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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与胡风

一九八一年夏,赵景深先生寄给我一篇文稿,说曾寄给杭州的《语文新圃》,孙席珍认为是新文学史料,很有价值,但与语文刊物“不大对口”,因此转寄给我,并郑重声明:“您如认为也‘不大对口’,请寄还给我。”当时我在青海师大任教,并兼编一个语文刊物。我读了他附寄的文稿,题目是《茅盾给我的两封信》,文章主要记叙了两封信的基本内容。

署名“玄”的第一封信,写于一九三○年七月三十日,说有留学东京大英文学研究院的张光人(作者按:即胡风原名),“拟以译品数种求出版地”。

接着用英文开列了四种书名和作者,然后说:“因为译者目下需钱用,请兄尽力帮忙,期此数种内必有一二收购。至于译事,弟可以保证。”署名“玄珠”的第二封信,写于同年八月八日。那是在茅盾接到赵景深同意先收购高尔基的“Bystander”一书后写的。他说“By-stander 一书,张君尚未动手译,如果北新要,则可以先译。”文章最后说,由于北新书局因出版蒋光慈的书而被封,收购成为泡影。

但从茅盾的两次来信看,证明他巨眼识人,信任青年胡风的译品,敢作担保,并热情帮助他寻找译品的出路,这是值得我们称颂的。

我读了这篇文章后,觉得这是一段珍贵的现代文学史料,跟我编的语文刊物确实“不大对口”。但是我考虑再三,不愿割爱,回复作者一封信,说“可以对口,只要把焦点放在信任胡风一点上,与鲁迅先生对胡风的信任联系起来写。因为我在这个刊物里,已经辟有‘纪念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系列特辑’,全年十二期,每期有三四篇纪念文章发表,大作改写后,可以编入特辑。”半个月后,收到了改写后的文章《鲁迅·茅盾·胡风》,副标题仍是“茅盾给我的两封信”。文章说,看到了本刊今年第四期上李何林的《谈“神化鲁迅”问题及其他》一文,说鲁迅晚年相信胡风,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胡风在一九三三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驱逐回国以前,是日本共产党员。回国以后,他参加了革命的文艺运动,同国民党反动派作过斗争,在“两个口号之争”期间,对革命文艺运动做过好事,有过贡献。无独有偶,在一九三○年时,茅盾早已对青年胡风十分信任,有信为证。这样赵景深就引出了茅盾写给他的两封信。

文章对了口,终于在“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系列特辑”里发表了。

1996 年1 月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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