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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放二题 一、雄文璀璨垂千秋 去年夏天的一个上午,为了组稿,我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到《新民晚报》社 的社长室看望赵超构(林放)先生。赵老看到我来了,就从他的坐椅里站起来,热 情地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还连声说:“我们是老相识了,老相识了!”我非常 奇怪。从一九五八年起,我远离上海,长期住在青海的喇嘛寺里,到一九七九年才 把我接到西宁,在一所大学任教,调回上海,也不过是最近几年,还没有跟新闻界 同志接触,怎么能说“我们是老相识”呢? “那是从见到你给本报写文章时算起。”赵老笑着,用略带幽默的口吻说, “四十年代你不是给《夜光杯》写过文章吗?因此我们的神交已经四十多年了!” 经他这么一提,我才恍然记起:大约在一九四七或一九四八年光景,由袁水拍主编 《新民报・夜光杯》时,我确曾写过稿。上海市公安局在八十年代初整理“文革” 期间抄家物资时,还给我二十八封信,其中就有袁水拍用《新民报》信纸写给我的 两封信。一封信里说:“希望抽空给《夜光杯》数百字,长短均欢迎,千万帮忙!” 一封信里说:“承赐寄大作已刊出,兹剪奉报纸。希望继续赐稿或转一些别人的给 《夜光杯》。”究竟我写了多少文章,写了哪些文章,都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从 这两封信证明,我确曾在四十多年前给《夜光杯》写过稿。赵老的记忆力确实使我 吃惊。 “现在毕竟年纪大了,记忆力不行了;有些近事往往转眼就忘,有些远事倒还 记得清楚。”他补充说。 接着他谈了许多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为了让我认识报社的其他同志,那天他拄 了拐杖,陪我看望了几位我想结识的朋友。 此后我和赵老又会晤两次:一次是在丁香花园,一起吃了饭,留了影;一次是 在他家里,他把他的新著签署后送给了我,还把为我写的文章《优哉游哉,可以卒 岁》的初稿给我看。他鼓励老年人放言无忌,多写文章,为祖国和人民作出自己应 有的奉献。 赵老是我国新闻界的一位长期奋斗并取得光辉成就的新闻文学家。他以“林放” 为笔名所写的一系列杂文,笔锋犀利,爱憎分明,承继了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却 又结合新时期和新情况的需要而有所创新:有时浓墨重彩,浑厚苍劲;有时文雅婉 秀,淡抹轻勾,充分反映了当前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广大人民的心声。它将成为这 一历史时期的见证而永垂史册。 二、为革命摇篮塑像 赵超构同志写于一九四四年七月的纪实性报告文学《延安一月》,大胆而巧妙 地反映了我国红色革命根据地从政治到文艺、从思想到生活各个方面的真实情况, 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和成都同时发表,就好像是一声春雷,惊醒了广大国统 区和沦陷区的人民群众,使他们擦亮了眼睛,看到了伟大祖国的希望和未来。因此, 这部作品,被周恩来同志称誉为“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 我读《延安一月》的第一个印象是“大胆”。我说“大胆”,这是因为作者敢 于面对现实,在反共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统区,头一个站出来,正式并系统地介绍 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和朱德同志。以介绍毛泽东同志为例,当时国统区的 许多反共报刊,都不惜造谣诬蔑,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毛泽东是“草莽流寇”、 “罪魁祸首”之辈,而作者却肯定地指出:毛泽东是一位学者和政治家,说他既精 通马列,也熟读《资治通鉴》等著作,精通中国历史,因而能把“共产党理论” “活用到中国社会”,小如变工队、合作社,大如新民主主义,都是马列主义的普 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为什么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施政方针政策 深得人心而行之有效的原因。作者从根本上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成长取向和发展动力, 言人所未言或不敢言。当时毛泽东同志在读了《延安一月》以后,也明确肯定了 “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 mpanel(1); 我读《延安一月》的第二个印象是“巧妙”。所谓“巧妙”,是指作者在国民 党新闻检查机关如此森严而刻意挑剔的监控下,居然善用笔墨,貌似客观评说,实 质却是倾注着主观的热情和赞赏。比如说到边区的军队,“连步枪都不够分配”, 战斗也只能“和敌人做捉迷藏的游戏”(意即打游击)。 但是作者笔锋一转,却指出了这支军队有两大特点:一是党的领导深入部队基 层牢不可破,二是军民关系的政治工作做得非常彻底,因此“单用武器的标准来估 计它的力量是要失败的”。这倒是作者想说的真话,作者以满腔热情揭示了人民军 队的本质特征。 只要你是想回顾历史,看看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那 么,这部纪实性报告文学《延安一月》,仍然有着它历史文献的价值,它所塑造的 革命摇篮的形象,仍然有着丰富的现实观照意义。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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