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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差点挨揍――流放青海的第一件事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我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印刷学校副校长任期内,戴上“右派”
帽子,和其他一百多位“右派”一道,作为第三批“支边”者,由出版局派员押送
西宁,住在离市区四华里的东郊李家庄。
那时的西宁市,开设在煤屑马路两旁的商店,绝大部分是土木结构的平房,墙
壁是用土块垒起来的,屋顶不用瓦片,是在木椽上铺盖树枝,覆上泥土,滚压结实
以抗雨雪的。称得上所谓“洋房”的建筑,仅仅是军阀马步芳时期修建的一座像教
堂一般的湟光电影院,以及在它对面的一家三层楼旅社。这些建筑的门窗都很窄,
像是害怕阳光会挤进去似的。
十二月,西宁的晨晚寒冷刺骨,常常是雪花纷飞,远山近山一片皑皑白雪。有
时露了太阳,也是软弱无力,像是故意不把这些厚厚的积雪融化似的。
我们这些上海人,刚来乍到,好像掉进了冰窖,加上高原缺氧,走一段路就会
气喘,很不习惯。一九五九年元旦,晴天,放假。同志们都上街去了。我因为一天
只吃两顿饭,到了中午总觉得饥饿,就请了假,想到街上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走了很久,又累又饿,到了大十字,看见南大街上一家熟食店正在零售刚刚烧
好的猪头肉,我买了一包,饥不及待地匆匆走进西门口的一家拉面馆,付了钱,要
了半斤拉面。
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端放到我的面前。
拉面的葱油香味沁入我的鼻孔,使我食欲大增,更加觉得饥肠辘辘,垂涎欲滴。
我立刻拿起筷子,打开我买来的那包猪头肉。
可是不等我举起筷子捡上一片猪头肉,那位下罢面条站在旁边的伙计,像猫抓
耗子一般,蓦地冲过来,一把抓起我刚刚解开的肉包,像丢掉带有传染细菌的垃圾
一样,用力向店堂外面的马路扔去,还用震耳欲聋的吼声吆喝着:
“鞭哪!你,马路吃去!你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正当我稀里胡涂,搞不
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只见那端送拉面的伙计,从店堂的另一头走回来,怒不可遏,
满脸通红,拉下了白帽子,往空桌上一扔,嘴里“鞭哪鞭哪”地,边走边卷袖口,
一副打人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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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形势不妙,立刻拔腿就逃,连放在桌上的那个装着几元零钱的小钱包,
也顾不上拿。
我冲出店堂,一口气冲过两条马路,然后歇了一会,缓了缓气,眼看没有追捕
的人,才一面为缺氧而大口大口呼吸,一面慢慢地、又累又饿地走回李家庄。
走进宿舍的大门,遇到了临时负责看守任务的办事员小马。他是青海省人事局
派来的干部。我满怀委屈地把不准我吃猪头肉的事告诉了他。
“啊,你真幸运,没有挨揍!”他好奇地笑了笑,接着又严肃地说:“你没有
看清,你进的是一家回民开设的清真馆。伊斯兰教规是不准吃猪肉的。
看到你在他们馆子里吃猪肉,不揍才怪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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