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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迟琐忆 翻译――求索 一九四六年夏,我在上海狄思威路(今溧阳路)郭沫若先生家里,认识了从重 庆回到上海已经有了三个月的徐迟。此后,他多次到我工作的书店编辑部来闲聊, 有时还带来他最新的译作。比如他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依利阿德》,是从威廉・ 柯柏的英译本转译的。一九四七年一月发表在我编的《文艺春秋》四卷一期上的《 倾国倾城的海伦》,就是其中的一节,全诗五十二行,不过五百六十四字,但是附 在后面的说明,却近两千字。这说明了他在翻译时所下功夫之深。再如他翻译阿尔 麦・莫德的《托尔斯泰传》,在重庆时翻译出一半,出版了单行本。回到上海后, 他和宋蜀碧女士合译下半部,一九四七年十月发表在《文艺春秋》五卷四期上的《 托尔斯泰办学校》,就是其中新译的一章。 复员回上海以后,徐迟最初忙于翻译,较少创作散文和诗。他谦逊地对我说, 这些年来,他往往是通过翻译,学习了原著的思想和技法。他说他曾翻译过汉明威 的《永别了战争》,他的散文风格就曾受到汉明威的影响。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 二年,他为香港的《星报》翻译电讯和战地通讯,他自己也去前线采访,写战地特 写。他说在整个抗战时期,他写抗日救亡的诗,也曾翻译雪莱的诗;他写特写和报 告文学,也曾翻译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斯坦因的《解放是光荣的》。 翻译使徐迟学习到很多,既扩大了眼界,也加深了文学素养。所以有一次在和 我闲聊时,他几乎非常肯定地说:“翻译,可以说是我的一种求索的手段。” 《艳遇记》的来历 一九四六年三月,徐迟从重庆回上海前,他的夫人陈松带了孩子先来,他因事 暂留重庆。 在那段时间,他孤身一人。中断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后,他倒反而觉得生活轻松 自由,富有诗意,可以在朋友家里无拘无束的闲聊,不必顾虑时间太晚,有时甚至 可以不回家,住在朋友家里。有时一个人上馆子,饱餐一顿后,沿着江边散步,优 哉游哉。他从有规律的家庭生活中突然“解放”出来,品尝到放荡不羁的野马般生 活,实在使他难以忘怀。 但是他又非常坦率地告诉我:最使他难以忘怀的,是在他将要离开重庆前两天 的那个晚上。 那天,他辗转相托,终于联系好飞机票,第二天可以去购买,第三天可以飞上 海。那天晚上,他很高兴地去一位朋友家告别。在朋友家的客厅里,除了朋友夫妇 外,还有一位长得眉清目秀非常漂亮的小姐,据介绍说,是学艺术的。他们四人一 起,闲聊到十点。眼看主妇大打呵欠,他和小姐才不得不告辞出来。一路上,他俩 下了山坡,在重庆的幽暗街道上漫步,闲聊,就像一对情侣,从两路口走到十八梯, 一直走到她的住处。这时,他准备告别,可是那位说话逗人的小姐,却不顾时间已 晚,热情地坚持邀请他,要他再上她家谈谈。 他陪她在幽暗的路灯灯光下,取出钥匙,打开门锁,上了楼梯,进入她的卧室。 一头小猫从她那铺得十分整齐的花被上跳下来,竖直尾巴,直奔到她的脚边,叫着 迎接她。再没有看见第二个人。这时他才知道:这位小姐和他一样,孤身一人。但 是看看手表,时间却已经是午夜十二点半了。 “谁都会想到,”徐迟坦率地说,“弄一个艺术家的情妇一定不坏。”可是徐 迟没有这样做。他想到自己是一个有妇之夫,想到自己温暖的家,想到两天以后将 在上海机场上迎接他的妻子。他在喝完一杯咖啡,谈了一阵以后,从那张安放在两 个画架中间的椅子上站起来,很有礼貌地向那位美色撩人的小姐告辞。 徐迟坐在我书店编辑部的沙发椅子上,用幽默而自我告慰的口吻说:“一位看 了我手相的朋友,曾经说过,我很容易跟女人搅在一起,但是不容易出毛病,不会 对不起我的妻子。而且我的妻子,也的确是这样肯定我的。”我相信他说的话。在 那次我到他住处吃饭时,亲眼目睹他和妻子陈松的感情很好。 我鼓励他把这段难忘而有趣的经历写出来,不妨给夫人看看。后来他真的写了, 而且在发表以前,也真的给他的夫人看了,还得到了他夫人的认可和赞赏。 这就是那篇《艳遇记》的来历。时间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五日。 一首呼唤解放的佚诗 徐迟从十九岁起,就开始写诗。他的诗,在上海出版的《现代》杂志上发表。 这个由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曾经发表过不少与“新月派”诗完全对立的自 由体诗,打破传统的或外来的韵法、律法和格式,放弃文字的音乐性。施蛰存自己 也曾写了几首《意象抒情诗》,影响所至,在《现代》上发表的诗,大多有这些特 征:不用韵,句段不整齐,混用古字外语,采取意识流的跳跃手法,诗意晦涩难懂, 被统称为“现代派”诗。发表在《现代》上的戴望舒所撰《诗论零札十七条》,就 是这种深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的诗论。一九三六年,戴望舒在上海创办的《新诗》 杂志,提倡“纯诗”,到一九三七年,杂志共出版十期,发表诗作三百余首。一九 三七年七月号付印时,“八一三”硝烟突起,抗日战争爆发,《新诗》毁于炮火, 被迫停刊。从一九三三年起,徐迟受中国和欧美现代派作家作品的影响,在《现代 》和《新诗》上写了不少朦胧晦涩、令人不易理解的“谜诗”。他与当时在这些刊 物上发表朦胧晦涩诗作的戴望舒、李金发、施蛰存等一起,被称为“现代派”诗人。 mpanel(1);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迟经历了三年的流亡生活,从上海、香港、桂林而重庆。 在香港,他在戴望舒的《星岛日报・星座》副刊和戴望舒、艾青合编的《顶点》诗 刊上发表了不少展示雄风壮志的作品。一九四○年,他还以香港《星报》的特派记 者身分,去昆仑关战役前线采访,写战地特写。在血和火的战争环境里,他的思想 随着生活的转变而急剧转变。一九三九年,他写了《抒情的放逐》;一九四○年, 发表了《和现代派告别》,批判了自己过去写“纯诗”的思想倾向。他在一九七九 年写的《小传》中说: 从四十年代一开始,我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初步懂了一些革命 的道理,就跟了共产党走。我批判了、并舍弃了现代派。我批判地接受了十九世纪 人道主义作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家,以及古典主义的希腊史诗和悲剧作 家,学习、研究、介绍了他们,翻译了他们的作品。 从一九三四年写成、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二十岁人》,到一 九四一年在桂林出版的第二本诗集《最强音》看,徐迟已经从“现代派”诗风中解 脱出来,迈向民族解放斗争的前列。一九四三年,他担任了郭沫若任主编的《中原 》杂志执行编辑。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他在我编的“文艺丛刊”第二集《呼唤》里, 发表了一篇已经完全摆脱了现代风格的诗作《遥念》。 这是一首发表在半个世纪前国统区一隅的一个小刊物上的诗,看到的记者当然 不会很多。我请最后两年跟徐迟住在一起照顾生活的他的哲嗣徐建,查阅了十卷本 《徐迟文集・诗卷》、《徐迟诗选》和《中国新诗库・徐迟卷》,来信说,都“未 见收入,应当是许多人没有读过的”佚诗(一九九七年三月四日给我的信)。因此, 我将全诗再一次按照原来的排列,在这里发表: 你在何方,在山峰中? 你在何方,在森林中? 你在何方,在冻冰的江上吗? 你在何方,还是在哪一个城市? 你一定在某一个世界上的农村中。 你一定在人民受过苦难的地方。 在这般黑暗中,在油灯下,在雨声里,在这般寂寞中,我思念你,但我知道你, 我看到了你,我歌唱你。 我羡慕你,你在一群人民中间,一群印度尼西亚人民中间。 只要我宣布了你在何方,这里的亲亲戚戚要大吃一惊呢! 我心中有个秘密,倒也是一个快乐,我可以暗笑这一些糊涂人。 他们不知道,一点不知道,你是在他们惶恐的那儿啊! 事情又是如何的明白而简单,只要来了那一天,我又看到你,啊,那就是一个 好日子了! 若不是好日子,我们何必一起呢? 那可是也不远了,我们将要相见。 这是一首为了怀念一批前往“人民受过苦难的地方”参加革命战斗的文友而撰 写的抒情诗。当时内战正烈,国统区的上海,白色恐怖严重,郭沫若、茅盾已秘密 离沪,转道香港,候轮前往解放区。处身在“黑暗”中的徐迟,不免触景生情,以 “寂寞”的心态抒发无限的“思念”。 这首诗里的“印度尼西亚”,是暗指解放战争前线;“好日子”,暗指全国解 放。全诗四章,四二句式,具有鲜明的节奏、律动和格式。它以幽婉却又晓畅的歌 喉,唱出了侧身于国统区“黑暗”和“寂寞”境遇中的广大人民,如何对解放战士 的崇敬、对解放的渴望,唱出了他们如何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的 “好日子”。这首洋溢着爱国激情的佚诗,无论从思想和技法上看,可以说得上是 徐迟在解放战争时期诗歌创作的代表作。 迈向高科技报告文学 在三十年代,徐迟以诗创作登上文坛。但是他在写诗的同时,也写散文。 他的散文并不晦涩难懂。据他自己说,是受了美国作家汉明威的影响。抗日战 争爆发后,随着生活和思想的转变,他对那些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写战地实况和战 时生活的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很快发生兴趣。一九四○年一月,他自己也去前线 采访,写战地特写。以后,他从翻译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和斯坦因报告二战时 巴黎如何解放的《解放是荣耀的》,学习新闻性很强的报告文学写作。全国解放后, 作为《人民中国》和《人民日报》的特约记者,两度去朝鲜采访,走遍大半个中国, 深入厂矿农场和一些巨大的基本建设工地,写了不少特写。他的特写集《我们时代 的人》和《庆功宴》,就是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结集。进入六十年代,作为专业作 家,他去水利规划设计院体验生活,写了不少水利建设方面的特写,也写了一些爱 国知识分子先进事迹的报告文学。 “文革”动乱,徐迟被迫沉默了十年。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复出时,就已经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四人帮”粉碎后,二次复出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学和教育。全国范围 内的拨乱反正,也正是从这两条战线开始。一九七七年,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了科学 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倡导要在党内和全社会造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 那年七月,《人民文学》月刊的编辑周明,邀请徐迟回到北京,采访数学家陈景润, 终于写出了为国内各大报全文转载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为尊重知识尊重 人才,为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作了舆论准备,也为报告文学创作的繁荣开拓了一个 新的局面。 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 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发展我国科学事业有极其 密切的关系。”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小平同志在与捷克总统谈话时,进一步提出 了一个全新的观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同志从思想上引导徐迟对写科技报告文学的再认识。他决心写科技报告 文学。于是《地质之光》(地质学)、《生命之树常绿》(植物学)、《在湍流的 涡漩里》(流动力学)等一系列科技报告文学先后问世。他越写越投入,越是上下 求索,越有心得体会,而终于排除种种困难,向高科技进军。他研究原子、电子、 光子、中子、质子,研究量子力学和粒子物理。他发现“二十世纪的不朽的纪念碑” 是物理学。他看到物理学的成就“已经、正在、将要改变我们的整个世界的外貌和 内里”。他在一篇报告文学《来自高能粒子和广漠宇宙的信息》中说: 物理学的巨大成就的信息却这样地激动了我的心,使我爱上了它,使我入了迷, 而上下求索,使我写出这些热烈赞美它们的拙劣诗篇。 进入九十年代,徐迟和我通信,想和我合编一套名为“探索奥秘系列”的科技 报告文学丛书,后来因为撰写科技报告文学的作者太少了,难成“系列”,而且他 的行止不定,联系经常中断而中途搁置。但是我还是收集了他的几篇未收集的科技 报告文学,出版了一个集子《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 他在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为这个集子写的《后记》中说: 现在肯写高科技命题的人很少。我很寂寞。我希望更多的人投入到这些方面来。 我希望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展,科技界和科技出版界能开创出一个新局面来。现 在科学技术已不分彼此,溶成一体,这是高科技的一个特征。有时工程的迅速发展 猛烈地推进了科学发展,有时科学要停下步子来,等待超大型工程技术的建设成功。 科学再也不是离开技术而踽踽独行的了。 中国和世界都处于势不可抑的大动乱和大变化之中。只有电子计算机可以救中 国,只有高科技可以拯救人类,从各种各样的大灾难中脱颖而出。这就是我在这个 《后记》中突然冒出来的最后一句话。 三年以后,徐迟在《文汇报・笔会》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我和计算机》的文章, 说如今这个世界上,万事都离不开计算机的语言,从最起码的写作、中文打字,到 市场管理、工业生产、港湾大战、信息高速公路、生物基因、航空航天,都离不开 它,因此,“只有计算机可以振兴中华”。其次,他说现在的人类正处在十分困难 的境遇:天上的臭氧层出现大空洞、地上的地震、火山爆发、洪水、龙卷风、爱滋 病、癌症、核子战、饥饿、暴力……所有这些,“唯有高科技才能逐一逐一的有希 望解决”,因此,“唯独高科技才能拯救人类”。 他仍然重复了三年前在《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一书的《后记》里说过的那句 话:“只有电子计算机可以救中国,只有高科技可以拯救人类。”但是这次他又附 加说了两句话:“高科技差不多就是计算机;计算机差不多就是高科技。”而且他 说,根据现在的发展趋势看,可以不必再说“差不多”,而直接说成:“计算机就 是高科技;高科技就是计算机。”这是他思想的一次飞跃。是在邓小平同志的导向 下,是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冲击了他,促使他不断求索,提高认识,从写一般的 特写,发展到写波澜壮阔的高科技报告文学。 青年总是胜过老年 半个世纪以前的一九四七年三月,徐迟在回答我提出的关于发掘和培养文学新 人的几个问题时,回信说: 应尊重新人的作品,尤甚于尊重旧人(按:指老作家)的作品。应承认新人有 无限的创造力量,胜于旧人多多。 发掘与培养新人是不同的。培养新人是永久性的,是基础,它不仅是发掘新人 的必须条件,更是整个文艺创作活动的基础。不是“非常必要”,而是“绝对”必 要。所根据的是对明日怀抱着无穷希望的理论。 在回答我如何培养的具体做法时,他说: 我建议用卡片索引的办法。培养新人是长远的工作,一次(介绍新人作品的) “特刊”虽然聊胜于无,难望有怎样的成就,长远地记录一个个新人的作品在卡片 上,然后由一些旧人长远地关切他们的发展,熟悉他们的情形,随时予以帮助,这 样“培养”这两个字才有一点近似。 当时我正编辑一个大型文学刊物,还兼编一个小型的散文刊物和香港《星岛日 报・文艺》副刊,来稿多,抽不出足够时间一一仔细阅读。我函询他能否帮助我阅 读部分来稿,他回答说: 愿拜读若干诗歌(包括音乐),在开始时,我想结识两个写陶行知派或马凡陀 派诗的朋友。 不必致酬(按:指他审读新人作品不取报酬)。但稿酬(按:指新人作品发表 后的稿酬)中之百分之若干,应捐赠于组织机构(按:指由几位报刊编者联合组织 一个专事推荐新人作品的机构)之内。这机构果真办起来了,谨声明:我愿意效力。 从以上回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徐迟是以豁达的胸怀和激越的热情,看待 着文学新人的崛起。他认为培养新人是一个永久性的课题,是整个文艺创作活动的 基础,是老一辈文学工作者――作家和编辑不可推卸的责任。青出于蓝,明天总是 会比今天好。他把无穷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新人的身上。 到了九十年代,进入老年以后,徐迟更加认为老年人的唯一好处,是帮助后来 者。他在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写给我的信里说: 如果你是一个明智的老人,能提示、提醒一点甚么,告知后来之人,也应当赞 美你,感激你。我并不一般地反对老年人,老年人是能帮助后来者的。老年人唯有 虚心帮助人的好处而已。 到了老年,我希望能成为一个有点识相的,有点聪明的,有点有利于生活的发 展的人。 唯有虚心帮助后来者,才是有益于生活发展的老人。老年人不能成为发展道路 上的阻塞者。他在信里说:“不准老人阻塞自己,更不准老人阻塞青年的前进道路, 否则就捶碎它,捶碎不了就爆炸它!”徐迟对未来怀抱着无穷的希望。他对发生发 展这一自然规律的认识,对青年一代总是胜过老一辈的进化论观点,五十年如一日 地坚持着,毫不动摇。 飞向遥远的太空 在四十年代,我亲眼目睹,徐迟有着一个温馨的家。他和他那文静而美丽的夫 人陈松,有着志趣相投的深厚感情。陈松善持家政,让徐迟专心致志地写作,不再 有后顾之忧。陈松的谈吐,温雅端庄,她谈及徐迟的某些诗文章句,有时会流露出 情有独钟的赏识。徐迟在家爱静,往往长时间伏案写作,但与朋友交谈,却又热情 奔放,袒露出诗人的本色。这时,坐在旁边的陈松,总是委婉含蓄地嫣然一笑,不 干预徐迟的抒情独白。一望而知,他俩的夫妻生活是非常融洽的。 到了五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遭受厄遇。一九七九年平反后,恢复 我教授职称,在青海师范大学带了两批研究生。八十年代后期调回上海。 到九十年代初,才与徐迟恢复了已经中断三十多年的通信关系。这时我才知道, 他的夫人陈松,早已在一九八五年一月患癌症去世。 从报上获悉徐迟与陈彬彬结婚,已经是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我写信到武汉,向 他祝贺。当时徐迟已与新夫人一起,去了深圳,在十二月十日才复我一信。他在信 里说:“我已半聋,常听不清,好在有陈彬彬帮忙,请她代听即可传话,也还方便。” 徐迟的二儿子徐延在深圳市体委工作,我给徐迟的信,是由徐延转交的。 徐迟有时住在“深圳创作之家”,有时住在市内的“赛格集团公司”。为了和 他合编一套“探索奥秘系列”的科技报告文学丛书,常和他通电话。电话很难打, 他经常不在。有几次是陈彬彬接听的。从清脆婉转的说话声音听来,她是一位年轻 而又很会说话的女士。不久,徐迟寄给我一张他与新夫人合影的彩照。照片是在深 圳创作之家拍摄的。照片背后有徐迟写的两行字:“赠范泉兄:徐迟陈彬彬于深圳 创作之家。”这张两人相隔一段距离、各自摆弄不同姿态的合影,给我留下了一个 不祥的印象:看来,他俩的新婚生活,不像我想象中那样的和谐融洽。 果然,不久以后,传来了他俩分手的消息。 而比爱情的失落更加悲痛的,是长期照顾徐迟生活的爱女,去了法国,不能返 回。 诗人陷入了失去感情依托的深渊。 他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虽然离婚以后他还鼓足勇气,访问了三峡大坝工程, 回浙江南浔镇老家一次,并在路经上海时访问了施蛰存等许多老朋友,但是在他谈 话时,却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已失去了过去那种热情多话,春意盎然的色泽。正 是由于他的感情失去依托,从心理上影响了他的生理――无法根治的老慢支日益严 重,心力渐感衰竭,不能再敲响电脑键盘,从事写作。 于是,他错误地估量自己:等到哪一天思想凝固,冥顽不灵,不能帮助后来者, 不利于祖国人民的生活发展时,他一定要在灵魂出窍之前,“登上一架航天飞机, 作太空的遨游,飞到极远处,然后不再回来,免得成为人间的发臭的垃圾障碍物。” (见《文化老人话人生》,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版)一九九六年十二 月十二日,负病住院的徐迟,竟然真的飞向遥远的太空,再也不曾回来了。 我写信问了和徐迟同住一个楼宇的碧野,他在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回信说 : 徐兄事,我也不甚了了。人老多病,太过孤寂,我想,这是他轻生的主要原因 吧。 徐迟不仅是一位热情奔放的诗人、认真负责的翻译家,更是一位勇于开拓,迈 向高科技的杰出的报告文学家。他留给我们的,是诗文十卷,和一个经历了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改革开放六十多年上下求索的光辉榜样。他几乎掏出了 自己一颗赤诚的心,告诉我们:拯救祖国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和高科技――电子计 算机。 我衷心悼念这位热爱祖国的诗人和报告文学家。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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