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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压乔林同一色――回忆我和另境相处二十年的往事 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五八年,我和另境兄在上海交往了整整二十年。在这二十 年里,经历了孤岛时期、日占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多次政治运动时期, 可以说是风云变幻,历尽沧桑,但是我们之间因从事文艺工作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友情,却始终如一,毫不动摇。特别是由于我们都曾受到左右两方面的夹击,以致 丧失了精力最旺盛、最能出成果的壮年时期,甚至像另境,还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不曾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抱憾终生,酿成了本来应该可以避免的悲剧。正是 这种共同的命运,使我们走在了一起。 现在,结合我们两人相互交错的文艺工作,回顾这二十年来比较重要的一些遭 遇。 一、支持《堡垒》的击杀 一九三九年,我和两位新闻系同学一起,由复旦大学教务长金通尹推荐,进入 一家国民党主办、挂着美商招牌、在上海公共租界出版的抗日报纸《中美日报》社, 初编本市新闻,后编副刊《堡垒》。还在副刊的筹备组稿时期,经赵景深先生介绍, 认识了另境和他的胞弟司徒宗(原名孔彦英,又名令杰)。 当时的日伪势力,通过特务组织“七十六号”的歹徒,早已侵入了形成孤岛的 上海租界。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起,在租界上发生的流血恐怖事件进入了高潮。略举 数例:七月二十二日晚八时,大批“七十六号”特务袭击《中美日报》,幸赖看门 的保镖立即拉上铁门,才无法冲入,转往《大晚报》社大打出手,捣毁了排字房, 打死打伤排字工人各一人。八月三十日,《大美晚报》副刊主编朱惺公被特务暗杀。 十一月二十三日,身任公共租界高二分院刑庭长的郁达夫胞兄郁华,因不向恶势力 低头,秉公执法,而被特务狙击身亡。十二月十二日,曾为支援新四军抗日活动和 为救济难民而举行过三次义卖代价券广播会的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英,被特务 枪杀。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蛰居上海的进步文化人,不得不深居简出,用种种化名, 在抗日的报刊上发表文章。比如居住孤岛的王统照,就曾使用“容庐”、“韦佩” 等许多笔名写稿;茅盾虽去新疆,但在孤岛出版的长篇翻译小说《孤独》,考虑到 编者和出版者的安全,也用了“冯夷”这样的笔名。当时另境的主要工作,是从华 华中学、华光夜中学戏剧科,发展到创办华光戏剧专科学校,目的是想“以最短的 时间,造就一批短小锋利的匕首和投枪,作用于抗战的刺杀”。剧专的教师如巴克 (戴介民)、列车(陆象贤)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为了支持我编抗日副刊,他 也介绍了中共地下党员锡金等写稿。他自己有时化名写稿,有时用真名写稿,如用 真名写了《对于方言剧的认识》、《论方言剧和戏剧大众化及国语统一运动》等文 章。一九四一年二月,由于《堡垒》定期编发了锡金、朱维基、芳信等撰稿的“诗 座谈”专栏,受到报社内部国民党当权者的指责,终于以“共党嫌疑”为理由,停 止了我的编务,由国民党员编辑钱佛公接编。 二、合办《生活与实践丛刊》 《堡垒》易手以后,我在另境的积极鼓励并参与下,和钱今昔、郑忠辂、司徒 宗等筹备自办刊物。经过多次商议,创办了《生活与实践丛刊》,分辑出版。三月 中旬,第一辑《论思想方向》出版,司徒宗紧扣丛刊宗旨,写了《教育・生活・实 践》的文章。由中共江苏省学委领导的“学协”西区交通站“交通”钱今昔,提供 了辗转来自延安的文章:张庚的《蒲列哈诺夫论易卜生》。我根据他转给的材料, 写了《窑洞大学教育》,歌颂延安的抗大。 另境写了一篇《论群众》的文章。他从群众的情感、理智和动作三个方面来考 察群众的本质,阐释群众情感的五种特性,并从许多革命的历史事件中观照英勇的 群众运动,指出“群众是极端主义的忠实执行人”。他说: 中国历史上田横五百壮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五卅惨案中的爱国健儿,哪一 个不是以身殉道,甘之如饴的!这种可歌可泣的群众场面,在这次亢占(按:临近 孤岛沦陷时,一般在刊物上用“亢占”代“抗战”)中正不知有多少。像这种壮烈 的事情,只有在群众行动里才能表现出来,为什么,就因为在群众行动的时候,已 经消灭了个人的情感和种种个人的利害观念,他们的心目中只有一个高洁的利他观 念存在,倘发现其中有自私自利的人或言辞,一定被众所斥,倘有人提出了多数人 利益的标的,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所以亚里士多德曾有一句名言说:“中庸是 道德的正义,但是最高大最优秀的志愿,却是极端。”所以群众是极端主义的忠实 执行人。 文章虽论群众,实质却是在歌颂抗战和歌颂浴血于抗日前线的英勇健儿们。 另境直面敌人,在这篇文章里毫不掩饰地谈到了抗战。作为一名手无寸铁、每 日必须外出为衣食奔走的普通文化人,处身在敌伪势力已经侵入租界、流血恐怖事 件层出不穷的环境里,能写如此倾向鲜明的文章,视被特务暗杀于不顾,极不容易! 不定期刊《生活与实践丛刊》出版了四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凌晨,随着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冲进了租界,出了四期、再也不敢去大陆书报社结算 销售款的《生活与实践丛刊》,不得不从此停办。 另境还在一九四一年冬,为了扩大华光戏剧专科学校的影响,筹款出版《文学 与戏剧丛刊》,由另境主编。第一辑书名《前奏曲》,编发了地下党员钟望阳等文 学作品。十二月八日,刊物刚出版,还来不及发行,只取出一些样书赠送作者和剧 专的学生,不得不全部销毁。 就在孤岛沦陷的这天早上,另境按照地下党早先的指示,来到剧专,摘下了校 门口的招牌,宣告“华光戏剧专科学校”从此停办。 三、《剧本丛刊》和《文艺春秋丛刊》 mpanel(1); 孤岛沦陷以后不久,另境变卖了全部书籍和日用家具,携带家属,投奔苏北新 四军解放区。一年后日寇发动“大扫荡”,又奉命遣散,携家属回到沦陷后的上海。 由于日用家具需要重新添置,生活十分窘迫。即使如此,他仍坚决拒绝为日伪报刊 写稿,宁愿由我介绍,参加复旦大学蒋寿同教授主持的整理史料工作,报酬极低, 有时还发不出稿费,用煤屑支付,以致他的家属,不得不用双手制作煤球煤饼,手 指发黑,长期开裂。到了一九四三年冬,才与世界书局经理陆高谊订约,由他主编 一套《剧本丛刊》,分集出版,每集十册。一九四四年一月开始出书。先后出版五 集,共五十册,团结了大批前剧专的教师和留居上海的进步剧作家们,他自己也积 极写作历史剧,先后出版的有《李太白》、《沉箱记》、《春秋怨》、《凤还巢》、 《蛊惑》等。 《剧本丛刊》里的剧集作者有李健吾、杨绛、周贻白、姚克、袁牧之、佐临、 吴仞之、鲁思、顾仲彝、方君逸(吴天)、朱端钧、魏于潜(吴琛)、锡金等。 一九四四年夏,抗战胜利在望,我经复旦大学教务长金通尹介绍,进入永祥印 书馆,主持编辑部工作,开始收购书稿,并筹划出版丛刊。在我制订编辑部工作规 划时,另境积极参与,并在组稿时大力协助,介绍了一批进步作家,如吴天、吴琛、 周贻白等。《文艺春秋丛刊》也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创刊,先后出版了《两年》、《 星花》、《春雷》、《朝雾》、《黎明》等五期。 一九四五年春,另境任新中国艺术学院教务长,聘请我讲授《文艺思潮》课。 五月,另境被日本宪兵逮捕,受尽酷刑。我曾陪同另境家属去看望世界书局经理陆 高谊等,多方设法营救。但是在另境被捕一个月后,日本宪兵队甲斐军曹带了翻译, 通知永祥印书馆董事长许晓初,准备逮捕我。幸亏许晓初跟这位宪兵队长有过交往, 他请来了和甲斐熟识的一家毛纺厂蔡经理作了担保,今后随传随到,我才免于入狱。 事后,书店经理陈安镇给甲斐军曹的宪兵小队每人一个带有打火机的烟盒(这在当 时比较珍贵),还请甲斐吃饭,“借调”他三百万元,才稳住了阵脚。但是,我在 被传话三次以后,也躲藏了起来。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我获得了自由。 我立刻去看望另境,这才知道他曾坐了老虎凳,上了电刑,在日本投降前夕才释放。 他说:“虎口余生,这条命是拾来的。”四、茅盾主编《文联》的始末 日本投降后不久,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另境带给我茅盾的一封亲笔信,信里说, 他们夫妇俩将转道广州、香港而回到上海;还谈到中外文艺联络社准备在上海出版 一个机关刊物,由他本人主编,叶以群负责具体工作,已经先到上海,准备在上海 找一家书店出版,要另境协助,代为寻找。另境让我询问我工作的永详印书馆,是 否能承担这项出版任务。 从表面上看,这时的形势非常好:抗日胜利,毛主席到重庆和谈,签订双十协 定,正是出版事业可以全面发展的大好时机。永祥的资本家陈安镇听说由茅公主编 一个刊物,便一口答应,要我把这期刊的出版,纳入我拟订的编辑部总体规划,由 我统一安排出版印制事宜。第二天,趁热打铁,我和另境作为介绍人,约叶以群到 书店经理室,一起商议了开本、篇幅、出版周期、编排校印时间顺序、稿酬及编辑 费等一系列问题,签定了合约。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一个十六开本、每期一个全 张纸另加封底封面、以新五号字排印为主的文艺述评和报道性的半月刊《文联》创 刊号诞生了。 茅公在创刊号上写了《发刊词》,并发表论文《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 》,总结了抗战八年来文艺工作的优缺点。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出版的《文联 》第二期上,茅公又发表了《谈歌颂光明》一文,指出在我们歌颂光明的同时,必 须暴露黑暗。茅公还为第二届“五四”文艺节写了《新民主运动与新文化》的文章, 说明文化运动必须配合民主运动等等。一九四六年六月,《文联》被迫停刊。这是 胜利复员时期在上海文艺界最早指出“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方向,交代了整个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文艺工作者战斗任务的刊物,而这个刊物,正是在另境的多次 奔走联系下创刊的。 五、茅盾・楼适夷・李何林 这里应该穿插说明三件事:茅公从重庆复员回到上海,是另境和我事先安排他 在上海的住所的;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的中共党员楼适夷,曾在孤岛的流血恐怖 时期,从香港秘密来沪,住在另境家里;曾在一九二七年入党的李何林,一九四八 年许寿裳被害后,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暗中通缉,逃离台湾,潜居在上海的另境家里, 然后再去解放区。 一九四六年三月,另境接到茅公从重庆写来的信,说将在四月离开重庆,路经 广州香港,大约五月下旬可以到达上海。他委托另境在上海找寻住房,房东或邻居 必须可靠。 日本投降后,最先到上海的是属于国民党军统系统的“忠义救国军”,随后是 大批地下特务的涌现,接着是由重庆坐飞机来的军政、财经、中宣部、工运等大批 接收大员。他们把敌伪人员八年来从中国人民身上搜刮得来的物资一一劫收,大发 胜利财。单就抢占住房一项说,只要是敌伪人员曾经住过的,他们都可以霸占下来。 霸占的房屋多了,就用金条顶出去。当时茅盾找住房,并无金条,我就跟欧阳翠商 量,经她同意,无偿地让出二层两间最好的前后楼房给茅公夫妇居住。灶房和客堂 公用。选定住处是经叶以群同意的。 为了让茅公回沪后就能工作,我和另境曾到虬江路上的旧货商店去淘购那些准 备逃离中国的日本人抛售出来的沙发、写字台、双人床、衣橱、桌椅、炉子、灶具 等。这些家具什物,都是很新。茅公夫妇进入寓所,见了非常满意。另境曾为他们 夫妇俩在室内拍摄两张照片,发表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春秋》三 卷一期上。他俩坐着的沙发,放在中间的茶几,茅公伏案书写的桌子,都是我和另 境从虬江路上许多旧货商店堆积如山的家具中挑选出来购买的。钱是我向书店资本 家预支的。 其次谈谈楼适夷。 茅公在香港主编的《文艺阵地》,创刊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文艺阵地 》最初三期,是在香港编定、广州印制的。由于日机狂轰滥炸,广州的印刷厂被毁, 从一九三八年五月起,改由生活书店上海分店在已经形成孤岛的上海秘密排印,由 另境校对,并协助茅公在上海作家中组织部分稿件。 刊物印刷装订后,由邮局的地下党员设法秘密运港,然后转发大后方各地乃至 解放区。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茅公应新疆学院校长杜重远的聘请,前往新疆任教, 《文艺阵地》从二卷八期起交由楼适夷接编,仍由另境在上海负责校对。一九三九 年夏,适夷在香港的活动受到当局注意,为了免遭不测,便在生活书店协助下,秘 密来到上海,住居另境在尊德里寓所晒台上的书房里。 另境掩护了适夷在上海的秘密工作。 再说李何林。 抗战胜利后,李何林在台湾省编译馆工作,在台湾大学任教。一九四八年二月, 许寿裳被害(一说死于盗贼之手),不久,黄荣烂被捕后在狱中被害,李何林受到 监视,传被通缉,潜逃来沪,住在另境家里,然后再到解放区。我在另境家里认识 了他。一九八四年我去北京看他时,他很认真地向我道谢,说当时他拿了我预支的 稿费,去了解放区;还问我另境夫人的名字,因为他还记得她做的菜很好吃。谈到 另境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时,他不胜唏嘘地说:“另境夫妇冒着窝藏逃犯的罪,热 情地接待了我。他们俩是好人!”六、为创建进步文化而不遗余力 应该回过头来补充说明:抗战胜利以后,复旦大学教授蒋寿同曾集资创办大地 书屋,我介绍另境主持书屋的编务。他敦请郭沫若、茅盾、郑振铎、叶圣陶、洪深 等五人为编委,编辑出版《大地文学丛书》。一九四六年冬,出版了丛书的第一和 第二种:洪深的《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和茅盾的《时间的记录》。前者是用科学 的方法,探讨音韵的原理和运用,是作者积年研究的心得结晶,书前有郭沫若写的 长序。后者是茅盾从一九四○到一九四六年的杂文结集,共收三十余篇。此后又曾 出版过李青崖译的《饕餮的巴黎》。 由于蒋寿同的私人原因,影响到大地书屋破产。很多已经组来的书稿,只得转 给其他出版社出版。如由茅盾新写序文,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编入了我 编的《寰星文学丛书》,由寰星书店出版;西谛(郑振铎)的《劫中得书记》,交 上海出版公司出版。李广田的《文学枝叶》和王西彦的《眷恋土地的人》,编入了 我编的《一知文艺丛书》,由益智出版社出版。 另境在这一时期,还为春明书店编了《今文学》丛刊,为权威出版社编了《新 文学》半月刊。《新文学》半月刊创刊于一九四六年元旦,曾出版五期,我先后写 过三篇文章:创刊号上的《论台湾文学》,第二期上的《论朝鲜作家》,第四五期 合刊上的《印度剧的起源及其发达》。为春明书店编的《今文学》丛刊,创刊于一 九四七年十月,记得出版过两期,每期一个书名: 第一期是《跨着东海》,第二期是《我是中国人》。执笔的有郭沫若、茅盾、 艾芜、臧克家、碧野、叶圣陶、李霁野等。他自己写了小说《曹老师》,我为丛刊 写过散文《浩瀚的海》。 另境为创建进步文化而不遗余力地工作着。 七、说出了人民的心声 我在上海编的横跨六年的期刊《文艺春秋》,从日占时期的不定期丛刊到解放 战争时期出版的月刊,始终得到另境的支持和帮助,而且在遇到关键性问题时,总 是能够共同商议,研究对策,最终获得妥善的解决。 略举数例。 我在资本家企业永祥印书馆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力争编好期刊《文艺春秋》。 为了把这个刊物尽可能编得生动活泼些,除了按作品性质和篇幅长短运用各种花边 铅条组成不同版式外,还利用永祥印书馆本身有铅印厂、彩印厂和零印厂的有利条 件,多刊照片和木刻插图,以构成形象化的特色。仅仅目录就用当时少见的彩印折 页。另境全力支持。实际上他已成为这个刊物的特约摄影记者。比如第三卷里茅盾 和郭沫若的生活照,欢送冯玉祥去美国的照片,欢送茅盾赴苏访问时的一组照片, 第四卷里茅盾归国时与迎迓者郭沫若,叶圣陶等在驳船上谈话的照片,“‘五四’ 文艺节在上海”中邵力子、柳亚子、熊佛西、陈烟桥等谈话活动的一组照片,回忆 鲁迅先生殡殓之日的一组照片,第五卷里另境、碧野、戴望舒、许杰、谷斯范和我 同去大场拜望艾芜、何家槐的一组照片,都出自另境之手拍摄。 一九四七年一月起,永祥印书馆总经理向国民党当局投降,将《文艺春秋》月 刊的清样按期送请国民党检查官陶广川检查。当茅盾的文稿《民间艺术形式和民主 的诗人》被陶广川在书店送去的清样上涂改以后,我与另境商量,决定回到孤岛和 日占时期出版“丛刊”的老路上,自办一个丛刊,把被审改的文章移到这个丛刊上 发表。 一九四七年十月,我和另境、何家槐、萧传芳、冯之原、徐同康等合办的文艺 丛刊社成立,出版了第一辑《脚印》,将茅盾的文稿从《文艺春秋》里抽出,只字 不改地全文发表在《文艺・脚印》里。 丛刊共出版七期,全文发表了因受检而被审改或被删节的许多文艺作品。另境 在第2 辑里写了一篇杂文《“意外”的扬弃》,认为有许多事情看来好像是意外, 其实倒是意内的。面对这种“意外”,他不免见不平而“打上一拳”,见危难而 “拉上一手”。文章暗喻了国民党扼杀人民言论,看似“意外”,其实是意内,因 为它眼见大势已去,狗急只能跳墙。因此面对这类“意外”,他不免见危难而合伙 为了这个丛刊,也是给扼杀人民言论的国民党检查官当头“打上一拳”!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文艺春秋》出版了第八卷第一期。为了迎接上海的即 将解放,我特约了邵力子、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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