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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艾芜——一个苦了一辈子、写了一辈子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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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艾芜——一个苦了一辈子、写了一辈子的作家

老友艾芜一生,遭遇过难以想象的贫穷、饥饿、侮辱和压迫,尝遍了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酸涩,吃尽了苦。但是他矢志不渝地热爱写作,即使在缅甸的茅草地,也把墨水瓶用细麻索吊在脖子上,把小纸本搁在自己的膝头上写;在“文革”坐牢四年获释后,写了彝族题材的小说《高高的山上》,受到国务院文化小组和成都刊物的大事围攻,不得不被迫放弃创作时,仍埋头研究《诗经》,写下了不少笔记。写作是他生命的最大快乐。他一刻也离不开写作。在他逝世前的最后五年间,右腿股骨骨折,身上安装了起搏器,病魔牢牢地缠绕着他,使他过着常人无法忍受的漫长病榻生活时,他仍绞尽脑汁,反复推敲,不放过细微末节地修改了他最后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远山朦胧》的原稿,并在帕金森氏症加剧、病体不容许他伏案书写时,仍坚持以片言只语,艰难地写下他对文学、友情、学习和生活的观照。他耗尽了毕生的心血,在将近七十年里留给我们五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为祖国的现代文学画廊增光添色。

他是我国并不多见的苦了一辈子、写了一辈子的作家。

一、在缅甸

一九二五年的夏天,二十一岁的艾芜怀着“劳工神圣”——通过自己的劳动来争取半工半读的向往,而鼓足勇气,迈向世界。

他先从四川老家新繁县(今并入新都县),步行到昆明。出乎他的意料,在这个完全陌生的都市里,他像被人抛弃的垃圾一样,即使街头巷尾到处巡游,也找不到工作,卖草鞋碰了壁,拉黄包车被人偷去了鞋子,成天只是同饥饿做朋友,饱尝了恐惧和痛苦。幸好明善书局的王老先生介绍他到中国红十字会云南分会,当了一名受人驱使的杂役。“半工半读”的向往成了泡影。

当时他很想去北京或上海,但是苦无路费。又听说去南洋容易找工作,而且那里是热带地方,穿衣不成问题,因此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他又从昆明出发,步行到缅甸的八莫,在克钦山茅草地当了一名早晚招呼客人,打扫房间,白天打扫马场马粪的伙计。大约半年以后,他再度漂泊,从八莫、杰沙、曼德勒而到达仰光。他初到缅甸的首府仰光,住在五十呎路四号的腾越客栈里,因为交不出房钱,又打着摆子病,客栈的老板张天生哄他到医院去看病,等他回来时,已把他的包袱丢在门口,再也不让他进栈。贫病交迫的艾芜,只得坐在阶沿上,听任生命的消失。幸亏客栈有个好心人,引领他去投奔四川同乡万慧法师,才算稳住了脚,在仰光安定下生活。

万慧法师是四川乐至县人,原名谢善,是书法家谢无量的三弟,曾留学日本,与女同学恋爱,因父母反对,结不了婚,女方忧郁而死,他也在父母包办婚姻正筹备成婚时,削发为僧,法名万慧。此后,曾去印度学习梵文、巴利文,还通晓英文、法文、藏文、蒙古文,悉心研究印度的佛学、哲学和文学,学识渊博。在缅甸,他从事教学工作,也写作一些古诗,生活并不富裕,却与仰光华侨中的文化界人士有着广泛交往。

艾芜在万慧法师那里,治好了病,每天给万慧法师买菜做饭,打扫房间,空闲的时候,伏在临街靠窗的桌子上,写些游记和杂文。万慧法师发现艾芜爱好写作,就介绍他给《仰光日报》写文章,给《觉民日报》当校对。从此以后,艾芜积极读书写作,和华侨中的进步青年,包括印刷工人、小学教师和学生等来往。在认识了《仰光日报》的总编辑陈兰星以后,他又认识了这家报纸的《波光》副刊主编云半楼,就经常撰写新诗和散文,在《波光》副刊上发表。

一九二八年的秋天,经报社同事郭荫棠的介绍,艾芜结识了原上海引擎社成员吴景新。他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逃到缅甸的。他正在仰光华侨的进步青年中串连,组织缅甸共产主义小组。艾芜与他结识后,成为小组的第一批成员。

缅甸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在马来亚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马来亚共产党缅甸地委”。

在缅甸华侨中创立共产党组织,目的是要把华侨中的劳动者和进步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团结缅甸各族人民,打倒统治缅甸的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当局,建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工农政权。与此同时,缅甸共产党的另一重要活动,就是在缅甸出版的华文报纸上,揭露中国国民党的政治腐败,以及它投靠帝国主义的卖国罪行。

一九三○年四月,马来亚共产党以马共中央名义,在新加坡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要马共缅甸地委派一代表参加。缅甸共产党指派艾芜去开会。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使命,从仰光搭乘轮船,经印度洋到达槟榔屿。因为轮船是从已经宣布为疫港的曼德拉斯、加尔各答等地而来的,必须消毒,所以只允许二等舱的旅客自由上岸作医药处理,坐三等舱的,全部送到一个小岛上,打针服药,并用药水洗衣,整整消毒了一个星期。这就贻误了参加党代会的时间。

一星期后,一艘小轮船把这些在小岛上已经消过毒的男女老少,送往槟榔屿。这时候才算获得自由。艾芜在槟榔屿买了火车票,乘渡轮登上去马来亚的火车。经过一夜又一天的时间,到了新加坡。他住进马共通知中指定的街道和旅馆,用指定的姓名登记以后,第二天早上,就有人用吉普车把他接送到另一条街道的一座四合院式的楼房。这样住了将近两个月光景,才有两个人来找他。一个人自称是党中央书记,另一个自称是团中央书记。他们没有追问什么,但是他们也不告诉他有关开会的内容,只是询问仰光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在知道了仰光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而且都是一些仓库工人、小学教师和商店职员时,就提出严厉的批评,最后指出:应该在产业工人中发展组织。第二天,他们给艾芜买了回仰光的轮船票,并用吉普车送他上船。

这时候,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要他居住一个多月才来找他和他谈话的原因:

他们在这段时间里,肯定是调查了他在槟榔屿消毒而耽误开会时间的事实。

在缅甸首府仰光的华文报纸,有《仰光日报》、《觉民日报》和《缅甸新报》。除了《觉民日报》为国民党控制外,其它两种报纸,都是掌握在缅甸共产党手里。

艾芜在一九二八年上半年,由万慧法师介绍到国民党控制的《觉民日报》去当校对后,由于观点不同,只向《觉民日报》的副刊投过一次稿,是一篇散文,题目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他的作品,经常在反对国民党的《仰光日报》副刊上发表,因此被看做是《仰光日报》一边的人。这一事实,引起了《觉民日报》经理、国民党顽固分子林宝华的不满,终于有一天用书面暗示他,把他解雇了。

艾芜在《仰光日报》上发表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散文和诗,也有短篇小说。略举数例:写漂泊生活的,有《漂流在八莫》、《野人山中》、《万山丛中的匪窟》、《暴动前后》,也有以仰光华侨为原型的小说《厨子》,新诗有《墓上夜啼》、《逃婚之夜》、《漂流曲》等;也为《仰光日报》的纪念特刊写过一些涉及中缅关系的文章,如《中缅关系史资料》、《滇系记载缅甸的花花絮絮》等,这些文章,都是以万慧法师向仰光大学图书馆借来的中文典籍为依据,经过潜心研究,然后写成的较为系统的史料。这可以说是缅甸华侨研究中缅关系史的最早的文献。

艾芜在《仰光日报》上不断发表作品以后,引起了这家报馆的排字工人黄绰卿的注意。黄绰卿爱好文学,有时也写些散文,是一个思想进步的失学青年。他给艾芜的诗文排字,受到感动,不禁产生仰慕之情,终于经人介绍,与艾芜成为至交。他们几乎每星期都坐在绿绮湖畔的草地上谈着夜话,既谈文学和写作,也谈社会和人生。一起来往的,还有出生云南的王思科(后来在缅甸共产党内负责组织工作)、段丛桂等几位进步青年。当时艾芜还从英文的《仰光公报》上看到一篇介绍高尔基的文章,翻译以后,在华文报纸上发表。高尔基的坎坷经历深深地激励了黄绰卿等这些十八九岁的青年劳动者。这是缅甸华文报纸上头一次介绍高尔基。这也可以看出艾芜与这些青年朋友们的进步思想倾向。

一九二八年冬天,艾芜用共产党(CP)的名义,在住处悄悄印刷庆贺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的传单。印刷的铅字,是由一家华侨印刷所的一位姓周的工人偷出来的。正当艾芜用绳子把铅字扎好后印刷时,被万慧法师看见了。

他看到那传单上印着“庆贺苏联十月革命”、“缅甸人中国人团结起来,打倒英帝国主义”等文字,就对艾芜说:“你们搞革命,是可以的,可不能影响我的安全。”就这样,艾芜中止印刷,离开了万慧法师。后来由姓周的印刷工人在印刷所偷偷印了数百张传单。这位印刷工人,为了不致因为追查逮捕而影响党组织,在印罢以后,便永远离开印刷所,到外地做矿工去了。

艾芜离开万慧法师后,最初由黄绰卿介绍,住在一家裁缝铺的裁缝桌上,后来在一所华侨平民学校教书,住在亚弄苏巴彬街的一小间屋子里,和万慧法师仍有来往。

缅甸党组织的第一书记吴景新,改名吴怀世,经《仰光日报》总编辑陈兰生的介绍,任《缅甸新报》总编辑。他在《仰光日报》和《缅甸新报》上写了不少社论,揭露国民党的苛政。后来他去伦敦读书,马共中央又派了林环岛来仰光接任第一书记。他也为《仰光日报》写社论,还动员华侨店员工会出版《新芽》小日报,由林环岛任总编辑,艾芜任副刊主编兼校对。从此党的队伍逐渐发展,党的影响日益扩大,以致引起了英国殖民当局的注意,经常派遣会讲华语的印度人尾随监视。

一九三○年的冬天,缅甸发生了达拉瓦底县农民起义事件。艾芜、王思科、郭荫棠、林环岛等在《新芽》小日报上发表了一些同情和支持起义农民的文章,被英国殖民当局注意,就在《新芽》小日报的编辑部逮捕了他们,到一九三一年四月,将他们押送到仰光江的江边,驱逐回国。

在艾芜坐牢期间,万慧法师曾去看望过他。在艾芜被押送上轮船时,万慧法师到江边码头上去送别,后来还写了怀念艾芜的诗:“有文皆苦,无食不酸;茅草地来,别我江干。”在万慧法师交往的外国朋友中,也有不少属于社会下层的人物,总有一些言辞,对他起了进步的影响,因此晚年时期的万慧法师,渐渐同情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在祖国取得胜利,比起一般华侨老人,更加容易接受。在他后来写的《送耶舍灵光同学远筹叙》中,表示“共庆于今解放”,热情歌颂了祖国的新生。

一九八五年一月,我在北京京西宾馆和艾芜的一次闲聊中,谈到他在缅甸的四年漂泊生活,历尽艰困,极不安定。但是他认为他在那里写过一些诗文,当过校对,跟吴怀世等一起办过刊物《如是周报》,在《缅甸新报》当过编辑,在《新芽》小日报主编过副刊,这些文字工作,归结起来有三点好处:首先是使他有条件看到自己的作品在报刊上一篇篇发表,因而鼓励他更加热爱写作。其次,自己以及别人投寄的作品,经过铅字排印出来,再细看咀嚼时,更加容易看出不足之处,因而学会了“推敲”。第三,跟爱好文学写作的青年工人黄绰卿、王思科等经常讨论一些作品的是非得失,初步体会到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怎样把握的。当然,这是从文字表达的角度着眼。如果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着眼,则在缅甸的四年漂泊生活,正是他后来写作大量文学作品的源泉,这方面的好处是说不完的。

二、在上海

艾芜经厦门而到达上海。

在被迫离开缅甸时,仰光的华侨和文化界朋友送给艾芜一笔生活费。他在厦门居住一些日子后,钱已经用得差不多了,现在到上海住小旅馆,最多只能再维持一两个月的生活。他一面努力写稿,一面设法寻找熟人。他想起了在云南曾经接济过他的青年学生王秉心。经过通信,联系上了。王秉心正在上海郊区宝山县泗塘桥的劳动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学习。他给艾芜租了一间农民家的屋子住,还带有一间灶房,每月租金只需一元钱,而且每天可以到农学院的图书阅览室去看报纸。艾芜托王秉心找工作,却没有成功,只得坐下来写作。他在仰光就是这样,虽然稿费少得可怜,但是还能养活自己。他向《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投稿,写缅甸的奇风异俗,总题目是《缅甸漫画》。哪里知道文章发表了,去要稿费的时候,竟像打发叫化子似的丢给他两元钱。他当面把这两元钱的纸币撕了。不久,他又给现代书局出版的《现代文学评论》寄去一篇应征的小说稿,被录取为第三名,印成一本小册子发售。当时去信要一本小册子和稿费,但似石沉海底,连信也不复。又因为没有钱,买不起小册子,那篇应征小说的题目后来也忘记了。这件事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八日,他在给我的信里还提起,要我在上海图书馆查找。他说:

……您在寒假期间将回上海,为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查寻图书资料,想请您帮我寻找一份资料。我在一九三一年写过一篇小说,是应《现代文学评论》的征文写的。现请人找出《现代文学评论》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其中有“选拔作家”一栏,登了征文目录,第一名作者素雅,第二名张宗哲,第三名汤艾芜。通讯地址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只是刊物只登了第一名的小说《山鬼》,第二名和我的小说,没有发表。但我记得在《现代文学评论》出版社(现代书局),看见三篇应征的文章,印成一本三十二开的小册子出售。我至今记不起小册子的书名,也记不起我那篇小说的名子,内容还记得是写新加坡的失业工人。上海图书馆有《现代文学评论》。……

我查看了图书资料,只找到杂志,却找不到附册。

这时候的艾芜,虽然写稿取不到稿酬,生活困难,但是他看到邻居老太那个在纱厂工作的女儿,被人贩子卖到厦门为娼,来信要老太设法赎买,老太失声痛哭,说她连吃饭也困难,哪来的钱赎买。艾芜看到劳动人民遭受的苦难,觉得自己没有钱,帮不了别人,但有责任用笔反映这些情况,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他更加坚定信心,要把他熟悉的滇缅边界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写出来。

一九三一年七月的一天,艾芜在北四川路上行走时,巧遇四川成都第一师范学校念书时的老同学——也在学习写作的沙汀,于是搬进上海,和沙汀同住。他俩曾经一道写信给鲁迅,请教小说创作的题材问题,还附去作品求教。此后,艾芜还写了短篇小说《伙伴》,投交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

文稿被认为有小资产阶级倾向,没有发表,却邀请艾芜参加了《北斗》读者座谈会。被邀的读者有三人:李辉英、朱曼华(女)和艾芜。参加这次座谈会的,还有作家郑伯奇、冯雪峰、华蒂(叶以群)以及主编丁玲。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把艾芜编入小组,吸收他为盟员。

这一时期,艾芜继续写作,但是仍然得不到稿费,主要依靠缅甸的华侨朋友募捐接济,也向上海的友人借贷,过着远不如工厂工人的极其贫困的生活。

一九三二年的夏天,丁玲代表党组织,口头宣布,批准艾芜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艾芜接受了丁玲交给的任务,去杨树浦工人区域工作。

在杨树浦,左联办了一个弄堂小学,名叫涟文学校,招收工人子女读书,晚上,成为男女工人的文化补习学校。艾芜的任务,是白天晚上义务教好书,还要从晚上补习的男女工人中培养出一批能写文学作品的文艺通讯员。由于补习的男女工人还在识字阶段,要很快培养成文艺通讯员是有困难的。于是他物色在工人中活动的知识分子。一位新来学校的女教员周海涛,毕业于长沙周南女校,革命热情高,常在深夜外出贴标语,散传单,有时白天参加飞行集会。她的丈夫阿尹,是搞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她的哥哥在莫斯科学习,嫂嫂在纱厂做工,也是知识分子。她的妹妹中学毕业,准备进绸厂做工。艾芜通过这一进步知识分子的家族,结识了许多在工人群众中活动的知识分子,动员他们尽可能抽出时间从事文艺写作。他还扩大了活动范围,不仅杨树浦,还步行到曹家渡、梵皇渡,以至黄浦江上游的周家渡。有时,组织他物色到的培养对象到虹口公园开会,丁玲也曾出席指导过。

艾芜在涟文学校没有教到一学期,因为散传单贴标语飞行集会,暴露了身份,被人注意,而由李辉英代替他教书。这时候,《文学月报》的主编周扬,把艾芜去杨树浦工作前写的短篇小说《人生哲学的一课》,给茅盾看了,说是可以发表。周扬要艾芜再增写了一段。后来果然发表了。北平左联出版的《文学杂志》,也发表了他的一篇小说《茅草地》。这些都是左联办的刊物,发表青年盟员的文稿,一般都没有稿费。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下午,艾芜到曹家渡一家绸厂同工人联系工作时被捕,关押在南市伪公安局里。首先由督查处审问,然后关进一间小牢房。那里已经关押了二十多个囚犯,除了两个绑票匪徒外,全是政治犯。大家睡在地板上,挤得满满的,没有被子盖。涟文学校女同事周海涛的丈夫,阿尹,也和艾芜关在一起。

艾芜当时用的是“唐仁”的假名。他多给拘留所的看守两毛钱,请他把一封信买了邮票寄出去。信是写给穆木天的,由内山书店转交,署名“唐仁”,说是被捕了,请受信人认出笔迹是谁写的。不久,华蒂和梁文若疏通了公安局里的朋友,来看望艾芜。后来梁文若又受左联领导的委托,送来了食品。

左联原来想通过互济会出钱把艾芜赎出来,后来互济会遭到破坏,再无钱赎买。

南市的拘留所,是在一个长方形天井的两边,用木栅栏圈起来的两排小房间,全关押着男犯人。连着两排男拘留所的,有一间大屋子,关押着女犯人。从木栅栏里,可以看见女犯人的动静。阿尹的妻子周海涛,不久也被关进来了。

大约关了两个多月光景,有一天,艾芜被押到地方法院,问了姓名籍贯后,就以“危害民国”的罪名,转解苏州的高等法院。艾芜等七个人,都用手铐,两人一组地连在一起。艾芜一组是三人连在一起的,他被铐在中间,行动非常困难。坐在火车上,走在苏州街上,人们目光炯炯,以为是一批罪大恶极的强盗。

艾芜被关在苏州伪高等法院的第三监狱七字间牢房里。那里共有四个长形巷道,每个巷道两边,排列了许多小牢房。放风时,犯人可以在巷道里散步一二十分钟。艾芜住的牢房里,共有十来个人,除了一名强盗外,全是政治犯。牢房四周有木炕床,已被先来的犯人占据了,后来的都躺在地板上。

同牢房的犯人中,有两个是因为执行李立三路线,在暴动失败后被捕的,被判无期徒刊,上诉高院,听候审判。有一个是共产党的叛徒。听大家悄悄说,他被捕后供出了同伙,使组织受到损失。被他出卖的同伙关在一起,大家不理睬他。其余的人也都小声骂他“叛徒”。

监管四条巷道的看守,只有两三个人,很少巡视,有时进牢房看看。只要给些好处,可以代买香烟或报纸。给一角小洋,就可以代寄一封信。艾芜在牢房里,借用炕床作书桌,写了一篇小说《咆哮的许家屯》,请看守偷偷寄出。

放风的时候,先后发现青年作家金丁和刘雪苇,同住在一个巷道里。

有一天,看守通知艾芜,说有律师来问话。艾芜被带到监狱门口的小屋里。律师是个女的,三十来岁。她往来于上海南京,设法营救。左联很穷,是鲁迅捐送五十大洋,作为聘请律师的费用。这是后来知道的。由于这位律师的出庭辩护,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上午,伪高等法院对艾芜和另外六个工人,宣判无罪,当庭释放。这个律师就是史良。

那天,任白戈特地从上海赶到苏州来接艾芜。

艾芜和任白戈在苏州吃了午饭,乘火车回上海,住在打浦桥新天祥里沙汀的家里。当时沙汀住二楼前楼,任白戈住后楼,艾芜同任白戈一同住。因为害怕有特务尾随,决定任白戈和艾芜另租屋子住。几天以后,沙汀也搬迁了住处。

从苏州监狱出来,回到上海后,摆在艾芜面前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活下去,求得生存。他不好意思再请仰光的华侨朋友捐助。沙汀的爱人即将分娩,生活也困难,不忍心再向他借钱。任白戈忙于为左联写论文,需要安静,而艾芜日夜外出活动,整天忙乱,肯定会打扰他,影响他的写作。再说,左联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是用作品(包括论文和杂文)来战斗,群众是不能满足于只看看散发出来的标语口号的。考虑到这些,艾芜向周扬建议,另找盟员,代替他培养文艺通讯员的工作,让他专心写作,争取在上海能够生活下来。

周扬同意了。

从此以后,经周扬介绍,艾芜的作品陆续在有稿费的刊物上发表,如北新书局赵景深编的《青年界》发表了他的《山峡中》,中华书局钱歌川编的《新中华》发表了他的《松岭上》。这使艾芜的生活很快安定下来。过去在国内外漂泊六年的丰富生活,化成一个个场景,涌现在他的面前,争着倾泻到艾芜书写的稿纸上。他白天写作,晚上读书,求得提高。任白戈看到他能够独立生活了,就决定分居,各租一个小亭子间住,便于更好地写作,给左联的文艺运动多作贡献。

这一年,经诗人杜谈介绍,与左联盟员、中国诗歌会会员、女诗人王蕾嘉认识。她原名王显葵,湖南宁远人,国立上海商学院毕业。他们在一九三四年八月结为连理。

八月,穆木天、卢森堡(任钧)等被捕。十二月,因为怀疑叛徒跟踪,艾芜与蕾嘉一起,离开上海,到了南京,再到济南和青岛。一路上,写了不少散文和游记,在《申报》的副刊《自由谈》发表。一九三五年九月,他俩才回到上海。

一九三六年春,左联解散,艾芜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艾芜过去的写作,署名有汤道耕、荷裳(“和尚”的谐音)、爱吾、艾芜、无艾、芜艾,等等。从一九三二年的冬天《文学月报》发表《人生哲学的一课》起,才固定使用了“艾芜”的署名。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

十月初,艾芜送走了蕾嘉和两岁的女儿,让她们去蕾嘉的家乡湖南省宁远县。蕾嘉的女朋友陈昭华与蕾嘉同行。艾芜暂留上海,想看看时局的变化再决定行止。后来北站不通火车,只有沪西梵皇渡站还能上车,于是不得不在十月下旬,离别了居住将近七年的上海,前往武汉。

在上海期间,艾芜写了不少小说和散文,结集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山中牧歌》、《南行记》、《夜景》、《海岛上》,中篇小说《某校记事》、《芭蕉谷》、《春天》,散文集《漂泊杂记》等。

这是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

他成为一九三三年在文坛崛起的新人。他以奇特清新的风格,真实而朴素的题材,扭转了早期的“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文学创作倾向。

他被鲁迅认为最优秀的作家之一,而向外国友人推荐了他的作品。

三、在桂林

经过半个多月的时间,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艾芜到了武汉。他在这里遇到了冯乃超、穆木天、老舍、萧军、萧红等一批从上海、北平去的作家,并接受一家书店的邀请,准备创办一个刊物。创刊号的稿件收齐了,但是书店出尔反尔,改变了主意,不再办刊物,只得一一退稿。十二月中旬,无事可作的艾芜,乘火车去湖南长沙,转往宁远,与妻子女儿团聚。妻子王蕾嘉在宁远县的育群中学当教师,艾芜在女校任代课教师。在这里,虽然创作不多,却接触到城乡社会的各种人物,了解劳苦人民的生活习俗,还收集到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有关情况,为艾芜后来创作农村题材的小说积累了资料。

一九三九年初,为了发表作品和出版刊物的方便,为了能在存亡之秋担负起为祖国战斗的责任,艾芜带了家属,来到已经成为文化城的桂林。他看到墙上贴着《救亡日报》准备在桂林复刊的消息,便想起报社的熟人林林。

他找到了林林。先住在救亡日报社的宿舍里。此后迁居东郊施家园。一九四○年后,在离城五里的观音山脚下二十六号找到了路易·艾黎等为办工农合作社而建造的简易竹屋住下。他带着妻女,在观音山脚住处周围空地上开荒种菜。生活清苦,但精神却很愉快。除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在逸仙中学教书和短期的副刊编辑外,主要时间都在这里埋头写作。

刚到桂林时,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是吴奚如。艾芜在上海时和他见过一面。这次重逢,吴奚如同他的爱人朱女士请艾芜夫妇吃饭,为他们洗尘。

不久,吴奚如去了重庆,由李克农接任。艾芜经常向李克农请示一些疑难问题。比如在桂林的报纸副刊中,哪些可以答应写稿,哪些可以多写,哪些不写。李克农回答,凡是主张抗战的,都可以写。这使艾芜的心中有了底。在桂林,《新华日报》社设有代卖部,也代售重庆出版的《群众》周刊和一些政治时事性的小册子。艾芜就从这些报刊和书本上,理解党的政策,领会应该怎样把握“抗日救亡、争取民主”的时代精神,把文学作品写好。

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桂林的文艺界决定成立桂林分会。作家王鲁彦热心会务,积极筹备,大家都拥护他承担负责人的工作。

在分会成立前,艾芜把分会负责人的候选名单送请李克农审查,他表示同意。

艾芜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说:“桂林文艺界团结的好,一致抗战,王鲁彦是有一份功劳的。”在桂林,艾芜遇见了不少作家,比如筹备出版文学杂志《一九三九》的东北作家阳朔和舒群,在上海时和王蕾嘉编在左联一个小组的周钢鸣等。但接触最多的,要数王鲁彦。他们经常一同到街上去走走。

王鲁彦在桂林中学教书,因为工作不稳定,又到三江县去教书。但是三江县中学的工资低,工作一段时间后,生活不下去。当时第五个孩子已经出世了。他只得把第四个孩子送给当地农民,不再教书,回到桂林。为了安排王鲁彦在桂林的生活,大家想出一个办法,即着手编一个文艺杂志,由王鲁彦拿固定的编辑费,大家踊跃写稿。在《力报》编副刊的王西彦,帮助他看稿编稿。刊物定名为《文学杂志》,每月出版一期。通过这个刊物,团结了更多的作家。大家把这个刊物看作是文协桂林分会的会刊。为了帮助王鲁彦把刊物办好,艾芜写了长篇小说《故乡》,按期交给刊物连载。《文学杂志》在大家的培植下,终于赢得了广大的读者,树立了很高的声誉。后来王鲁彦病逝,日寇占领桂林以后,邵荃麟还将《文学杂志》移到重庆继续出版。

王鲁彦当时患有痔病,需要开刀,但又无钱治疗,痛苦异常。幸经人介绍,到周泽钊医师诊所免费动了手术,得以痊愈。据鲁彦说,这个诊所对贫困的文化人都可以免费治疗。解放后,艾芜才知道:原来这是党在桂林的一个地下联络站。医师周泽钊,留学德国,在桂林当过医院院长,思想进步,曾在去延安途中,被国民党发现后折回。他与周总理商量。周总理给他一笔钱,要他在桂林开设私人诊所,并派女党员担任护士工作,成为党在桂林的一个据点。全国解放后,周泽钊任四川省卫生厅厅长、北京医院院长。

鲁彦患结核病,需要长期疗养。为了节约支出,他把刊物委托王西彦接编,自己携带家属去茶陵养病。这期间,柳亚子曾经发起为他募集医疗费,让他安心养病。可是后来茶陵沦陷,他在临危前负病跟着妻子,带了三个儿女逃难。他们逃到衡阳,准备搭乘火车再去桂林,可是火车拥挤,体弱有病的他无法上车,在车站上等了三天三夜,得到车站工友的照顾,才帮助上了车,到了桂林。经过这次艰难的跋涉,他的肺病加重了,加上国事日非,忧患交逼,终于不能支持,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病逝。这是后话。

一九四一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蒋介石的反共真面目再次暴露后,重庆的一批进步文化人,纷纷前往香港,另建文化基地。他们多数经过桂林,有的还到艾芜的家里看望他。在朋友的影响下,艾芜也曾考虑到去香港的问题。但是一想到子女多,在桂林乡下生活,已经很勉强,哪里还能有去香港生活的奢望呢?有一天,《救亡日报》的林林来看他,说报社的工作人员也将全部撤走,问艾芜有没有困难。

艾芜说:“就是经济困难。”当时林林的心情也很不安定,没有谈到是否离开桂林的问题。艾芜也知道《救亡日报》要撤走工作人员,经济一定也困难,没有提出支援他去香港的要求。

艾芜不去香港,还有另一个顾虑。那是一九三一年他被缅甸的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回国,在宣读他的判决书时,明文指出:被驱逐者今后不得再到英属殖民地,包括印度、缅甸、马来亚、新加坡和香港,如果在这些地区发现他来,立即逮捕,关押。那年被驱逐时,轮船经过香港,只住一夜,即被押送厦门。如果这次去香港,英国殖民当局有可能会发现他,因为他在缅甸发表文章的署名中,也曾使用过“艾艾”这个笔名。

当时的艾芜心神不定,就去市里找邵荃麟,想问一下如果不走,桂林会发生什么变化。到了邵荃麟家,只见他正在收拾行李,说要到外县去,对于桂林的变化,他说现在还看不出来,“文协分会存在一天,就坚持一天”,他这么说。

艾芜只得硬着头皮,奋笔写作,迎接暴风雨。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了香港,大批文化人又逃回桂林和重庆等地。

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夏天,桂林已有沦陷的危险,大家都在准备逃难。国民党中央社从桂林发了一则新闻,说艾芜生活困难,在桂林街头摆地摊,出售生活用品。重庆的一家国民党报纸则说,艾芜生活并不困难,最近还在桂林出售大肥猪。这些信息可以说是半真半假,造谣中伤。地摊没有摆过,经济困难确有其事。在桂林乡下确曾喂过一头小猪,当快要离开桂林时,艾芜请一位朋友帮助,一起把这头养了不到三个月、仅仅只有三四十斤重的猪,抬到市上去出售,结果一个钱也没有赚,反而亏了本。因为只有降低了价钱,人家才肯买。

在离开桂林时,由于大家争搭火车逃难,火车已经不卖票,谁都可以上,谁的气力大,就上去。上火车就像上战场。那些拖男带女、年老体弱的,休想上去。艾芜当时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其中有两个还不能走路,必须抱着,加上行李不少,这使他们夫妇俩无法上车。车站上也遇见了不少熟人,但是谁都无能为力,爱莫能助。有一家报纸的记者,凭着报馆的特殊关系,搞到一节运货车厢,装上了一卷一卷的白报纸。这位记者拿着手枪,吆喝着不准别人上车,却让他的一家有特殊关系的熟人,大大小小都上了车。艾芜同他很熟,平时他对艾芜也很热情,但是当艾芜同他商量,能不能也让他们一家六口上车时,却被这个势利的记者毫无表情地干脆拒绝了。

后来,一列没有车厢的平板车开来,平板上堆满了铁轨,是从靠近前线的铁路上拆下来的。人们顾不得搭乘平板车有被颠下来的危险,还是一窝蜂地往上爬。眼睁睁地看着挤抢的人群,艾芜一家又上不了车。正在这时,司马文森来了,他带着一群学生。他们人多手多,一下子把艾芜全家六口人连同行李送上了车。司马文森还通知艾芜,到了柳州,去龙城中学找黄谷农。

后来艾芜全家找到龙城中学,遇到了周钢鸣,才知道桂林的文化人有好几十个都在这里。周钢鸣代党组织给了艾芜一笔钱,还把桂林邵荃麟给他的逃难费用也交给了他。

在当时逃离桂林的文化人中,柳亚子去了八步。他因母亲病逝,自己又脑病复发,精神上受到新伤旧创,十分不安。和柳亚子一起,在桂林组织过南明史社的宋云彬,带着南明史的残稿,也来八步。翻译工作者胡仲持带了十多年来的译著,从桂林逃到平乐。方敬、邵荃麟、葛琴、穆木天、彭慧、熊佛西、端木蕻良等,都散处在贵阳等地。后来,驻足于平乐、八步、柳州的作家们,又踏上了再度流亡的道路。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艾芜一家到了贵阳。艾芜患了疟疾,手脚发颤,头昏目眩。幸亏在贵阳的旅馆里遇到了中共协助湘桂文化人逃难的负责人之一的李亚群。他在了解艾芜贫病交迫的处境后,从党的经费中取出三千元资助他,使他治好了病,在半个月后搭乘汽车,经松坎进入四川。十月,到了重庆。

艾芜先住在重庆的张家花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一个月后,搬到南温泉白鹤林乡下。在这里,他和沙汀重逢,与文艺界的同志们一起,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艾芜在桂林住了五年多,有四年住在乡下。他从未游览过“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一直专心埋头写作。他在桂林时期撰写的作品,结集的有散文集《杂草集》、文学评论集《文学手册》、短篇小说集《秋收》、《冬夜》、《荒地》、《爱》,并开始撰写长篇小说《故乡》和《山野》。《故乡》是在重庆南温泉乡下的白鹤林时完成的;《山野》是在胜利以后的一九四七年住在上海南汇县鲁家汇时完成的。

四、在重庆

在南温泉的乡下,艾芜听到了抗战胜利的消息。

他确实兴奋了一段时间。但是在写了《春天》的续篇《落花时节》以后,政治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在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准备内战,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争和平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地蓬勃地展开。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昆明发生了“一二·一”惨案;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重庆发生了较场口事件。随后闻一多等民主人士遇害。艾芜再也不能在乡下过平静的写作生活了,他搬到城内张家花园孤儿院居住。

孤儿院是在张家花园斜坡通道的底脚,三面小坡,有几家简陋的小屋。

坡下小块平整的地面上,修有一列草屋,其中有四五间屋子可以住人,这就是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用西南联大学生为救济湘桂逃难的文化人而募捐得来的钱买的,最初由邵荃麟一家以及聂绀弩等居住,他们在胜利后转往上海等地去了,艾芜一家便搬来居住。

艾芜住在孤儿院十三号期间,常爬坡向上,到达观音岩,即上了大马路。

这是重庆最热闹的街市。艾芜就在大马路边的人行道上,看到过一个脸色苍白的中年农家妇女,坐在地上,把自己生的三岁多的女儿,放在前面的地上坐着,孩子的头上扎了个草圈,表明要把孩子出卖。又从张家花园六十五号下去,在大溪沟的岸上,看见一个农民从竹篮里取出糠来,一把一把地往自己嘴里塞。在大溪沟,沿嘉陵江而下,从临江门爬坡上到大马路,看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被人抓住当扒手打,只听得孩子惨叫:“伯伯,我饿啊!”再到临江门大马路的茶馆里,看到有个叫化子,赤裸上身,用一块扁平的石头狠狠地砸打他自己,以求得人们的怜悯,给予施舍。所有这些惨不忍睹的景象,使艾芜难以沉默,写下了《流离》,副标题是“重庆街头速写”。

在孤儿院,使艾芜特别悲痛的,是在桂林时认识的一位青年朋友何雪松。

他思想进步。他的姐夫在国民党军队的“五总”工作。何雪松就来重庆,在“五总”当一个小职员,编辑刊物《五总》,每期编好后给艾芜看看。他知道艾芜生活困难,曾请人挑了大米送给他。夏天还送西瓜来。后来重庆解放,艾芜才知道,他已在关押他的中美合作所渣滓洞刑场被枪杀了。艾芜坐了解放军的车子,赶到现场,看到他那躺在地上已经烧焦了的躯体。

艾芜迁居孤儿院十三号后,常参加文艺界的集会。由张友渔、何其芳组织的半月举行一次的时事政治报告会,邀请民主党派人士参加,艾芜也被邀请,每次会后,招待吃饭,使他认识了许多民主党派人士。晚上,又到邓初民任校长的社会大学这所夜大学教书。这使国民党特务组织把艾芜划入民主同盟,写上黑名单。这是解放后,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公安部在国民党特务组织的黑名册子上查到的。

艾芜迁居孤儿院十三号后,与何其芳的接触最多。

艾芜常去曾家岩周公馆找何其芳,何其芳也常到孤儿院找他。当时邵荃麟在武汉工作,有信给何其芳,都寄给艾芜转交。有一次,何其芳一面看信,一面高兴地说,老邵已在武汉找到了“老伯”。“老伯”是指党组织。

当时的何其芳,充满信心,认为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一定会成立。他对成立联合政府后的文艺工作,作了多方面的安排。比如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四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简称“全国文协”)后,全国文协重庆分会,由沈起予出面主持。召开文艺界的什么会议,也由沈起予出面。何其芳与重庆《新民报》联系,创办副刊《虹》,由柳倩主编,专门刊载诗稿,作为重庆文艺协会会刊之一。又与重庆《大公报》联系,创办《半月文艺》副刊,由艾芜主编,作为重庆文艺协会会刊之一,只支付发表费,不支付编辑费。

艾芜承担了《半月文艺》副刊的主编后,即向会员约稿,字数不够时,自己写些短稿补充,编好的稿件交给《大公报》编辑罗承勋,由他设计版面。

何其芳希望艾芜留在四川,等到联合政府成立后,《新华日报》迁往南京出版时,将租用轮船,把印刷机器运去,那时把他一家人接到船上,送往上海,去上海工作。上海的文化人比较集中,书店出版社多,发展的条件好。艾芜也曾在周公馆的徐冰办公室里看到过共产党提出的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名单,其中有中共党员,也有民主人士如郑振铎等。

此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新华日报》被封闭,何其芳等被迫撤往延安。

但是《半月文艺》却没有停刊。这是因为它是以《大公报》副刊的面貌出现的,既不标榜全国文协重庆分会的会刊,也没有署名由谁主编。

一九四七年夏天以后,蒋介石加紧对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镇压,艾芜也上了特务的黑名单,不得不随重庆育才学校的教师,乘客轮前往上海。因为复员东去的人多,船票难买。他们托人找了关系,才买到“活统”票,即四等舱的船票。

几乎白天黑夜,艾芜都坐在舵工室门外的甲板上。第一夜,有坐处无睡处,幸亏同行有三个伴,可以腾出一点地方,勉强轮流着睡觉。也就是说,每一次,总是三个人坐,一个人睡。而睡的地方,是紧靠着船栏的边上,躺下以后,必须用手挽住铁栏,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江去。艾芜担心掉到江里,不敢睡。坐“活统”的人,没有固定的铺位。要碰运气。如果先上船,可以出钱买个空地方;如果后上船,出钱也买不到铺位,只能在过道上找个坐下来的地方。过去只有“固统”(有一定铺位),因为复员东去的人多,船票供不应求,才创造发明了“活统”票。不但客人诅咒,连船上的茶房也在骂。第二夜,大家想出个办法,把捆行李的索子解下来,拴在船边的铁栏上,把那些可以掉下人的一条条横向的栏条空隙,用索子上下拦住,睡的时候,人就靠在索子上。但是轮船不停地前进,铁栏不停地颤动,身子的重量压在索子上,有可能压断索子,或使索子移动,让睡熟的人掉下江心。据茶房说,先前确有客人掉到江里,他叫大家小心。艾芜没有冒这个险,三个夜晚都没有睡,只是坐着。

船上的伙食倒是不错,每日三餐,每桌八人,每餐四菜一汤。可是坐“活统”的人,只能把菜放在甲板上吃。由于艾芜坐的过道,是通往厕所和盥洗室去的必经之路,所以皮鞋拖鞋不免擦着菜碗汤碗而过,有时还要你拿着碗筷的手让一让,叫人一口饭分几次咀嚼。特别是因为“固统”的客人先开饭,轮到“活统”的客人吃饭时,正是“固统”的客人忙于去厕所大小便、去盥洗室打水洗脸的时候,来往特别频繁,令人啼笑皆非,以致经常发生争吵。

另一种争吵是在上下层之间。上层坐“固统”的人,吃罢了饭,茶房收拾碗筷时,往往不管碗里还有什么残余的菜脚或汤水,一律往江里泼去。有时上层的客人为了自己方便,把洗脸水或尿水泼往江里。可是风向一转,常使坐在下层“活统”的人,头上脸上身上,洒得满是余沥,不堪忍受,于是大声吆喝,把上层的客人奚落一番,而上层的客人一般不作回答,却变本加厉地继续泼洒,以示无声的抗议。这类争吵时有发生。

艾芜就是坐着这样的轮船来到了上海。

经育才学校教师的介绍,艾芜居住在上海郊区大场乡。

一九四六年夏,茅盾先生来上海后,给我介绍了一批作家,包括一些外地作家,其中有成都的SY(刘盛亚)、重庆的艾芜。我与艾芜通信联系后,他寄来了第一篇稿子,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艾芜的短篇小说《敲猪草的孩子》,就在我编的《文艺春秋》月刊第三卷第二期上发表。

艾芜在上海定居后,提着一个小布袋,从大场乡下到我工作的书店编辑部来看我。他交给我在重庆出发前写的一个短篇小说《都市的忧郁》。我和他头一次见面。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浅灰色裤子,短统袜,一双胶鞋,非常简朴。他的脸面黄黑瘦削,一双坚毅的眼睛,腰板挺直,看来比较精悍、健康,是劳动人民的模样,毫无书生架子。我们一见如故。那天我请他在福州路的一家全市闻名的美味斋菜饭馆吃红烧大肉百叶汤的菜饭。他谈了重庆和搭轮来上海的情况,谈得非常坦率而亲切。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艾芜的短篇小说《都市的忧郁》,在《文艺春秋》月刊第五卷第一期发表。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日,我以文艺春秋社出面,邀请重庆来的艾芜与台湾来的黎烈文,在南京路新雅酒家茶聚,请经常为《文艺春秋》月刊执笔的李健吾、许杰、臧克家、碧野等作陪,由翟立林、叶德馨录像,历时三小时。

大家不拘形式地谈了重庆文化界的现状、台湾新旧文化的交替、莎士比亚的翻译、老舍和曹禺在美国的情况、叶君健在英国出版的《山村》、郭沫若和周学普的两个《浮士德》译本、现阶段戏剧运动的趋向、中国作家的贫困和饥饿。这次茶聚的照片,发表在《文艺春秋》第五卷第二期上。

艾芜谈到了上海的生活水平远比重庆高:重庆和上海的物价大约是一与五之比,重庆的铅字排工费每千字不过数千元,而上海竟高达四万三千元。

上海吃一次客饭,相当于重庆吃两天的客饭。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日,在《文艺春秋》第五卷第三期上,发表了艾芜到上海以后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也是他的短篇小说的代表作:《石青嫂子》。

从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文艺春秋》第六卷第一期起,艾芜的长篇自传小说《我的幼年时代》开始连载,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日出版的第六卷第六期为止,全部刊完。此后,在这个刊物上,他还写了短篇小说《猪》(七卷一期)、《流浪人》(七卷五期)、回忆录《海》(八卷一期)。在我编的另一不定期刊《文艺》丛刊上,他写了短篇小说《田园的忧郁》(一九四七年十月)、散文《旅途通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日,我为香港《星岛日报》编辑《文艺》副刊(周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叶圣陶的《从梦说起》、何家槐的《青果》、艾芜的《在卡拉巴士第》、端木蕻良的《古文艺》。我把艾芜的作品放在第一篇。此后,他为这个副刊写了《旅情》(一九四九,十二,二十九)、《到柳州的第一天——乱世杂记》(一九四八,二,二十三)、《论黑人诗》(一九四八,四,十二)、《四叔父——怀旧之一》(一九四八,六,十四)、《山路》(一九四八,十,十八)等。在《文艺春秋》月刊上发表的《猪》和《海》两篇,曾在这个《文艺》副刊上同时发表。我编《文艺》副刊共六十期,编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为止。因为上海临近解放,上海和香港之间的航班停飞,稿件无法寄递。《星岛日报》的总编沈颂芳为我预购机票,盼我去香港工作。我因接到周而复从香港来信,暗示我留在上海,因此未去香港。

艾芜在上海逗留的实际时间,从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抵沪,到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搭轮离沪计算,不过半年。他在离沪前,曾到我家里看我,在一起吃饭时,他说他妻子蕾嘉即将分娩,家里无人照顾。如果重庆的政治条件不容许居住,准备三个月后,与蕾嘉一起,带着五个孩子,同来上海。

一九四八年一月中旬,艾芜回到重庆后给我写了第一封信,说他回到家里,妻子已经分娩十七天了。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六日出版的《星岛日报·文艺》副刊第十六期上的“文艺广播”栏里,摘录了艾芜来信中的一段:

……由汉口到宜昌的一段水程,风雪交加,极其寒冷。但从宜昌一入三峡,便不大冷了,一进四川地界,两岸斜坡,满铺麦苗胡豆,一片浓绿。远山则终天笼在雾中,若隐若现,颇为悦目,使人感到春天业已到来似的。……到家时,内子已生小孩十七天了,大小均安,这是使人感到愉快的。……

这封信,连同其他两千件左右作家书简,一直保留到文革时期被红卫兵抄家时没收,全文无法抄录。一九八二年春节,上海市公安局在清理文革时期抄家物资时,发现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等写给我的名片、书信二十八件,粘贴在几张十六开大小的白纸上,可能是作为我的“罪证”,在两千件书简中挑选出来并保留下来的。上海市公安局发现以后,通过上海市文化局转请市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同志,通知在青海已经平反并在任教的我,请人到上海领取。这时我才知道,我长期保存的两千件左右的作家书简,仅存二十八件,其它都已被毁。此后,在领取的二十八件“罪证”中,我发现艾芜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日从重庆寄给我的一页信,原文是:

范泉兄:

接读来信,您对朋友热情,极为感动。你生活亦靠写作,收入并不多,帮助沙汀兄,可不必勉为其难,因今天上海物价较内地过高,弟担心文化界友人,不易生活。至于说到帮助弟,这点不可以的。蒙您厚爱,只望《我的幼年时代》一书,催书店早付版税即可。

小时没有照相,只去年照的身份证照片,现寄上一张,不知可否合用?并望用与否,都请寄回为祷。白尘兄信,请代转交,谢谢。敬祝安好。

弟艾芜十一月十日

内附两信,烦兄转交为祷。

另照片一张

这封信里述及的内容,需要说明两点:(l) 一九四八年十月,我获悉沙汀从解放区回到四川老家,因患胃病(一说肺病),吐血多次,生活困难,我请艾芜转递我个人的一笔汇款给沙汀,并要求他不宣布赠款者的名字。(2) 为了缓解艾芜一家七口的生活困难,我把他在《文艺春秋》月刊上连载完毕的长篇自传小说《我的幼年时代》,介绍给中原出版社出版,信里说起他寄给我的“照片一张”,那是中原出版社向他要的,准备印在书里。

艾芜住在上海时期,我曾去看望他一次。那是一九四七年八月的中秋节前一天,我应《文艺知识》杂志主编王郁天的邀请,和许杰、戴望舒、碧野、谷斯范、孔另境等一道,到浦东大场去看望了他和何家槐。

艾芜住在《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的老家。这是在农村常见的一所旧式楼房。陆诒在外工作。他的母亲居住在这所楼房的前楼。而用木板隔开的后楼,很狭窄,实际上是从楼梯走上来到前楼去必经的楼梯间。就在这里,安置着十分简陋的写字桌,是一张从学校里借来的学生用的课桌,没有凳子,一张木板床的床沿作为凳子。艾芜就在这里居住,在这里写作。他的短篇小说的代表作《石青嫂子》,就是坐在这里写的。

何家槐是在附近的大江中学教书。

那天下午,天气晴朗。我们郊游以后,就在大江中学的操场上踢小橡皮球。碧野与我同年,都是勇于冲刺。与世纪同龄的许杰,已经四十七岁,还能轻松地跑动。艾芜已经四十三岁,既能奔跑,又能冲刺;比他年轻一岁的戴望舒,反而连连喘气,他说“跑急以后,心跳得厉害”。晚上,在大江中学的大天井里,东道主王郁天请我们吃饭。饭后,由农村的说书人吴文熙说了一部新编的唱词《陈公博》。夜宿大江中学的教师宿舍。第二天,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漫谈了年轻一代如何接受文学遗产问题、集体创作问题以及文学倾向问题。这次浦东郊游,由孔另境拍摄了许多相片,在《文艺春秋》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五日的第五卷第四期上发表。

艾芜离开重庆时,大公报社不知道,仍将读者寄给《半月文艺》的稿件转送到艾芜家里。艾芜夫人王蕾嘉,考虑到这是何其芳布置的工作任务,虽然带着四个孩子,而且还有身孕,还是勇敢地承担起编务,继续发稿,直到她分娩为止。

回到重庆后,艾芜专心创作。从一九四八年秋季起,他在重庆大学中文系任教。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

从一九四七年夏到一九四八年秋,这是艾芜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他在这段时间里写的短篇小说《石青嫂子》、《田野的忧郁》、《都市的忧郁》、《重逢》、《乡镇小景》、《暮夜行》、《小家庭的风波》,以及中篇小说《乡愁》、《一个女人的悲剧》等,充分反映了国统区人民群众对黑暗现实的反抗以及对和平与光明的期望。这些作品,都是作者创作中的精品。在写光明的问题上,艾芜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决不因为主题思想的需要而强加“光明”的尾巴,而是按照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写。从总体上说,他能认识时代,把握社会,形象地反映生活,正确地表现主题,在思想艺术上都已达到了新的高度。

五、在成都

重庆解放以后,艾芜被选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重庆市人民政府委员和市文联副主席,重庆市人民政府委任他为市文化局局长。但是他仍留在重庆大学任教,并任中文系主任。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他需要学习新事物。他每周抽出一天,到郊区去参加清匪反霸斗争,并参加了歌乐山的土地改革运动。市文化局他一天也没有去。1950 年春天,在全国文联的安排下,他与夫人蕾嘉一起,去东北鞍山钢铁厂深入生活,在一个平炉车间工作。一九五三年九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后,作为全国作协的驻会作家,他创作了长篇小说《百炼成钢》、短篇小说《夜归》、《初春时节》等。

他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艾芜访问了东欧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日,访问了波兰的华沙。二月二十七日到达莫斯科,三月十一日回到北京。那年冬天,他又应邀访问了苏联,到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几个加盟共和国参观访问。两度出国,艾芜写下了不少游记,后来结集为《欧行记》。

三年自然灾害后,在中国作协组织下,艾芜与沙汀等参观访问了云南边疆地区。这是他第二次南行,看到了原先苦难的劳动人民得到翻身解放的喜悦。他写下了《南行记续篇》里的作品。此后,他在大庆蹲点两个月,写了几个短篇。又去老家收集了红军活动的情况。四清运动开始,他参加了两期四清运动,准备写作长篇小说《春天的雾》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

文革初期,因为艾芜从北京迁来成都不久,一直挂着“专业作家”的牌子,不搞任何行政工作,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因此,文联的大字报很少牵涉到他,未受冲击。到了一九六八年春,造反派从三十年代开始,检查艾芜的历史,说他曾经写过文章,拥护国防文学,跟周扬一伙,围攻鲁迅。罪名大得吓人。但是面对大字报,艾芜有口难辩,不知怎样才好。

为了避免劫难,艾芜最初躲到成都大学,和持“红成”(指红卫兵成都部队)。观点、被认为比较温和保守的一些文联机关干部一起,在教室里睡地铺。后来另一派红卫兵要来攻打成都大学,便又躲到东郊的一家餐馆楼上。

在那里受到了冷遇,于是再搬到沙河电影院的三楼。

当时,宜宾市的头头刘杏挺和张西廷,起来造反,取得“826 ”造反派的拥护,“红成”反对。一九六八年,中央文革印发了文件,委派刘、张统治四川。至此大局已定:文联的“826 ”派获得全胜,有权斗争人和处罚人。作为“红成”派的艾芜,只得回到文联,准备挨斗。

“826 ”派首先斗争艾芜,说他是“反革命”,围攻鲁迅,罪大恶极。在大会场上,命令他跪在地上,承受一切侮辱。有一次在城建工人礼堂挨斗,被城建工人在腰背部猛踢一脚,几乎置人于死地,痛得无法忍受,腰干受了重伤,吃了一个月的“三七”才算止住了伤痛。批斗的规模一次次扩大。他们用枪杆子把艾芜押着,跪在台上不许挪动,把揪斗的缺席对象如沙汀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扎了稻草人代替。一些造反派家属中的孩子,用稻草塞在这些挨斗人的嘴巴里,当然也塞在艾芜的嘴里。

经过数十次揪斗和侮辱以后,在一九六八年四月,文联的“826 ”派头头,把艾芜押到民主学院,参加“干部学习班”。学员全是省级机关干部,学习组组长是拥护刘、张的戈壁舟。担任辅导员领导学习的两个“826 ”派骨干分子,硬说艾芜拥护国防文学围攻鲁迅。到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七日,学习班结束,多数学员自由了,而艾芜与少数几个人,被押送到昭觉寺临时监狱,不给工资,每月仅发二十元生活费,家属被迫迁居到小屋子里居住。

昭觉寺的部分宿舍改为临时监狱后,由军人直接管辖。最初艾芜和另外六七个人关在一间房里,后来改为每间牢房关一个人。牢房日夜上锁,仅在放风时开启半小时,让犯人出来透透气。犯人关在屋里,不能自由走动,即使要喝水加衣,也得高喊:“报告,我要喝水。”“报告,我要加件衣。”“报告,我要尿尿。”经窗外的武装军人表示同意,说声“可以”后,才能加衣、尿尿,否则就得挨骂、罚站。白天如此,晚上睡觉也同样不得自由:

双手必须搁在被盖外面。可能是他们要防备犯人用自己的双手处死自己。每间牢房里,一到晚上,六十支光的电灯照得通明,卫兵从窗外望进去,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犯人想要自杀,也是无从下手。有时偏偏遇到停电,全副武装的守卫人员就立即叫犯人们起床,穿上衣服,坐在牢房外的阶沿上,每人面前点一支蜡烛,用烛光来监视犯人的一举一动。

在夏天,蚊子虽多,犯人的床上却不许挂蚊帐,以免妨碍监视。等到犯人的历史弄清楚以后,才允许点燃蚊香。艾芜不仅要交代国防文学的历史,还要交代在缅甸参加共产党、出席马共中央在新加坡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历史,交代量大,而且远在异国他乡,一时不易取证,被蚊子咬的时间最长久。

临时监狱规定,犯人家属每月可以探监两次,但不准携带食品,怕里面藏有毒药,便宜了这些罪大恶极的犯人。

在昭觉寺临时监狱的四年间,艾芜曾被拉出去批斗两次。一次是作为陪客,在斗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杜心源时,站在一旁陪斗,陪斗的还有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省文联主席沙汀。艾芜没有职称,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着:

“修正主义分子、周扬的黑干将”。另一次,是作为主角,被拉到大邑县安仁镇去批斗。那里集中居住着四川省文艺界的人士,由造反派主持,每天组织他们学习和批斗,批斗是为了能在“实战”中“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

那天批斗的,是已经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精神贵族”的沙汀和艾芜。

他们由武装警卫人员,用吉普车来回押送着,被作为全省广大文艺界人士的“反面教材”、“前车之鉴”。

在昭觉寺坐牢,虽然不常拉出去批斗,但是每天总是揣着颗忐忑不安的心,坐等着一声刺耳的呼喊:

“提审艾芜,有人来审他!”原来是各种大小造反派组织,也有一些外省市的,派遣专案组人员,深入牢房审问,要艾芜没完没了地回答提问,写材料。他曾写过一百多个熟人的材料,几乎天天埋头“写作”,回忆过去和这些朋友的交往。有时写得太简,或者太好,造反派想要捞到的油水捞不到,就痛加训斥,说艾芜极不老实,罚他重写,定期缴出“满意”的答卷。艾芜在一九八五年京西宾馆的宿舍里,和我谈起写“文革”材料时说:

“写了很多。不管造反派怎么吆喝,我总是实事求是地写。”停了停,他有些自得其乐地加上一句:“说来也真怪:凡是跟我交往、够得上命令我写材料的,都是些好人!”他没有给坏人写过材料。

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次,从北京派来了两个专员,要他写三十年代在上海文艺活动中现任新北京中央领导的事。这当然是指江青、张春桥。

他们不是艾芜的朋友,无从写起。但是两位专员非常耐心地“做”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思想工作,要他解放思想,无需顾虑,大胆提供材料。艾芜解说,当时参加左联的人,连住址也都是保密的,避免事发以后相互牵连;再说,他当时闭门写小说,不问外事,和他们没有来往。江青演的电影和话剧,他也没钱买门票,想看也看不到,提供不出任何资料。他们听了也无可奈何,终于空手而去。

在临时监狱里,除了忙于“写作”外,还忙于向最高领袖祷告祝福。早上起床,还没有洗脸,都要赶到最高领袖的像前,背几句语录,然后呼喊: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接着再要喊一声:“祝林副主席健康,永远健康!”然后才可以洗脸,收拾床被。过了一会,命令大家吃早饭的时候,又得赶到最高领袖像前,背语录,呼万岁,喊永远健康。喊罢才能吃早饭。中饭和晚饭也是同样的背诵和呼喊。到了晚上九时,命令大家睡觉时,在上床以前,再到最高领袖的像前,高呼万岁和健康。一日呼喊五次,天天如此。

但是有一天,突然通知他们不再祝寿了。牢房里的难友们个个吃惊,估计一定出了什么事,大家在放风时面面相觑,默不作声,却都心领神会。后来终于知道:制订这个祷告制度的“接班人”,已经“永远”不再“健康”了!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从此以后,除了偶尔还有“写作”任务外,住在牢房里的人,可以不再高呼,安安静静地看些家属探监时带来的书了。艾芜的夫人王蕾嘉,把四十多本的《列宁全集》和三十多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本一本地带进监狱给艾芜看。他在坐牢的四年间,把这些书籍通读了一遍。此外,还读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列宁的《哲学笔记》、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等。文学方面,读了英文本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这是和中文译文对照着阅读的。

在昭觉寺的生活,到一九七二年二月才结束。

那年七月,勤奋写作的艾芜闲不住在家休养,又去大凉山彝族自治州体验生活,两个月后回到成都,写了一部反映彝族人民今昔对比的中篇小说第一章,取名《高高的山上》,发表在刚刚复刊的《四川文艺》上。哪里知道,被“四人帮”控制的国务院文化小组在一九七二年出版的第三期《文化简报》上大事攻击,成都的《四川文艺》和一些大学《学报》,也发表署名文章,随声附和,对小说蓄意歪曲,横加批判。这使艾芜不得不再度中止创作,在家研究《诗经》,写下一些笔记。

我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平反改正后,青海师范大学把我接到西宁,在大学任教,并兼编一个全国发行的语文刊物。骆宾基告诉我,说艾芜写有不少研究《诗经》的笔记,我就写信向他组稿,并问他怎么会研究起《诗经》来。

他在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回复我以下一封信,说到“四人帮”一伙怎样围攻他,以及他是怎样被迫研究《诗经》的:

范泉同志:

信和书都已收到,谢谢!

一九八一年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近作》,其中有一篇论《诗经》的文章,曾在四川社会科学院的刊物《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过,是我研究《诗经》的第一篇作品,现寄你看看。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被押在狱中四年,一九七二年释放后,我去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调查访问,约有两月,回成都写了一篇《高高的山上》,发表在《四川文艺》上,国务院文化小组出的第三期《简报》,大事攻击(一九七四年)。成都的刊物,也随声附和。我只好研究《诗经》,写了不少笔记。有的整理成文章,有的还未整理。文代会后,我又从事创作,放下《诗经》。

得您信后,有些兴奋,打算创作之暇,再把有关《诗经》的笔记,整理成篇。现将研究《诗经》写成的第二篇(尚未发表),寄您看看,如以为可以发表,即请使用。否则,退还给我。还有第三篇稿子,正在整理。

我去年回您的信,还问一件事,就是《文艺春秋》还有存的吗?我曾经在《文艺春秋》发表一篇小说《敲(割)猪草的孩子》,至今没找着。

今年暑假您没有回上海么?我六月去北京开会,七月去庐山,才回来不久。祝身体健康!

艾芜

1982 年8 月6 日于成都

这封信里所说的《简报》,出版于一九七三年,不是一九七四年。信里所说研究《诗经》写成的第二篇文章,是指《江有汜——〈诗经〉新解之一》。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被粉碎。

艾芜的心情无比激动。在《四川文艺》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他明确表示:要重新提起笔,把被“四人帮”抢去的时间夺回来,用优异的创作成绩来报答党对他的第二次解放。

一九八一年二月,七十七岁的艾芜作第三次南行,不仅到了前两次到过的地方,还到了一些从未去过的地方,历时两月,行程万里。他写下了结集为《南行纪新篇》里的十三个短篇小说。

一九八○年四月,应日本文化界的联合邀请,作为中国作家访问团团员,艾芜去日本访问。访问团团长是巴金,副团长是冰心和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团员还有草明、公木、杜鹏程、敖德斯尔和邓友梅。

艾芜写了《东京日记》、《广岛二日记》、《宫岛印象》、《京都日记》、《奈良日记》、《在德岛》等系列游记,已经编入他最后一本文集《病中随想录》。

一九八一年五月,作为中国文联代表团副团长,艾芜又去朝鲜访问。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我带了研究生前往重庆、桂林、贵阳、广州等地从事科研,路经成都时,艾芜夫妇设家宴,盛情款待了我。当时他住在红星中路新巷子十九号《现代作家》杂志社的一个院子里,他住的是一间长形的厢房,那里既是他的卧室和写作的地方,也是他的会客、做饭和吃饭的地方。

那天他的夫人蕾嘉、儿媳王沙、儿子继湘等和他一起,忙了半天,做了大圆桌上放得满满的一桌菜,请我和我的两个研究生边吃边谈。我们三十多年不见,已经有些不认识了。那天我跨进大门后,只见一个脸色枯瘦的勤杂工模样的老汉正在打扫院子,我问他:“艾芜同志是不是住在这里?”他抬头一看,立刻丢掉了手里的扫帚招呼我:“啊!范泉同志,你可来了!我已经等了你两天了!”他连我们居住的旅馆房间也早已预订好了。

艾芜的穿着还是那样朴素,生活还是那样简约,而对待朋友却又是那样热情!

两天以后,原中共四川省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夫妇,设宴邀请我和我的研究生餐叙。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他俩潜至上海时,我曾与他们来往,掩护过他们。他俩邀请艾芜夫妇作陪。我们又一次会晤,并一同摄影留念。

一九八四年底到一九八五年一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我又第三次遇到了艾芜。这一次,经周而复倡议,由我和曹禺、柯灵、骆宾基、艾芜等九人为编委,筹备出版一个大型文学双月刊《东方》,由我去上海负责具体编务,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艾芜准备把他写的一个中篇小说《春天的雾》,先给《东方》发表。他在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写给我的信里说:

范泉同志:

您好!收到您的信(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我正在校阅拙作《春天的雾》。这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黄伊同志(小说组组长)寄给我的校样。我于本月二十四日校完邮寄回去。

我给他的信说,上海有家文艺杂志打算全文发表《春天的雾》。又问他何时出书。如果七八月才能出,那就先在刊物上全文发表,如果在五六月出书,那就选登一部分。等他回信时,再作决定。关于原稿有两份,一份是我写的底稿,一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请人抄的。我的底稿,在北京开会时,黄伊告诉我,已给昆明一家刊物要去,打算选登一二章。我现在去信昆明,要他们把原稿退我。因为改的太多,恐不便排印。等黄伊回信后,即索取一份清样(或抄写的稿子)再寄上海。

希望您离开西宁时,给我一信。

此致

敬礼!

艾芜

1985 年1 月29 日于成都

我在一月中旬到了上海。我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元化、中共上海市出版局党委书记宋原放联系,取得同意后,一面送呈书面申请,一面开始发信组稿。曾收到欧阳山、陈白尘(长篇自传第一章)、李辉英(从香港寄来)、沙汀、骆宾基等的长短篇小说和戈宝权的论文以及周而复的长篇小说(约定,稿未寄出)。艾芜的中篇小说《春天的雾》清样一份,也由黄伊同志寄来。后因上海市出版局局长王国忠不同意出版,《东方》流产,文稿分别退还。

一九八六年,艾芜创作的长篇小说《风波》,发表在《小说界·长篇小说》一九八六年的一辑里。

到一九八七年,艾芜完成了长篇小说《远山朦胧》的初稿(至今未发表)。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到一九八七年三月,获得第二次解放的艾芜,进入了创作的第三个高峰期。他先后创作了《山中历险记》、《南行记新篇》、《春天的雾》、《风波》、《远山朦胧》等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他还写了不少散文、游记、杂文和评论文章,开始写了有关《诗经》的考释。

在这段时期,出于对祖国当代历史的沉思和对农村社会前途的严重关切,艾芜通过《南行纪新篇》、《春天的雾》、《风波》以及《远山朦胧》等作品,揭示了极左思潮和封建主义残余对祖国和人民带来的危害。

六、在医院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六日,艾芜去四川广汉参观张人士家回来,感到不适,去医院诊治后,回家疗养。

一九八七年五月,因心脏病住院治疗。六月,在体内安装了起搏器。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七日早上,艾芜在家里走动时,因脑缺血,突然昏厥倒地,造成右侧股骨粉碎性骨折,当即送往四川省人民医院治疗。因为年龄大了,而且有心脏病,不能开刀,只能作保守性治疗,把碎骨捏拢接起。艾芜的学生刘竟程在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写给我的信里说:

……这次去成都,两次到艾芜家,一次到医院看他。十月十一日下午到艾芜家无人,第二天上午再去,见到夫人蕾嘉(她已是82 岁了),摆谈一个多小时,说艾芜于今年一月十七日早上在家里因脑缺血突然昏倒,大腿骨粉碎性骨折,当即送川医。因年纪太大,今年已满八十四岁,又有心脏病,安装了起搏器,为避免生命危险,只能采取保守性治疗,医生勉强把碎骨捏拢接起。当然,不可能接得很好。他睡了三个多月后,拄双拐棍勉强可以在室内平地移步,一直住医院至今,已是大半年了。我去看他时,他的右腿短了一节,行动困难。他经常坐在沙发上,专门雇了一个人照顾他的生活。

我们摆谈时,艾芜的头脑非常清楚,语言清晰,记忆力惊人,就是精神很不好,说话细声细气的,似乎很吃力,不能多谈话。

我说:“范泉同志十分关心您,去年我去上海时,曾多次问到您的情况。范泉同志说他曾写信问候您,没有接到您回信,很挂念。”艾芜听了,说他生病,身体不好,很多朋友来信都没有回,请您原谅,并要我代为写信向您致意。

我们在一起还高兴地摆谈到往事,特别摆谈到一九四七年他到上海后,住在大场大江中学附近。当时何家槐在大江中学教书,您到大场去看他们,和他们一起吃饭。您还送了他一支浪琴自来水钢笔。他说:“以前一直是写蘸水笔的,自从有了这支浪琴笔以后,我才第一次使用自来水笔。”他谈到这段往事,证明他不会忘记您俩的珍贵友情,他的脸上露出了喜悦,显得格外的兴奋。……

刘竞程是艾芜的学生,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八年,他在重庆的所属党组织遭到破坏,潜逃到上海,带了艾芜的介绍信来看我。我像接待艾芜一样热情地接待了他,在我家里吃饭,有时住宿。他找到了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的工作。上海解放后,他参加西南服务团,随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出发时我送给他一个背包,用红漆写了字:“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把被褥留在我家里走了。后来重庆解放,他找到了党组织,在重庆军管会工作,写信向我致谢。八十年代离休时,任中共四川省内江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专职主任兼党史办主任。一九八八年他来上海看我。我托他回去看望艾芜,向他问候,所以他寄来了这封长信。

艾芜的记忆力确实惊人,连四十多年前我送过他一支浪琴自来水钢笔的往事,还能记得。我却早已遗忘了。

艾芜不仅有惊人的记忆力,而且还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他住在医院里,常常在寂寞中耽于苦思冥想。有一次,他从人的感觉联想到人的创造力。他写下他的感想说,人是用五官感受到别的人和外界的事物,然后感觉到这些人和事物的名称和符号的印象(包括声音和文字符号),印象最多的,是人的面貌和表情。首先忘记的,是人和事物的名字。记得最久的,是人和事物的印象。他说:“人看见各种事物,会把它们组织成各种人的面貌,以及各种形象。蓝天白云会幻化为苍狗,杯弓会成蛇影。这可能是人的创造力吧。”他的这些苦思冥想,蕴藏着毕生实践的丰富生活经验。

艾芜卧病床席,经年累月,长期看着天花板和墙壁。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他能不浪费时间,而在被迫闲看中,勤奋思索。他更能联系文学创作,在卧病思索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他说,在看天花板和墙壁时,第一眼看了本来的形迹,是污点就是污点;但是看得久了,污点变了,有的像军人的脸,有的像小孩子的头。事实上,这第一眼的反映是真实的,后来的反映则是幻象。而这两种反映,有真实有幻象,倒是搞创作的人所不可缺少的。于是他联系过去的论点,作了修正。他说他过去提出的公式是:(1 )认识人生,研究人生,求真。(2 )评论人生,改革人生,求善。(3 )描写人生,求美。“这不够,还得加一句:创造人生。凡是从事写作的,尤其是写小说的,都明白,写作的人,都在写作的过程中,重新创造人物,创造故事和情节。发现人生的美。”他终于实事求是地纠正了自己过去的观点:不仅描写人生,还必须创造人生。

卧病床席,经年累月,也往往把病房玻璃窗外的树木花草,看成人形,而且变化多端,时而是老人的身影,时而是青年的头像。这种幻化,艾芜把它说成是“创造”,是再现许多人形的创造。因此,他说:“艺术就是利用这一再现,这一创造,进行文艺的创作的。”树木幻化为人形,再通过联想,艾芜又醒悟到宗教为什么大都产生在东方的原因。他说:“东方的森林茂密,宗教信徒大都在森林中修身养性,森林会给他们各种幻影。这些幻影能发展他们的幻想,也能使他们的认识发挥一生积累的各种印象、幻影和幻象。这是基础组织。”他又说:“他们所见的幻象,欺骗了他们,使他们认为看见了神灵,或者认为神灵对他们作了启示,他们继而向人民宣示,成为宗教领袖。”有时,艾芜的精神比较好,看了一些书报,就在病房的写字台上及时写下了一些读后感。比如有一次,他看到一则新闻,说两家人吵架,弄成两姓人斗争,记者称为“宗法社会复活”。艾芜则认为,这是由于大部分干部都在搞钱,农民有事找不上干部,只能找同姓人。他还进一步联想到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搞四清工作时,发现一个大队的干部,都在一条街上修了新房子,社员却没有。干部脱离群众。他认为这始终是农村的大毛病和常见病。

平时,在医院的孤独生活中,艾芜常常回想到青年时期阅读过的一些世界名著,写下了他“再认识”的感想。比如易卜生的剧作《群鬼》,他在三十年代读过潘家洵的中译本,后来又从英文本读过好几遍。他认为剧本本身有一个纰漏:“丈夫害了花柳病,同女仆生下的女儿,却又是健康美丽的,可以看出剧情有人工制造的痕迹。”再如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的剧作《少奶奶的扇子》,三十年代洪深译为中文,在上海演出。他认为剧本本身有个大漏洞:当少奶奶误认丈夫有外遇,抛弃孩子投奔自己追逐的男人时,却把丈夫祝贺她生日的礼物扇子带走。这是不符合生活逻辑的。一九九○年九月八日,他又写到对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的再认识。他说小说写一支游击队,遭受毁灭性的失败,最后留下十九人,却要在人民中训练出新的游击队,给人增加斗争的勇气。这才是现实主义。只写游击队的失败,带有片面性。而现在有人把这种片面性的现实主义,看作是主流,这是错误的。

艾芜在长期住院的一九九二年以前,健康状况稍微好一些,基本上坚持每天或几天写一段“文革”回忆录,数十字至千余字不等,还不遗余力地把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远山朦胧》作了反复修改。他的哲嗣继湘和儿媳王沙,在合撰的《病中随想录·前记》一文中说:

……这部近二十万字的作品,入院前基本成型,尚待完善。一九八八年冬父亲把它带到医院,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修改极其严谨,有时在我们看来,简直到了苛求自己的地步,哪怕是一个稍不满意的细微末节,也绝不轻易放过,删改增补反反复复。如此浩大的工程,于体魄健壮的人,也非一件容易的事。……

一九九一年夏天,我应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邀请,编了一本《文化老人话人生》的书,向艾芜组稿。他在医院里写了一篇《我是这样对付老年的》文章,还写给我最后一封信:

范泉同志:

您好!我在医院,将近三年。胸部安了一个起搏器,帮助心脏工作。其他小病也不少。

好多友人来信,我没有回答。您的信也没有回,请原谅。

这几天精神比较好,勉强写好您要的文章,现寄上,请改一改,再行发表。

祝您身体健康!

艾芜

1991 年8 月7 日于成都

我读着艾芜在医院里写的这篇文章,觉得思路清晰,字迹纤细有致,除了英文“tomorrow”少写一个字母“r ”外,其他没有什么差错。文章的格调高雅、乐观。他对生命进入老年,将要画上句号的事,十分平静,既听其自然,又积极争取尽可能自由地活动。他说:“年纪大了,可以继续作些研究工作。比如我研究《诗经》,偶有所得,亦很快乐。”他赞美孔子的话:“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他在研究、构思或回忆中偶有所得,有新的认识时,他就会愉快地记录下来。他不忘写作。他说:“有时回忆一些走过的地方,一些遇见的人,就会有新的认识,这能够引起写作的欲望。即使写了几百个字,或者几十个字,也是很愉快的。”在住院治疗的后期,艾芜还是凭着他顽强的写作意志,鼓足勇气,十分艰难地写下了关于验证《诗经》的读书体会,特别是对于一些《诗经》中字义解释的验证。

我在一九八一年主编语文刊物时,艾芜将他在“文革”后期研究《诗经》的一些笔记,整理出《江有汜》、《十亩之间兮》等单篇,寄给我发表。当时,他就把“歸”字解释为“婚配集会”。为什么?因为右侧“帚”,是指有穗带籽的礼物,是妇女献给神的祭祀礼物,在古代文字中屡屡出现,一直是代表妇女的。而古代的祭神集会,男女欢聚一道,都要野合,就当时的风俗说,这是非常正常、非常合理的,而且是进步的。《礼记》说:“非祭男女不交爵。”说明了只有在祭祀时的男女,才可以自由交爵,欢聚性交。再从左侧“■”和“止”看,“■”是指高处,“止”是表示正在进行。艾芜描绘婚配集合的过程说:“在高处地方,‘如歸’中的‘帚’,先要敬神、祭祀、奏乐,然后歌舞,或者比赛,再进行饮宴,最后散到山巅水涯,隐蔽之处,成双成对地野合。”他说,在云南缅甸老挝之间的崇山峻岭,结寨而居的爱尼族,仍然保留着这种婚配集会。

一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他读了伍仕谦的论文《论文字本义应于偏旁相从诸字中求征》,将“止”的本义解释为足趾,他不以为然,但是他看到了论文中所引“止”的甲骨文作“■”(甲600 )和“t ”(甲2486),为他以前解释的“婚配集会”找到了更有力的证据。他说:“t 、■是象形,又有象征之意。我以为‘止’是性交。”又说:“看了伍仕谦的论文,引用了两个‘止’的甲骨文,更证明我的诠释,不无道理。”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里,有不少古字,就像化石一样,要寻找它隐藏得很深的本义,已是十分困难。艾芜在住院的最后一些日子里,却留下了不少纸片,写的是《诗经》内某些古字的诠释。有些仅仅五十字左右,有些仅仅十多个字,也有仅写“胡逝我梁”四个字,什么也没有再写的。有些已经写出的,句子还不全,意思还没有充分发挥。所有这些,说明他在住院最后一段时期,如何顽强而艰难地与疾病作斗争——坚持写作到底。

继湘和王沙在《病中随想录·前记》中,描绘艾芜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时这样写:

一九九二年初夏,父亲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提笔已是万分困难。帕金森氏症的折磨,频繁的肺部感染,多数日子只能躺在床上接受治疗。但是,即使在这样极度衰弱的情况下,他却依然亲自动笔,支撑着病体,完成英文版《〈艾芜小说选〉序》、散文集《〈我和孩子〉序》。

只要能够握笔,疾病的伤痛甚至死亡,在他眼里,渺小如芥尘,微不足道。进入秋天,父亲已完全无力写作,望着离病床仅一步之遥的书桌,父亲的神情带着从未有过的无奈。他对前去探望的老友谈到《易经·鼎卦》时说:“‘鼎折足,覆公餗。’现在我长期住在医院里,像鼎折足一样,想做更多的事总是力不从心,只有耗费国家的钱财。但是,我仍然应该努力做些工作。”父亲就是带着“耗费国家的钱财”的歉疚心情,带着“努力做些工作”的高尚愿望,带着一颗干净得一尘不染的灵魂,握着笔管,走完了生命之旅。”那是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五日八时五十分,经医院全力抢救,控制住了他的肺炎后,因心脏极度衰竭而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八岁。

他在住院治疗的五年期间,反复修改了最后一部写革命英烈因出身不好得不到公正纪念的长篇小说《远山朦胧》,写下了十多万字各种体裁的随想录。

艾芜坎坷一生,漂泊一生。

他不怕坐牢,不就官职。他选择写作的道路,向往着通过文字的形象塑造,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受苦人申冤,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添砖加瓦。

仅以短篇小说统计,他一生写了近二百个短篇,其中解放后写的也有三十多个。虽然微薄的稿酬只能维持他多子女家庭的清贫生活,但是他义无反顾,仍以写作为乐。写作,是他生命中独一无二的选择。

他是苦了一辈子、写了一辈子的作家。

1995 年3 月1 日

附记:

一、艾芜一生的漂泊和写作活动,可以凝聚为七个板块,即在缅甸、在上海、在桂林、在重庆、在北京、在成都、在医院。“在北京”时期,因为忙于国内外参观访问或蹲点,并参加两期四清,加上三年自然灾害时基本停笔,除本文提到的作品外,写作较少,为压缩篇幅,不再另列章节。

二、关于艾芜去延安问题。三十年代周扬在离沪去延安前一天,对艾芜说:“你要去延安,可以找夏衍。”后来艾芜找到了夏衍,夏衍要他与潘汉年联系。他不认识潘汉年,没有去找。四十年代在桂林时,曾通知艾芜一个人去延安,不带家属。他认为妻子王蕾嘉也是左联盟员,应该同去。为了照顾家属,没有去。一九四五年春在重庆,叶以群通知艾芜,说周公馆的徐冰,已办好他全家去延安的手续。当时艾芜正写长篇小说《故乡》的最后部分,准备写完交给出版社后再走。经联系,得到何其芳同意。后来《故乡》写完,交群益出版社时,日寇已投降,再向徐冰、何其芳要求去延安,他们说,现在快要成立联合政府,延安的人也要出来,就不必去延安了。

三、关于艾芜夫人王蕾嘉同志。她的简历,见本文第二章。她在上海劳动大学念书时,曾与周立波同学。她不仅写诗,包括新诗和古典诗歌,还写小说。她的短篇小说《边地》和《离乡》,曾分别在我编的《文艺》丛刊第三辑(一九四七,十二)和《文艺春秋》月刊第六卷第五期(一九四八,五)上发表。她不幸于今年一月三日晨五时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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