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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受尽磨难的艰苦经历——我在永祥印书馆工作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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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受尽磨难的艰苦经历——我在永祥印书馆工作的回忆

一、停办和流产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敌伪的压迫已经解除,应该得到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被迫停顿的文化事业可以复活起来,被摧残的文化工作可以重建起来。

这时候的书店资本家陈安镇,眼看不能坐失良机,批准了编辑部拟订的七大丛书出版计划,并即开始陆续组稿(其中部分书稿是在一九四四年开始组织的)。一切书稿,归口到大学文库、科技丛书、新译丛、文学新刊、各科学习丛书、青年知识文库、少年故事丛书。在出版期刊方面,除《文艺春秋丛刊》改为《文艺春秋》月刊外,先后又出版了四种期刊:茅盾、以群主编的《文联》半月刊,吴天主编的《文章》月刊,司徒宗、欧阳翠主编的《少年世界》半月刊以及我和陈钦源合编的《文艺春秋副刊》。

关于我介绍给书店的《文联》半月刊,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出版创刊号,十六开本,是一个以报道(国内外文化动态)、评论、介绍(新出书刊)为主的刊物,共出版七期,一九四六年六月停刊。我已写了一篇《茅盾主编的半月刊出版始末》,不再赘述。

吴天主编的《文章》月刊,二十五开本,每期约一百数十面,对外用“文章社”的名义编辑。吴天,中共地下党员,原名洪为济,笔名方君逸,在一九三七年我编《作品》半月刊时曾经发表过他的报告文学《殖民地的故事》,用的是“洪为济”的名字。当时他在马来亚从事抗日救亡和革命戏剧工作,组织和领导当地抗敌后援会。一九三八年加入马来亚共产党后,因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通缉,被迫回国,在上海转入中国共产党,继续从事革命戏剧活动。一九四四年我编《文艺春秋丛刊》时,经孔另境介绍而来往,他曾为《丛刊》写稿。日寇投降后,我把他编的这一期刊,纳入编辑部计划,以文化综合性刊物的面貌出现。

《文章》经过较长时间的筹备,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创刊了。先后共出版四期,在同年七月十五日出版第四期后停刊。为这个刊物写稿的,主要有郭沫若、田汉、夏衍、陈烟桥、蒋天佐、景宋、周建人、赵景深、徐迟、魏金枝、周贻白、朱维基、凤子、李健吾、于伶、艾芜、蔡楚生、任钧、端木蕻良、吴岩、于在春、欧阳山尊、沙汀、许席珍、赵丹、史东山、吴祖光、王西彦、林焕平、叶以群等;作画(包括木刻)的有叶浅予、丁聪、新波、李桦、罗清桢、王琦、章西崖、吴作人、朱鸣刚等。

每期一篇由编者撰写的“文化一月”,尖锐地反映了抗战胜利初期国民党当局如何坚持内战、摧毁民主自由以及在上海等地倒行逆施的事实,暗示真正的民主自由还得要流血争取,是这个刊物的一大特色。这里略举数例。

比如创刊号内报道:“马歇尔特使抵渝,同日《自由导报》被封”;“青岛文德女中学生费筱芝因甄审事,在张贴标语时被保安队枪毙。教育局唯恐引起公愤,就说费母是文化汉奸”;“本市《周报》、《民主》等杂志在报摊上被非法禁卖”;“市立剧院负责人顾仲彝为了阻止士兵不买票入场,因而被打,说是:‘打你这个负责人!’”三月一日出版的第二期报道:“蒋主席宣布四项诺言,人民享有人身、信仰、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当局表示,暂无游行自由”;“报纸时见天窗”;“政治协商会顺利完成,重庆举行庆祝会,暴徒殴打出席代表,郭沫若等重伤”。五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三期报道:“停战协定淮阴小组到南通,学生列队欢迎,当局禁止。欢迎小组学生失踪。记者孙平天被暗杀(挖眼割鼻),投在江内,尸身发现”;“昆明惨案责任者升官”;“政府军队不顾一切,继续北上,扩大内战”;“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被特务捣毁,枪杀编辑”;“重庆复旦大学特种学生殴打洪深”。七月十五日出版的第四期报道:“内战继续,边打边谈”;“上海人民代表马叙伦等晋京呼吁和平,在下关被‘苏北难民’殴打成伤”;“《消息》停刊,《民主》、《周报》有停刊说。广西、西安、贵阳、北平查禁报纸”;“西安记者被杀”;“茅盾的《清明前后》被禁止销售和演出”;“京戏名伶叶盛章因不愿歌功颂德而被打”。

应当在这里特别提到的,是在《文章》的第三期上,发表了署名“马蒙”的文章《中共领袖生活的另一面》,在上海的期刊上第一次公开刊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秦邦宪(博古)的大幅照片,介绍了他们的生活起居、衣着爱好、写作习惯、家庭成员等各方面,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少年世界》半月刊是三十二开本、每期三十二面、以高小和初中学生为对象的少年读物,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创刊,同年七月一日出版了第六期后停刊。为这个刊物专写“时事知识”的是巴克(中共地下党员),专写“写作指导”的是许杰、于在春,专写“修养”的是孔另境,专写“科学小品”的是贾祖璋、贾祖珊、严大椿,写儿童小说和童话、寓言、故事、报告的有司徒宗(长篇)、魏金枝、贺宜、赵景深、任钧、范泉、施蛰存、罗洪、欧阳翠、莫洛、姜天铎等。主编之一的欧阳翠当时在永祥印书馆任编辑。

《文艺春秋副刊》是随《文艺春秋》月刊附送,由我主编,由陈钦源具体负责,六号字排,三十六开,每期约三十二面,专收短小精悍的文艺短评、回忆录、人物志、杂记、书话、文坛琐闻、文艺书讯、影评等,是以刊登中长篇文学作品为主的《文艺春秋》月刊的补充,一九四七年一月创刊,每月出版一期,连出三期后停刊。为这个小刊物撰稿的主要作者有:陈翔鹤、戈宝权、柯灵、晦庵(唐弢)、黄裳、李何林、陈敬容、梅朵、辛未艾等。

按编辑部计划,还打算从一九四六年底起,每年编辑出版《文艺年鉴》一部。

刊物相继停办,编辑部计划流产,都是因为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挑起了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内战;而在他统治的区域内,则更进一步扼杀民主自由,控制言论出版,迫使一些原来就是抱着投机目的经营出版事业的资本家,眼看无利可图,还有毁产危险,不得不向国民党当局屈膝投降的原故。

二、资本家投降

大约在一九四六年二月的一天下午,书店总经理陈安镇带来一位穿着比较朴素、身材比较魁梧的中年人,来到编辑室,给我介绍说:

“我来介绍,这位是敬业中学校长陶广川先生。陶先生对编辑出版工作很熟悉,对文艺也很感兴趣,书店准备请他当顾问。”我当然表示欢迎,握手,寒暄。陈安镇接着说:

“陶先生学校工作很忙,不可能经常来。但是在审稿方面,我们可以请他协助,可以由书店派人送去,帮助你承担期刊的一部分审稿工作。”最初,我不知道陶广川是怎样的人。后来我请金通尹先生调查后获悉,陶广川是“国大”代表陶百川的胞弟,国民党员。他参加书店的所谓审稿工作,当书店的顾问,是资本家找来的保护伞,因为据说,“有关方面”对书店出版的几种期刊内容,很不满意。

我理解:资本家已经接受审查,正式投降!

我采取表面接受暗里抵制的做法,送去一些无关紧要的书稿,聊备“审查”一格,期刊的文稿则强调付印时间仓促,不送审。

陶广川不常来,来后也总是到经理室,偶然也来编辑室和我聊聊,语言谦逊,强调学术观点,表达一些比较开明的见解。当然,他的姿态,给我留下一种世故深、心计险的印象,觉得不易应付。自从他当书店顾问以后,首先推荐给陈安镇一部百万字的《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史》,著者是国民党二十五军副军长唐子长。后来又向“青年知识文库”推荐了一本沈锦如写的《三民主义概观》。到了六七月间,三个期刊相继停办:(《文联》在六月出版终刊号,《文章》和《少年世界》在七月出版最后一期),可能与陶广川贯彻上级意图有关。但是书店资本家强调《文艺春秋》在敌伪时期历尽艰险,已有一段斗争的历史,它是书店继续存在的象征,主张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也要坚持出版。陶广州既拿了书店的劳务报酬,当然也得遵照陈安镇的意旨行事。在他的努力下,终于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为这个刊物取得了已经申请一年多的“京警沪字第一百五十八号”登记证。

《文艺春秋》月刊曾将一九四四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九月出版的《文艺春秋丛刊》五期,作为第一卷。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第二卷第一期起,仍保持《丛刊》的二十五开本形式,基本上每月出版一期,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在上海临近解放前夕,出版到八卷三期为止,每卷六期,从未出过双月刊,合计出版四十四期。这是抗战胜利后在国统区出版的纯文艺刊物中寿命最长、发行量最大、基本上按月出版的纯文艺期刊。

为这个期刊写稿的作家有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照、田汉、洪深、臧克家、端木蕻良、欧阳予倩、耿济之、黎烈文、丰子恺、蒋牧良、闻一多、邵力子、戴望舒、钟敬文、陈白尘、巴人、周而复、李健吾、靳以、穆木天、艾芜、熊佛西、骆宾基、许杰等一百余人。解放区作家如艾青、刘白羽、吴伯萧箫的文稿,是由冯雪峰交由当时在上海开设作家书屋的姚蓬子提供的,有的是周而复从延安来到上海时直接交给我的。有些南洋的来稿,如林林的诗文等,是他们在菲律宾、印尼等地买到了这本刊物后,按地址寄来的。

应该说明的是:从一九四七年一月起,书店将《文艺春秋》的每期清样多打一份,送给陶广川审阅。陶广川在清样上有时要用墨笔或钢笔涂改。当茅盾先生的文稿《民间艺术形式和民主的诗人》也被涂改后,为了全面传播茅公的声音,也为了今后给类似被涂改的文章创造一个全文发表的机会,我和孔另境、何家槐、肖传芳、冯之原、徐同康等合资组建了文艺丛刊社,出版了《文艺丛刊》。第一期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出版,名为《脚印》,第一篇文章就是从《文艺春秋》月刊的清样里抽出来的《民间艺术形式和民主的诗人》。《丛刊》共出版过七期,全文发表了不少被审查涂改的诗文。这正可以证明:即使是纯文艺期刊,出版的道路也并不平坦,需要经历一个披荆斩棘的斗争过程。

关于《文艺丛刊》,我将另写回忆。

三、节外生枝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谈我编辑的三种丛书。

在书店的七种丛书中,我曾编辑了“青年知识文库”和“文学新刊”,执笔编译了“少年文学故事丛书”。

“青年知识文库”的构想,在我一九四四年进入书店。

以后就开始酝酿。那时估计敌伪的占领不会长久,就建议书店收购书稿,积蓄力量,既可照顾留沪正直作家们的生活,还可陆续排字,打成纸型,等待胜利后成批出书。我的设想得到了支持。因此几乎在编辑出版《文艺春秋丛刊》的同时,我已开始组织书稿。

“青年知识文库”是一种篇幅不大、涉及各科知识的青年读物,每册字数从三万到六万不等,三十六开本,分辑出版。第一辑出版二十册,第二辑出版十册,第三辑仍是十册,合计四十册。“文学新刊”是以文学创作为主的丛书,也兼收少量的文艺译作,三十二开本,分集出版,每集六种。曾出版四集。“少年文学故事丛书”是以适宜于少年儿童阅读的世界文学名著为依据,用浅明简洁的语言,适当简化的情节结构,编译原著的故事,每册约三万余字,四号字排,三十六开本,曾编译改写(retell)过十五种。

这里我想比较具体地谈三件事。

第一件,关于吕思勉的《历史研究法》。我在一九四四年组稿时,他原定写一本影射日寇侵华的《五胡猾夏录》。后因国际形势剧变,德意惨败,眼看日寇的末日也已为期不远,所以迟未执笔。抗战胜利后,由我建议,请他写一本《历史研究法》,总结一下他从十六岁就已经开始学习中国古代史以来四十五年的学习体会,他欣然表示同意。当年(一九四五年)撰写完成。

他的观点非常先进。他对马克思主义以经济为社会基础的观点极为赞赏,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对史事的考察和理解,有很大的帮助。这是我国历史研究领域第一次从先进的方法学角度阐释学习心得的书,是他留给后学者的一笔珍贵的遗产。此书至今仍在日本、美国以及台港图书馆流传或翻印。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将此书重印出版。

第二件,关于支援作家。结合在书店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我确实在经济上曾经支援过一些作家。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一日上午八时,我带研究生住在长春的旅馆里,锡金来看我,约我晚上去他家里吃饭。晚上,我和研究生同去。锡金一面饮酒,一面向我的两名研究生谈到他如何在沦陷了的上海,被日寇追捕,幸得我的资助,得以逃离上海,进入新四军解放区。从这件事,我又想到了碧野。他要先去北平,然后投向八路军,苦无路费。记得当时我也曾支援过他。一九八四年春节,上海市公安局在清理“文革”时期抄家物资时,发现茅盾、巴金、叶圣陶等写给我的二十八封信(包括郭沫若在一张名片上写给我的介绍信),其中有一封艾芜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日写给我的信,他提到我准备支援沙汀和他的事,这才使我想起确有那样的事。当时我听说沙汀患肺病,从解放区回到老家养病,生活困难,我写信要艾芜转给他一笔钱,转寄时不说是谁寄的。还记得在日寇投降前后,我曾把我的《鲁迅传》一书译稿向开明书店出售版权后取得的全部稿酬,送给了当时生活比较困难的《鲁迅全集》第一版(复社版)的发行人黄幼雄先生。诸如此类,我在物价飞涨、生活极其艰难的战乱年代,确曾支援过不少作家,现在很难一一回忆了。

第三件,关于节外生枝的事。为了抵制书店资本家接受审查和出版单行本横遭干预,我把组织来的文艺创作书稿,交给其他出版机构出版,迫使我在书店以外,节外生枝地为中原出版社、益智出版社和寰星书店编了三套文学丛书。“寰星文学丛书”出版了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茅盾作序)、臧克家的短篇小说集《拥抱》、范泉的散文集《创世纪》、李健吾的剧本《云彩霞》等。“益智文学丛书”出版了骆宾基的中篇小说《一个倔强的人》、李广田的论文集《文学枝叶》、臧克家的散文集《磨不掉的影像》、王西彦的长篇小说《眷恋土地的人》、梅林的短篇小说集《红花集》、顾仲彝的剧本《白莲花》等。“中原文学丛书”出版了艾芜的长篇自传小说《我的幼年时代》、王西彦的长篇小说《寻梦者》、许杰的短篇小说集《一个人的铸炼》、艾芜的短篇小说集《烟雾》、范泉的散文集《翻身的日子》和台湾高山族传说集《神灯》(黄永玉作插图)等。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不久,永祥印书馆的铅印、彩印、零印厂工人选我为工会主席,我开始兼搞工会工作。一九五○年二月,“二六”轰炸后不久,中国新闻出版印刷工会上海市委员会宣传部部长沈峻坡把我从书店借调到市工会,协助编辑机关报。一九五三年一月起,我完全脱离书店,参加了市工会的工运工作。

我在永祥印书馆工作八年,实际工作是在解放前的五年。回忆在那五年期间,我看到了一些龇牙咧嘴、阴森诡诈的鬼魂形象,令人一旦想起便不禁毛骨悚然,栗栗畏惧。这真是一段砭人肌骨、受尽磨难的坎坷经历。

1989 年7 月,上海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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