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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叶圣老
我和叶圣陶先生认识,是在他胜利复员回到上海以后。当时我在一家书店工作,
和他工作的开明书店相距不过数百步,因此常有见面和联系工作的机会。特别是因
为我在编《文艺春秋》月刊,总免不了经常去缠着他,要他写稿。叶老真正是一位
淳厚的长者,待人处事谦和慈蔼、诚挚热情,只要我每次说出组稿的理由,他总能
排除困难,有求必应。
一九四七年春,我向叶老反映:有些读者来信,问起怎样才算是一篇像样的作
品,内容和形式究竟应该怎样处理才好。叶老就根据我的反映,写了题为《一篇像
样的作品》的文章交给我,在《文艺春秋》一九四七年三月号发表。他在文章中指
出:首先,“必须是具体的有所见”,其次,“必须语言文字顺适畅达”,这样的
作品,“才可以比较像样”。这里的所谓“具体的有所见”,是指作者必须从具体
的生活内涵中汲取题材,提炼主题思想。
语言文字的“顺适畅达”是指表述技巧必须为广大读者所乐意接受。也就是说,
一篇比较像样的作品,必须有来自生活的真知灼见,而且要用群众乐意接受的形式
来表达。因此内容和形式必须统一。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朱自清先生在北平病逝。我在十三日早上见报后,考
虑到他在逝世前编辑《闻一多全集》时,曾将闻先生还没有发表过的遗文,一再介
绍给我,在《文艺春秋》发表,还来信表示,准备自己也写稿支持我。现在他突然
病逝,我深感悲痛,决定在刊物上作出反应,表示哀悼。
又考虑到叶老和朱先生既是同事,又在写作上是长期合作者,情谊深厚,由他
撰写悼文最为合适。因此这天上午,我送了约稿信,又去看望叶老,说出了我这次
组稿的理由,还要他当天交卷,因为《文艺春秋》的出版日期是每月十五日,而将
在八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七卷第二期早已印好,正在装订,为了悼念朱自清先生,准
备抢时间赶印蓝色插页,编在卷首。叶老获悉老友噩耗,心情沉痛,听了我陈述的
组稿意愿,就一口答应。当天下午,他写了两千余字的悼文《佩弦的死讯――悼朱
自清先生》,在下班以前如约交给了我,还附来先生的遗墨:写给叶老的一页信。
我用一天的时间完成了制版排校印刷的任务。在叶老的大力支持下,刊物终于照常
在十五日如期出版。这就是为什么在朱自清先生逝世后仅仅不过两天,每期总字数
多达十五万字的《文艺春秋》月刊,就已经发表了叶老悼文的原因。
大约在一九四八年冬到一九四九年初,上海文化界人士的处境日益艰危。为了
互通信息,在上海的几个进步期刊的编辑,定在每星期六晚上轮流作东,每次在不
同地点聚餐,互相交换一些有关解放战争和文化界意外遭遇的信息。参加聚餐的,
有《中学生》月刊的叶圣陶、徐调孚,《世界知识》半月刊的冯宾符,《观察》周
刊的储安平,《文艺复兴》月刊的郑振铎、李健吾。我是《文艺春秋》月刊的编辑,
也参加了聚餐。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观察》被查封,工作人员两人被逮捕。
不在现场的储安平幸免于难,但是再也不敢回青年会宿舍居住。大约在一九四九年
一月,他在参加了最后一次聚餐后,即潜离上海,前往解放区。郑振铎、叶圣陶等
也随后离沪赴港,转往北平。叶老在离沪以前,写下了在他毕生留居上海期间的最
后一篇文章:
《作者・读者》,交给了我,在《文艺春秋》第八卷第一期的“新春随笔”专
栏里发表。
解放以后,叶老在北京先后担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的领导工作,再也不回上海,
而我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一九五八年起,贬职青海整整二十年。一九七九年
二月平反改正后,青海师范大学将我接到西宁任教。第二年,为了广泛培养中小学
语文教学师资,要我兼编一本《中小学语文教学》月刊。
我从未编过语文刊物,不懂得应该怎样编才算是抓住编辑语文刊物的要害。
经过较长时间的思想斗争,终于怀着试试看的心情,我写信给叶老,向他求教。
当时我想:叶老年事已高,而且阔别三十多年,不知道他还能记得记不得我。
“我还记得您。”叶老复信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么说。而且他不顾割除胆结石后
体力尚未恢复、视力极度衰退的困难,给我写了五百余字的回信,满腔热情地指点
我语文刊物的编辑应该注意什么,应该怎样提高语文教师的认识,以及“教是为了
不教”的教学原理,等等。他的字写得很大,句号的圆圈不仅画得大,而且还有些
歪斜,圆圈都还没有收口,足见他目力不济,在一点一划地书写这几页信纸时是多
么艰难。可是他却不顾这些,在我编辑语文刊物的三年里,竟先后五次写了这样的
信,亲切地教导我,希望我能有所作为,做出成绩。后来我去北京拜望他。那天,
他的次子叶至诚刚巧从南京来看望父亲,是他把我从大门引进到客厅,边走边告诉
我:叶老写字,仅凭感觉,凭着习惯,“想当然”地写,因此只能用钢笔或圆珠笔
的硬笔头写;即使如此,他对所有来信,还一直坚持亲笔复信,不让别人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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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六年,我三次出差北京,每次总是首先去拜望叶老,倾
听他亲切的教导。每当我向他告别时,他总是不顾年迈体弱,坚持起立送行,站在
客厅的门口,举起颤巍巍的双手,拱手作揖,直到我走出院子看不见为止。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像叶老那样对晚辈如此慈蔼而谦和的长者。
一九八九年,当我最后一次在叶老家里向围着黑纱的叶老遗像和安置在鲜花丛
中的叶老石膏面型行礼告别时,我的思绪万千:我从哪里再去找一位像叶老那样有
求必应,不因我地位卑微而看不起我,不顾自己的体力目力极度衰退,在生命的最
后几年里仍然那么真诚而亲切的关心我、教导我的前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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