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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出版家周铭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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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出版家周铭谦

大约在一九四七年的夏天,我经光华大学同学沈子复的介绍,认识了周铭谦同学。他比我小两岁。在我从光华附中直升光华大学念书时,没有看到他。后来我离开光华,去北京学习,可能他才进入光华念书。

第一次和周铭谦同学晤谈,是由子复陪同,在我工作的永祥印书馆二楼编辑部。他告诉我说,他想办一个出版进步文艺作品的出版社,希望能够得到我的支持,组织一批书稿。当时我正在编辑《文艺春秋》月刊,接触的进步作家不少,手头的书稿也积存不少,要编一套丛书是轻而易举的,因此我就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第二次和周铭谦同学晤谈,是在他寓所的客堂间里。我把准备组织的作家和作品开列清单给他看,并声明在先:大家都是光华同学,我不取任何报酬。他看了清单,表示同意。初步确定丛书的名称是“一知文艺丛书”,“一知”是从“益智”演化而来的。后来他征得合作者方德修同意,确定采用“一知”的名称。这是因为“益智”太偏于知识性,缺少文艺气息的原故。

第一次开列的作家作品有:骆宾基的中篇小说集《一个倔强的人》、王西彦的短篇小说集《眷恋土地的人》、臧克家的散文集《磨不掉的影像》、梅林的散文集《红花集》、李广田的论文集《文学枝叶》、顾仲彝的剧本《白莲花》。

到了一九四八年,为了在经济上援助已故作家王鲁彦的遗孀,又增加了鲁彦的短篇小说集《短篇集》。这些小说都是在鲁彦生前尚未结集成书,是由他的朋友们汇编起来,解决鲁彦家属经济困难的。

作为一位进步文化的出版家,周铭谦同学在短短的解放战争期间,给我留下了以下三方面的深刻印象:

一是他义无反顾地慷慨支援了贫病或有难的作家家属。王鲁彦家属贫病交迫,他知道后捐助了一笔钱。那本鲁彦的书稿《短篇集》,是在鲁彦家属得到经济支援后,觉得无法偿还,才请鲁彦的生前友好辑佚汇编起来的。再如骆宾基,当时因去东北策反一支武装部队接受党的领导,而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长春,后转解沈阳,有被处决的可能。中共地下党在上海冯雪峰组织下,大造舆论,并找寻关系,设法营救。周铭谦同学在获悉这些情况后,还没有拿到书稿,就预支了稿费,从经济上支援了骆宾基的母亲和妹妹。

二是乐于结识一批进步作家。他常常带了一些礼品,跟我一起去拜访住在上海或路经上海的进步作家,有时还请他们吃饭,而绝不是为了达到个人的功利目的。也就是说,他不仅去看望为他提供书稿的作协梅林、剧专顾仲彝等,还曾敦请那些不为他供稿的翻译家黎烈文、何家槐、吴景崧等吃饭或茶叙。

三是在发行区域日益缩小、通货膨胀几乎月月变本加厉的情况下,周铭谦同学仍能坚持出版,很有感情地作为一项事业来对待。以《文艺春秋》月刊为例,一九四七年一月,二百页的刊物定价三千元;六月,一百五十四页的刊物定价八千五百元;十二月,一百页的刊物定价一万五千元。一九四八年一月,二万元;三月,四万元;四月,八万元;五月,十二万元;六月,十六万元;八月,一百万元;九月改革币制,定价金圆券五角三分;十一月,金圆券五元;十二月,定价空白,等出版时填写(打橡皮数字),可见物价时刻在变,无法控制。到了一九四九年三月,仅仅五十页的《文艺春秋》,填写的金圆券定价是八百元。从以上数字,可以证明印刷机已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出版事业是可以停办了。但是周铭谦同学却并不后悔,在他路经福州路到我书店的办公室来看我时,反而非常乐观地对我说:“我不灰心,因为越是困难,出版事业的大好时光越是接近到来。我们还是严肃地工作,一本一本出。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我们干!”他在出版工作最困难时期说的话,使我真正看到了不为个人名利、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一位出版家的高大形象。

有不少人抱着唯利是图的目的,出版发行过不少书,这是出版商;也有少数出版工作者,以社会效益为重,甚至为谋求社会效益而不顾经济效益的,这是真正的出版家。周铭谦同学虽在困难时期出版过少量进步书籍,但是从他的思想感情和工作风格看,他却是一位真正的出版家。

光华大学第一任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邵洛羊在《抗日战争时期光华大学建党始末》一文中,说到一九三八年秋,他在入党后因革命需要,进入光华大学,秘密组建“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光华大学工作组”时,周铭谦就是参加工作组活动的积极分子之一。可见周铭谦同学思想一贯进步,长期来靠拢党,四十年代后期他能不计得失投身于进步文化的出版事业,绝不是偶然的。

可惜他在四十一岁时因病而过早地伤逝。我为失去这样一位思想进步、热爱祖国的出版家而感到无限悲痛!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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