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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王统照

王统照先生是一位淳厚朴直、言出必行、思想进步、热爱祖国的老一辈文艺战士。

一九四四年冬,我编《文艺春秋》丛刊的时候,经开明书店黄幼雄先生介绍,看望了这位文坛前辈,向他组稿。虽然我们初次见面,但他还是热忱地接待了我。他非常诚恳坦率,和我谈了处身于日伪统治下的上海,要办好文艺刊物的种种难处。他也谈到他自己,为了避免“麻烦”,蛰居一隅,用了许多惹不起人注意的笔名,胡乱地涂写了一些,给报刊发表。但他还是答应我在今后适当的时候,一定用真名给我写稿。

第二年,他离开了上海,从青岛写信告诉我新址,并说临行仓促,没有道别,表示歉意。他仍然答应我在适当的时候,遵照我的要求,不用笔名写稿。

一九四七年夏,我终于收到了他同时寄来的两篇文稿:《“五四”之日》和《追怀济之》,署名“王统照”,附信说,实践了他多年的诺言。第二年,一九四八年夏,又收到他的第三篇文稿《散文诗十章》。一九四九年初,收到了他最后一篇文稿——用历史题材写的短篇小说《狗矢浴》。

从《“五四”之日》到《狗矢浴》,使我清楚地看到王统照先生思想进步、热爱祖国、疾恶如仇的一面。

发表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文艺春秋》月刊第四卷第六期上的《“五四”之日》,是一篇针对现实、回忆过去,促进国统区蓬勃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的力作。当时,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从北平开始,爆发了全国学生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的爱国运动。一九四七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几十个大中城市,五十多万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并迅速获得工人、教师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支持。从五月到六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扩大到国统区的六十多个大中城市,形成了全国性学生运动的高潮。正是在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王统照先生在“五四”前三天,写了这篇文章。

《“五四”之日》,写了“五四”这一天青年学生们游行声讨的热烈情景。五四前一天,北大的学生代表分别到全市的大、中学校,通知明天中午十二点,集合到天安门开全市学生大会。第二天,即五月四日,作者随着中国大学的学生,到天安门参加了大会。有三五个学生在会上愤怒声讨了卖国官僚,全场掌声雷动。有人提议游行,坚决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质问“卖国贼×××部长”,得到全体学生“异口同音”的赞成。游行队伍从前门大街向东,到东交民巷西口,向各国使馆提交了请愿书,又到东单牌楼,再到赵家楼,呼喊“打倒卖国贼”等口号,并举火焚烧。这时大批军警赶来,枪棒交加,强行驱散了学生群众,还抓走了一批学生。这场斗争使作者第一次感受到群众力量的伟大,使他第一次热血沸腾,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深刻教育。

他说:“每个在行列中的青年都是人人怀着一片热爱国家的心肠,想把兴亡的时代重责毫不谦逊毫不犹豫的搁在自己的肩头。”赵家楼事件终于震撼了全中国。从那天起,正如作品的结语所说,“揭开了中国史的‘新’页”!

作者以满腔爱国主义的激情,回忆二十八年前的“五四”之日,正是为了要欢呼、鼓舞二十八年后的那些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青年学生们,以五四精神为榜样,在国统区掀起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运动,揭开中国史的另一个“新”页!

王统照先生写作历史小说《狗矢浴》的时间,是在“一九四八年末”。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十月十一日,又公然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下令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十一月十五日,伪国民大会正式开幕,通过了一部维护蒋家王朝独裁统治的伪宪法。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下令封闭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一切公开机关,强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人员撤返延安。三月十三日,急不及待地命令胡宗南指挥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兵力,向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进攻。四月,又纠集了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余人,在山东战场上发动进攻,妄图消灭我华东解放军,解除京、沪的威胁。与此同时,又演出了改组国民党政府的丑剧。十月,蒋介石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下令解散,其他民主党派也遭到迫害。

但是事实刚刚和蒋介石的愿望相反:到了一九四八年末,辽沈战役已经结束,歼敌四十七万余人;淮海战役也已接近尾声,围歼了黄伯韬兵团,全歼了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平津战役刚刚开始,却已解放了平津两市以外的新保安、张家口等重大据点。蒋家王朝险象毕露,已经面临覆灭的绝境。

正是在这个时候,王统照先生针对蒋介石的一系列倒行逆施,针对他的那种睁眼说瞎话的独裁统治,写了一篇题为《狗矢浴》的小说,寄给我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出版的《文艺春秋》第八卷第一期上发表。

小说一开始描绘富商李季荣归故里。当他走进家门时,遇到了一阵“旋风”,从大门内卷起,向村外窜去,只见它披着长发,全身裸露。但是家人并未见此怪物。于是经过家庭会议讨论决定,为了驱除邪气,取五姓人家的狗矢,化在浴汤里,让李季洗了个澡。此后他去燕都,与子之相爷谈论理政之道。李季献计:请相爷睁眼说瞎话,故意胡说一匹白马走出门去(其实什么也没有),迫使众人不敢说非。唯有如此,才能“令出无违”,不愁“燕国的臣、民、号令,不在你掌握之内”。正说到兴头上,相爷忽然醒悟,想起庄周的一句名言:“道在溺屎。”李季听了,倏的从席上跳起,又立刻坐下,连想到自己的狗矢浴,满心会意地伸伸脖子,连连点头称道:

“是呀,道在屎——溺!道在屎——溺呀!”这是非常明显地讽刺了蒋介石倒行逆施的独裁统治,讽刺了他妄图迫使他的“臣民”俯首帖耳地执行他“睁眼说瞎”的呓语,预示其覆亡的结局将指日可待矣。而采用历史小说的形式反映这类题材,这在当时,应该说是王统照先生明智的选择。他在寄稿的同时附信说:“时值残夕,唯寓意耳。”记得他在信里还说,如果喘病稍愈,准备继续给我编的刊物写几篇这类小说。

可是此后不久,全国解放,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发展山东的文化教育事业,再也无需继续写作寄寓式的历史小说了。我也因为组织抽调,从事工运工作,和他中断了通信联系。直到一九七九年,当我平反改正重新编辑刊物的时候,一位朋友把茅盾先生写给王统照先生的一页亲笔题辞(茅公写好后未及面交剑三先生)送给了我,并告诉我:王统照先生已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病逝。

写于一九五七年六月的茅盾先生题辞,是白居易的《新乐府·青石》。

在题辞的最后,写了以下一段话:

“一九五七年六月,剑三来京,出席人大会议。旋忽得病,入医院。以书告余,谓卧病半载,近稍痊,可力疾来京,借晤故人。不意出席大会一次,喘病复发,不得不入院治疗云云,并附一小本,嘱为题数字。故人之托,何敢重违,因书白氏《新乐府·青石》如右。白氏生于封建时代,故有‘慕为人,劝事君’之言。但在今世,‘君’亦可指人民,忠于人民,事人民。则白氏此诗,正亦未可以词害意也。剑三以为何如?”从茅公的这段话里,使我知道王统照先生(字剑三)逝世前的情况:曾长期卧病,喘病复发,一再住院。我推断,连年不能根治的哮喘一定会影响了他的心脏,终因心脏的不胜负荷而与世长辞。我年龄较小,又迫于当时的日伪环境,与王统照先生仅是一面之交,通信也不过十次左右(可惜这些信件在文革中都被没收),但是他在我编刊物的时候,曾经大力支持了我;他寄给我的那四篇极有份量的文稿,特别是《“五四”之日》和《狗矢浴》,深刻地教育了我,使我知道他的为人淳厚朴直,言出必行,行必有果;他对旧世界是那么疾恶如仇,而对促使新中国诞生的一切新生事物却又是如此热爱!

疾风知劲草。在时代的激流里,我终于越来越清楚地认识了王统照先生。

1989 年11 月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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