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编《作品》半月刊 一、作品社 一九三七年三月，我和我中学时的同学李励文、刘尔俸等商议，准备组织一个 文学社团，出版期刊和丛书。又和马良、邵子南、李雷等商议，他们都积极支持， 愿意共同筹备。后来又由邵子南介绍了丘东平、肖琳，马良介绍了叶紫等参加。社 团定名为作品社。 一九三七年四月，经过几次商议后，决定先出版《作品》半月刊一种，由范泉、 马良出面主编；由刘尔俸筹划资金，负责发行工作；由邵子南、李雷协助组稿。经 过两个月的积极筹备，终于在六月十五日在上海创刊了《作品》半月刊。 《作品》半月刊的创刊号内容比较丰富。郭沫若特地从日本寄来了稿件《给〈 威廉迈斯达〉译者》，并附信表示热烈支持。由陈琳翻译了鲁迅用日文写的遗作《 王道》。任钧写了评论《读戴望舒的〈谈国防诗歌〉以后》。 发表了三个短篇小说：东北作家李辉英的《白面》、从菲律宾回国的作家林娜 （后来改名为司马文森）的《人间》、全国解放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的方之 中的《李保镖》。诗歌有白薇的长诗《爱的女神》、田汉的歌词《〈洪水〉插曲》。 散文有邵子南的《归》、李励文的《雨》。报告和通讯有孙陵的《“中国留学生” 》、凡容的《马莱亚途中》、肖明的《莫斯科文艺通讯》。 我和邵子南等写了书评介绍丘东平的中篇小说集《火灾》等多篇。 《作品》半月刊的第二期因为等待郭沫若从日本寄来的文稿，延迟到七月十五 日出版。主要内容有：郭沫若的评论《自由并不是中立》，沈起予的长篇随笔《我 的自白》。陈琳翻译了日本外村史郎写的评论《苏联文学的现阶段》。短篇小说有 夏征农的《被苦难熬过的妇人》、林娜的《盲者》。散文有邵子南的《文斋先生》、 范泉的《江水》。诗歌有李雷的长诗《阳光曲》、田汉的《〈洪水〉插曲》续篇等。 报告和通讯有洪为济（后来改名“吴天”）的《殖民地的故事》、张春桥的《孩子 们》和狄耕的《这里没有良民》等。 《作品》半月刊第二期出版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中国共产党在事变突 发后的第二天，通电全国，号召实行全面抗战。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群情激 昂，纷纷投身到抗日救亡的高潮中。刊物的出版发行工作，也因为受到战争的影响， 资金反馈受阻。经过社务会议研究，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将半月刊改为不定期的丛 刊形式，第三期即改名《山河颂》，以陆地的战地通讯《山河颂》为书名，安排在 八月十五日出版。就我回忆所及，这一期曾发表了郭沫若从日本寄发的最后一篇文 稿《随笔三则》（原题已忘），洪深的随笔《读书偶记》。短篇小说有丘东平的《 仲夏夜》、邵子南的《烟帮》、范泉的《金山嘴》。散文有李励文的《南国春秋》、 叶紫的《书简》（记得另有题目）。李雷写了一篇抗日题材的通讯《在大场》。别 的篇目已记不起来了。 这一期刊物，仅取得样书数册。到出版前两天，即八月十三日，日军在上海突 然发动侵略战争，设在南市区的作品社社址被炸，存放的丛书纸型和期刊被炸毁， 马良被炸失踪（估计身亡）。当时我刚巧去了无锡农村刘家庄，因为铁路被炸断， 无法回上海，李雷和邵子南随救亡团体撤离上海，刘尔俸回到山东老家没有回来， 作品社遂告解体。 二、洪深・谢六逸 我编《作品》半月刊，是由于洪深和谢六逸先生的鼓励。 一九三六年六月，我的报告文学作品《张家口和味の素及其他》在洪深、沈起 予主编的《光明》半月刊发表后，洪深先生就开始和我通信。当他知道我因为日寇 侵略得寸进尺，华北也将变色，再也不愿去日本半工半读时，他劝我离开北京，回 到上海，可以一面念书，一面从事文艺创作或编辑工作。 他说上海的文艺界朋友多，出版条件好，文艺活动的空间也比较开阔，希望我 在上海闯一下。我听了他的话。一九三七年春，转学到了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系。 我进复旦新闻系，是因为系主任是谢六逸先生。而我和谢六逸先生的交往，是 由于洪深先生的介绍。当时我住在江湾的学生宿舍里。差不多每星期六的下午，我 总是要到谢六逸先生的家里去看他，和他聊天，有时就在他家里吃晚饭。谢先生为 人厚道，作风平易近人，谈论问题时那种既真诚又热情的仪态，总是使我解放思想， 妄言无忌地表述我自己的观点，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有一次谈到了编刊物。我说我在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念书时，曾经编辑过《光华 附中》半月刊。那是一个学术文艺性的综合期刊，十六开本，每期约十五万字，虽 然在名义上我是邢鹏举老师的助手，实际上他很少过问，只是在组稿和划样发排时 提些意见，因此我反而得到了独立思考的锻炼。现在我的兴趣，倒是在今后能够编 辑一种纯文艺刊物。 “那好啊，我支持你！在新闻系学习，编辑实践是最最重要的。”谢六逸先生 非常豪爽地说。他介绍了他在日本念书时中国留学生集资创办刊物的情况、日本文 学艺术界以及新闻出版界编辑出版书报杂志的情况，也介绍了他从一九三五年起兼 职主编《立报》的文艺副刊《言林》的情况。 正因为编刊物，他才熟识了一大批文艺界的朋友，还锻炼了自己的写作能力。 “只有下水，才能学会游泳；只有在编辑实践中，才能逐步掌握新闻编辑学的 实践规律，并相应地在实践中日益提高自己的文学理论水平、编辑水平和写作水平。 新闻学这个学科，绝不是纸上谈兵的学科，是一门在实践中体现、在实践中不断总 结提高的新兴学科。”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时已是将近半夜。我非常激动。睡在 床上，还反复忖度着这些内容丰富的介绍，并且长时间地思考如何真正进入我实践 的境界――闯出一个新天地。 mpanel(1); 第二天星期日，我去看望我中学时期的老同学李励文和刘尔俸。他们都热情支 持我的设想。刘尔俸的父亲是一家专事运销业务的报关行总经理，经过儿子的思想 工作，他终于同意提出一笔现金，交给刘尔俸，作为社团基金的投资。 谢六逸先生给我介绍了郭沫若、郑振铎、许广平等，洪深先生给我介绍了沈起 予、田汉、白薇等大批作家。《作品》半月刊创刊号就这样顺利地在六月中旬出版 了。 翻阅着即将发行的《作品》半月刊创刊号样书，谢六逸先生笑容可掬地对我说 ： “有特色，你编出了风格！”然后他说明：为什么说“编出了风格”。他的意 思是说，仅仅从目录看，已经在三个方面体现了我的编辑个性：一是运用文武线作 框，细线作题列的分隔线，刊名和刊号作天头，交叉得恰到好处；二是文章分组， 两面套成一版，一目了然；三是题目和作者的字体、标号以及空铅间隔、页码，甚 至锌版题头，都搭配得很好，形成一个极其和谐的统一体，使人看了目录，就留下 一种素朴的美感。 “当然，”他接着说，“也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他指出了在目录上不应该忽 略时间，这是最大的缺点。其次，“特稿”的安排不妥，包括字体、标号和中止号 的使用。第三，正文的标题格式很好，但像小说《白面》那样因为对话较多，采用 老五号直行排字的形式，显然是浪费了篇幅，十分可惜。 “但是总起来说，优点多于缺点。”谢六逸先生用爱抚的口吻分析说： “这是你走向社会交给我的第一份考卷。不错，有个性，有特色，有你独自的 风格！”这是他对我语重心长的鼓励。 他那认真负责、条分缕析、循循善诱、蕴含着热忱期待与无限深情的话语，一 直到今天，使我记忆犹新，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际。 三、李雷・邵子南 我编《作品》半月刊，李雷和邵子南是我主要的合作者。 为了便于组稿，我从复旦的学生宿舍迁居到当时属于法租界的辣斐德路（今复 兴中路）桃源村四十二号客堂间。那里住着邵子南和肖琳，有时还住着李雷，亭子 间里住着光未然（即张光年）。我们都是些没有钱的青年人，有衣服大家穿，有面 包大家吃。谁得到了一笔稿费，就由谁请客，有时还在晚上提了暖瓶，到豆腐铺里 去买豆浆，一路上哼着光未然写的歌词《五月的鲜花》。当然，在我们这群流浪青 年的合唱里，李雷的声音是最响亮的。 李雷是东北诗人，是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山海工学团的教师，中共地下党员。山 海工学团的校址设在上海郊区的大场，但是他几乎在每个星期的星期六都到市里来， 和我们住在一起，谈论许多有关创作或其他的问题。 李雷非常热情。 可以说，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我还不曾遇到过像他那样热情、像他那样勇 于交心的朋友。当他一旦发现我可以做他的朋友时，就不顾一切地为我着想，甚至 愿意牺牲他自己，想方设法来解决我的困难。他知道我们都很穷。每次他取得一笔 稿费时，总是尽其所有，买来了香肠面包和廉价的黄酒，请我们吃喝。而他自己， 却生活得非常刻苦。他穿着的那件陈旧得接近破烂的淡蓝布长衫，一双袖口已经冒 出了一些缺少纬线串连起来的棉织纤维。他穿着的那双独一无二的、已经泛出了土 灰色的黑皮鞋，鞋帮补了再补，其中一只后帮，是在脱落以后重新缝合起来的，两 个后跟的垫铁也几乎已经磨平了，走起路来只听得“嗤哺！嗤哺！”的声音。面对 着如此艰难的生活，他却非常乐观，爽朗的笑声总是伴随着他。有一次他把上一年 冬天得到稿费后新买的一件棉袄送进当铺，把换来的钱带给我们，让我们去安排生 活。可是正当他从口袋里取钱时，一不小心，竟把当票也取出来了。我们这才发现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他慌忙捡起当票，塞进自己的口袋，一面自我解嘲 地说：“当铺嘛，还不是我的衣柜！我只是借用当铺里的衣柜，存放我暂时不穿的 衣服罢了。你们看，这，又有什么！”接着他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李雷的这种满腔热忱地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 象。 另一位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是四川人邵子南。 他和我同龄，但是他有着几乎令人不能置信的坎坷经历。我多么爱听他用朴素 的语言，讲述他如何当了一艘小轮船的“水手”，如何在重庆拉了黄包车，如何在 码头上当苦力，如何在嘉陵江畔拉纤，如何抱一杆破琴沿街行乞，如何在头上烫了 戒疤，当了一个小和尚…… “你真的当过和尚？”我十分惊讶。 “可不是！”说着，他低下了头，用右手摸索着头发，要我细看他那些留在短 发丛中的戒疤。然后抬起了头，举目远视，像在忖量着他那三年的流浪生活似的， 用总结的口吻说： “只要能够活下来，干啥子都行！”停停，他又说： “当和尚，生活安定，比沿街乞讨要好多呀。”“那么后来，”我禁不住问， “你为什么又不当了呢？”“那是因为我偷看文艺书籍，不爱念经，屡教不改，被 ‘住持’逐出了庙门。”“你不觉得可惜吗――丢掉了安定的生活？”“才不呢！” 他轻蔑地笑了笑，然后又郑重地说：“现在，我终于找到了第十七个行业：卖文为 生！为了今后不挨饿，必须把文章写好。俗话说： ‘文穷而后工’，看来不假！”他真的是为了吃饭而写文章吗？不是！后来他 告诉我：他是为了要让那些像他那样的穷人都有饭吃而写文章。这是他的心里话。 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晋察冀边区的反“扫荡”斗争，写出了《李勇 大摆地雷阵》那样的名篇，还接受党的派遣，担任重庆《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 全国解放后，他是重庆市广播电台台长、西南文联副主席。一九五五年病逝（参见 《回忆邵子南和作品社》）。而李雷，我仅仅知道他到过延安，在延安的出版物上 发表过作品，全国解放后，在东北的一所大学里当过教授，戴过“右派”帽子，但 是至今生死不明。 李雷和邵子南，在我主编《作品》半月刊的全过程中，曾经热情地协助我一起 组稿，一起跑印刷厂，一起校对，一起车书。刊物锻炼了我们，把我们熔融在一起。 四、主旋律 《作品》半月刊的主旋律，正如创刊号的封面上标明的：高举现实主义文学的 旗帜；那些文艺作品里的主人公，则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就创刊号的三个短篇小说看，李辉英的《白面》是以洋车夫为题材的。 小说描写一个“指望两条腿养家的人”赵老大，由于体力不支，吸上白面，以 致不得不酿成出租自己的老婆而终于被人骗走，落得四大皆空的悲剧。方之中的《 李保镖》，是写一位长期来忠于职守、曾经为了护卫老太爷而被绑匪枪伤过的李保 镖，到了少爷一辈，却因为在无意中踩痛了少奶奶的脚板，而被逼得自杀的经过。 林娜的《人间》，则是描绘了菲律宾私娼的惨状：一个天真活泼的18 岁少女小扶 西，因为椰园不景气而被辞退以后，为了养活瞎眼的母亲和六岁的弟弟，逼得她走 上出卖肉体的道路，最后又被“暗探”侦破，逮捕坐牢，迫使骨瘦如柴的小弟弟不 得不搀扶着瞎眼的母亲流浪乞讨…… 创刊号里的两篇散文和两篇报告文学更富有反帝反封建的特色。李励文的《雨 》，写一个革命党人如何在赴义以前的监狱里，利用生命的点滴时间，写他的血泪 挣扎史。邵子南的《归》，真实地反映了他在吃人的社会里受尽煎熬、到处流浪的 切身感受。凡容的《马莱亚途中》，揭露了马莱亚殖民当局连一句“血红的太阳从 东方升起了”的诗句也不能容忍，断定是共产党的暗号，而把诗歌的作者驱逐出境。 孙陵的《“中国留学生”》，控诉了日本宪兵在我国东北的所谓“满洲国”，残酷 地迫害那些把子女送回关内、当了带引号的“中国留学生”的家长们。在《作品》 的第二和第三期里，反帝的报告文学有洪为济的《殖民地的故事》和李励文的《南 国春秋》，抗日题材的通讯有狄耕的《这里没有良民》、陆地的《山河颂》和李雷 的《在大场》。 夏征农的《被苦难熬过的妇人》、丘东平的《仲夏夜》、邵子南的《烟帮》和 范泉的《金山嘴》，都是取材于社会下层贫民生活的短篇小说。“一切为了穷人们！” 这是李雷的一首诗里的一句话。 而《作品》的主要倾向，正像这句话语所表述的。 我们本着这样的主旨，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战斗在 一起。 《作品》已经成为我们的同人刊物，因为我们，战斗在这块园地里的我们，走 着同一条路，说着同一句话，唱着同一首歌，写着同一个字。 这就是我们的主旋律。 五、叶紫・丘东平…… 我编《作品》半月刊，有几位曾经热情支援过我的朋友，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 印象。 首先是叶紫。 第一次看到叶紫，是在一家老式的石库门房子的天井里。他说话很低沉，身体 很虚弱，据他自己说，是患了肺结核病。他和邵子南一样，曾经传奇般地生活在下 层社会里。当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他的父亲和姐姐被害以后，十五岁的他 就逃离家乡，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他曾经沿街乞讨，为一家富农打过杂，甚至当过 兵，在一所小学校里教过书，还在一家报社里当过不太称职的编辑。二十一岁时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才固定了他的卖文为生的生活。 他勤奋写作。在鲁迅先生主编的《奴隶丛书》里，收了他由六个短篇组成的小 说集《丰收》。他那些用血泪的生活编织起来的小说，曾经得到了鲁迅先生的高度 评价。但是他平易近人，只要是他知心的朋友，总是有求必应，毫不虚饰。他非常 高兴地加入了我们的作品社，还热情地谈了他过去组建无名文艺社的经验和教训。 说到提供稿件，他满口答应，一定要把他正在打算写的一个长篇，在写成头三章后 就交给我们连载。 可是过度辛劳的工作，加上营养不良，当我们第三次去看他时，他的长篇还无 法动手，只是把一组书简交给我们，作为他入社的应尽义务。谁能想到：此后不到 两年，他被日益沉重的疾病所困扰，终于留下了写作长篇《太阳从西边出来》的遗 愿，撒手离开了我们这个世界，而这时他才不过是二十七岁的青年。 其次是丘东平。 东平常到我们的客堂间来，有时就在一起吃饭。 他中等身材，脸色黧黑，说话的时候抑扬顿挫，吃罢了饭（其实是黑面包片）， 把筷子往碗上一搁，再把右腿搁到左腿上，倾侧了头，好像一个哲学家似的对你看 了又看，深思熟虑地在头脑里打了一转，于是滔滔不绝地开始他的带着广东口音的 独白。他一打开话匣，就再也顾不到别人的意见，像一个会独唱的诗人，永远津津 有味地讲他要说的话，批评他要批评的人，赞美他要赞美的朋友。 他有哲学家的头脑，诗人的热情，演说者的风度。 他为《作品》写了一个此后不曾收编起来的短篇小说《仲夏夜》。 此后，他参加了新四军，教育了一批日本俘虏。在一九四一年七月的一次敌人 的袭击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那时他才三十一岁。 第三是孙陵。 孙陵比我大两岁。他祖籍山东，却生长在东北。三十年代初，他就在东北的一 些报刊上发表诗和小说。后来进入关内，便成为“东北作家”。我认识他，是由于 洪深先生的介绍。全面抗战以后，郭沫若先生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 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期，他是郭老的部下。全国解放时，他在台湾。八十年代初， 他和周锦等编纂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丛刊》，他写了总序，将我一九四六年在 上海出版的散文集《绿的北国》也收在第一辑里。一九八三年病逝。临终时，据说 他还念念不忘一些老朋友，连声说： “我再也见不到巴金先生了。……”第四是司马文森。 司马文森姓何，福建人，和我同年。小时候，曾在菲律宾当过童工。十二岁时 回国，十七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以前，“林娜”是他用得最多的笔名。 提供给《作品》的两个短篇小说，都取材于菲律宾当童工时的见闻。抗日战争时期， 开始稳定地使用了“司马文森”这个笔名。 认识司马文森，是由于李雷的介绍。他性格内向，但思路敏捷，欢喜讲故事， 讲他在马尼拉时接触到各种奇形怪状的人物形象，娓娓动人。他是一位多产作家， 能埋头苦干，约期不误，一个月里可以赶写出几个短篇。解放后，长期从事外事工 作。在“文革”初期的一九六八年被迫害致死。 第五是李辉英。 发表在《作品》创刊号里的第一篇小说，就是东北作家李辉英写的《白面》。 这是在洪深先生介绍后寄来的。当时我不曾和李辉英见面，仅仅建立了通信关系。 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我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了作代会闭幕式以后，到艾芜的 房间里去闲聊时，才意外地遇到了从香港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李辉英。 我提起一九三七年《作品》半月刊上发表他小说的事，他还依稀记得，但那篇 小说他却丢失了。他要我找到刊物，复印一份寄给他。此后，他回香港，我们的通 信至今没有间断。当他知道我将要创办一个文艺刊物时，他很快又寄来了一个短篇 小说。虽然他已七十八岁高龄，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工作岗位上退休已经 十多年，但是读着他的新作，那精心的构思和圆熟的表述技巧，深深地吸引了我， 使我爱不释手。 六关于丛书最后，应该说一说已经打成纸型，印出样书，却被毁于“八一三” 战火的丛书第一辑内容。 作为作品社的丛书，因为后来打算组建一个“燎原出版社”，而以“燎原文学 汇刊”的名称，在《作品》半月刊的第二期上刊出了预告。第二期付印时，恐怕用 “燎原”字样去申请出版社登记，不容易获准，又把“燎”字改成了“辽”字。 “燎原文学汇刊”第一辑，包含作品社四个基本成员的四本“处女作”： ①邵子南的短篇小说集《青生》，李雷的诗集《阳光曲》，李励文的散文集《 尼德兰人》，范泉的短篇童话集《江水》。 邵子南的《青生》收有五个短篇：《归》、《青生》、《黄金》、《烟帮》、 《家与万安老爹》。这些作品，以浪子还乡、四川旱灾、磨坊工人和矿工生活为题 材，反映了作者流浪异乡的坎坷经历。李雷的《阳光曲》，收有长诗《阳光曲》、 《骑白马来的人》、《乡村之夜》以及短诗三十余首，诗情激越，用铿锵而悠厉的 韵调唱出了穷苦大众的苦难和希冀。李励文的《尼德兰人》，收有《歌声》、《爪 哇草》、《从古卑到芝不栋》、《尼德兰人》等散文十五篇，写的是南洋华侨的反 帝血泪控诉。范泉的《江水》，是一个带有童话色彩的散文集，收有《鱼》、《灭 亡》、《旧塔》、《英雄们》等十八篇散文式的童话，童话式的散文，蕴含哲理， 是力图开创一种新文体的尝试。 丛书刚刚印好，就和《作品》第三期《山河颂》一起，在战火中永远消失了。 …… 我编《作品》半月刊，是我闯进社会，向激励我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老师谢六 逸先生交上的第一份考卷；也是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文艺战友，在现实主义的进步 文学道路上跨出的第一步。虽然我们当时的向往被毁于民族存亡关头的战火，但是 此后，我们都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就像我们开始时的步调那样，继续往前走，毫 不动摇，经受住了长期的严峻的考验，即使在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仍然使我有 勇气，回忆我们当时迈出的可贵的第一步。 我禁不住敞开我感情的闸门，搜索我因年迈而已经开始残败了的记忆网络，把 那些曾经在当时和我一起战斗、以及激励和支援过我的师友们的音容笑貌，点点滴 滴地记录了一些，作为我对已经谢世的师友们的深切悼念，对至今还健在的师友们 的衷心祝福！ 1989 年5 月25 日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