骆宾基等,我都熟识,他们都曾不止一次地为我编的刊物写过稿。现在我编语文刊物,首先想到的,是语文大师叶圣陶先生。

我很冒昧地写信给叶老,向他汇报了我被错划为右派后流放在青海的坎坷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叶老在北京工作,三十多年来我们从未见过面,我怀疑年事已高的叶老可能已经把我忘了。

“我还记得您。”他的复信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么说。

他在信里告诉我,前年割除胆结石后,视力听力极度衰退,心思体力已大损于前。但是他仍不厌其繁地说明语文刊物的主要任务是在提高教师的认识,让他们在听说读写四方面都给学生启发和引导,培养学生具有独立应用的能力。因此教师的教,最终是为了不教。

叶老的这封五百余言的信,我加上“启发和引导”的题目,第一次引进青海,在一九八○年九月一日出版的《中小学语文教学》第六期上发表。

我编语文刊物,最初是唱独脚戏:组稿、审稿、编稿、校对、发行,都是独力承担。刊物出版一年以后,经省委宣传部批准,向全国公开发行。为应付日益繁重的编校发行任务,经校党委同意,由中文系聘请了茅盾的内弟媳金韵琴做我的助手。她曾应茅公邀请,在他家长期做客,对茅公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比较熟悉。最初,她写了《茅盾的童年》等,介绍茅公少年时期参加作文比赛等情况。此后,她把茅公给孙女儿讲析古诗的文稿,以“古诗诠释”的总标题,给刊物发表,从一九八一年五月连载到一九八二年二月,评析了《画鹰》、《哀江头》、《卷耳》、《秋兴》、《诸将》等诗篇。从一九八二年五月到七月,又发表了茅公在小学念书时写的作文三篇。可以说,这是将茅公未发表的文稿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引进青海,在青海出版的刊物上发表。

老作家赵景深和许杰,在我编刊物的第一年,就积极寄稿,大力支持。

赵景深先后写了《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谈鲁迅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茅盾给我的两封信》。许杰写了一组《野草》铨释的文章,共五篇。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是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刊物从一月号起,特辟“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系列专辑”,连续到十二月号。在专辑里编发的纪念文章共三十九篇,从外省引进的作者,有李何林、陈伯吹、任钧、陈鸣树、张德林、钱今昔、王永生、钱君匋、古远清等。

小说家艾芜和骆宾基,是我四十年代的老朋友,到一九八二年秋才联系上。骆宾基提供了金文考释的文章,艾芜寄来了一组《诗经》新解,发表了《江有汜》、《十亩之间兮》等。艾芜怎么会研究起《诗经》来呢?他在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写给我的信里说: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被押在狱中四年,一九七二年释放后,我去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调查访问,约有两月,回成都写了一篇《高高的山上》,发表在《四川文艺》上,国务院文化小组出的第三期《简报》,大事攻击(一九七四年)。成都的刊物,也随声附和。我只好研究《诗经》,写了不少笔记。有的整理成为文章,有的还未整理。文代会后,我又从事创作,放下《诗经》。

得您信后,有些兴奋,打算创作之暇,再把有关《诗经》的笔记,整理成篇。现将研究《诗经》写成的第二篇(尚未发表),寄您看看,如以为可以发表,即请使用。

可惜刊物出到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后,因为我要带研究生,无法兼顾,而中文系又找不到可以代替我的主编,只得宣告停刊。

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九年,我带了两批六位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我和第一批研究生一起,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的科研项目。我把研究生带出青海省,让他们认识了一批现代文学老作家,如臧克家、萧乾、端木蕻良、骆宾基、周而复、欧阳山、楼适夷、艾芜、柯灵、王西彦、许杰、施蛰存、贾植芳、林焕平、蹇先艾、李何林、叶圣陶、任钧、陈伯吹、蒋锡金等,其中李何林、贾植芳、陈鸣树、王永生、许杰、钱谷融等十多位专家教授,根据我的要求,给我的研究生讲了课,拓展了他们科研的广度和深度,完成了对现代作家楼适夷、施蛰存、端木蕻良、骆宾基、李劼人的研究,通过了论文答辩,取得了硕士学位。

以上,就是我以“废物”的身份,流放到青海三十年来的主要文艺活动。

回顾这三十年间,最初的二十年,我连订阅一份《参考消息》,也被批斗一个半月,当然,再不敢阅读什么文艺书刊,写什么文艺作品了。事实上,我不仅被人们看作“废物”,甚至一直被定性为“坏人”,谁来重用我,谁就是“重用坏人”,丧失阶级立场,不免被揪出来批斗。我所属县的一位文教局局长,赏识我掌握外语,精通汉语拼音,让我在全县小学校长学习班上讲授汉语拼音,结果在“文革”中以“重用坏人”的罪名,让他在冰天雪地里赤脚扫雪。长期来我一直在基建工地上当施工员、出纳员、保管员、拉运砖瓦的押运员、司机招待员、守护工地的夜间巡查员,十足成为麻将牌里的“百搭”,什么都干。造反派指令我绘画和摄影,那是歪打正着,使我冒险干了一些文艺工作。现在想想,这二十年来的生活,倒是非常丰富多彩,不仅使我看到了炎凉的世态,也使我交结了一些真心护卫我的朋友,比如曾经救活过我的喇嘛尼玛、和我一起同住了九个月的小偷拉官卜、在农村劳动时不把我看作摘帽右派的老妈妈,她们的高洁的灵魂,都是我今后写作的上好题材。

今后,我一定要写一些在青海底层生活里使我至今仍然清楚看到的闪闪发光的人和事。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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