丐翁和叶老 丐翁和叶老，都是开明书店的负责人。他们都是我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 我和丐翁认识，是经《鲁迅全集》的发行人黄幼雄先生的介绍，时间大约是在 一九四四年初。 从一九四○年十二月起，在内山完造先生的推荐下，我开始翻译了日本小田岳 夫的《鲁迅传》。《鲁迅传》的作者小田岳夫，虽然在鲁迅逝世几个月后，到上海 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霞飞坊六十四号鲁迅先生的家里访问过许广平先生，但 是由于他对鲁迅先生的认识不深，调查研究工作做得不细，加上当时有关鲁迅先生 的研究、考证、回忆录等参考资料发表的不多，占有材料不够，有很多地方写得与 实际情况有出入，开掘鲁迅先生的思想境界也比较肤浅。但即使如此，内山先生还 是推荐给我，让我翻译，认为今后给创作鲁迅传的作者多少可以作为借鉴。 一九四四年初，《鲁迅传》的译稿在经许广平先生阅读、并遵照她的书面意见 作了修改以后，由黄幼雄先生介绍，连同原著一起，交给丐翁，请他对照原著，从 译文上，并从原著的一些叙事方面，订正错误。当时我也同去。 只见丐翁把译稿和原著略加翻阅，便毫不迟疑地一口应允，还热情地接待了我 们。大约过了两个月光景，我第二次去看望丐翁。他像见到一位熟识的老朋友一般， 很高兴地和我握手，招呼我： “啊，你来了！译稿我已看过。我们开明书店今后可以出版。”等我坐定以后， 他具体地说明了这部书的优缺点：优点在于简明扼要，缺点在于有不少因为是外国 人的观点，说得似乎不够恰切。然后他亲切地指出我译文的一个毛病： “有些语句，得意译。不能完全直译。意译了，反而能够表达原作的精神。” 他随便翻阅原著，念出原文，举了几个例子，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指出的毛病， 正是我长期来十分苦恼而没有解决的问题。自从上海沦陷以后，我长期失业，开始 了文字翻译工作。我曾翻译过川端康成的《文章》、岛崎藤村的《断片》，过分地 以忠于原著为教条，对一些含义复杂、语法结构极其繁琐的语句（有些语句甚至不 符合语法规律），总觉得很难用汉语来表达得完善，事实上也的确处理得不好。经 他这一指点，使我豁然开朗。此后我又翻译了朝鲜作家张赫宙的《朝鲜风景》和《 黑白记》，就按照丐翁的教导，不仅突破了不少难点，而且还大大加快了翻译的进 度。 拙译《鲁迅传》的出版，已经是在日本投降以后的一九四六年九月。当徐调孚 先生把我的译稿和清样派人送来，并附信要我最后校读一遍时，丐翁已经病逝。但 是当我打开纸包，把我的译稿一页一页地看去，赫然呈现在我面前的，竟是丐翁不 止一处地代我修改的手迹！这使我回想到一九四四年第二回看望丐翁时的那次教导。 他指出我译文的毛病，却为了避免我丧失信心似的，没有把译稿退还给我，而是由 他自己耐心细致地一一修改。这要花费丐翁的多少时间和精力啊！丐翁教导我的， 不仅是他的诲人不倦、扶持后辈的精神，而且还有这种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工作 态度。但正是这样一位淳厚的长者，我再也不能亲聆他的教诲了。我禁不住感动得 热泪盈眶，终于在译本的扉页上，写下了“谨以此书献给夏丐尊先生”的几个大字， 并在下面写了四行小字： 我流了感激的眼泪，翻看着留在译稿上的夏先生的手迹。想不到这个集子出版 的时候，夏先生已永远不再和我们见面了…… 认识丐翁是在沦陷了的上海，认识叶老是在胜利后的上海。 那时我在一家书店里工作，和叶老工作的开明书店，相距不过数百步，因此常 有见面和联系工作的机会。特别是为了推荐一些新人的作品，他经常写信给我。为 了约请他写稿，我也常到他书店，有时到他家里，他总是热情接待，有求必应。《 一千五百种现代中国小说和戏剧》的编写者善秉仁来到上海的时候，我和叶老都参 加了茶聚，并合影留念。一起参加茶聚并合影留念的，还有徐调孚、梅林、孔另境、 臧克家、赵景深、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