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五题 在日寇投降后复员来到上海，又在白色恐怖中秘密离开上海，茅盾先生在沪居 住的时间，总共不过是一年又七个月。在这期间，他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 曾与夫人一起，前往苏联访问三个半月，因此居住在上海的实际时间，是一年零四 个半月。我有幸在这段时间与茅公同住一楼，能经常聆听他的教导，并在工作上得 到他的关怀和扶持，不少往事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这里只写其中与我有关的五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关于茅公复员来到上海和访苏的准确时间。 一九七九年九月，茅公在《自传》里说：“一九四六年春，我回上海。”可是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茅盾专集》第一卷上册里，由《茅盾专集》编辑组在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二年一月撰写的《茅盾传略》里，谈到抗战胜利茅公回 上海时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抗战胜利结束，同年冬茅盾到香港，次年二三 月间回上海，参加编辑‘中外文艺联络社’的刊物《文联》半月刊。”把茅公回上 海的时间，明确地写在“二三月间”。 其实，茅公是在五月下旬回到上海的。 我还清楚记得，在茅公夫妇到达上海的第一天晚上，我在“军之友”餐厅邀请 他俩吃饭时，那些由日本人高架栽培的迎春花花瓣，像金箔一般地洒落在通向餐厅 二楼的露天台阶上。这说明春天的步伐将要走到尽头，而覆盖在台阶两侧矮树枝头 的一片浓绿，正宣告初夏瞬即到来。 另一个证明是茅公到了上海以后写给我的一封信里所说的日期。这封信是回答 我能否撰写长篇小说在我编的《文艺春秋》月刊上连载的。他说： ……长篇连载目前尚不能动笔；来沪将一月，每日无事忙，朋友们来信都无暇 作复，似乎尚得过一时间，方能定心写作也。…… 这封信的书写日期，是“六月廿二日”。按照信里所说“来沪将一月”推算， 他来上海的时间，当在五月下旬。 第三个证明是茅公回上海后，首先为《文联》半月刊撰写《停刊启事》的事。 《茅盾传略》说，茅公回上海后“参加编辑‘中外文艺联络社’的刊物《文联》半 月刊”。其实这最后一期刊物，早已由叶以群编好，茅公只是作出“停刊”的决定， 并撰写了《停刊启事》。事情的经过，参见我写的《茅盾主编的〈文联〉半月刊出 版始末》一文。 从茅公才回上海就被迫撰写了以“六月一日”为写作日期的《〈文联〉停刊启 事》这件事，也可以证明他是在五月下旬到达上海的。 第二件事，是关于茅公对我文学编辑工作的关怀与扶持。 在回到上海的最初半年里，茅公不仅为我编的刊物介绍了写稿的作家，还和郭 老（沫若）一起，教导我应当如何把刊物编得更加紧贴现实，反映人民的心声（参 见《记郭沫若》文）。为了支持我编的丛书，茅公交给我两部书稿：《文凭》和《 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我还记得那部《译丛》的封面，是由我设计的。这 是因为书名的字数过多，请人设计后写来的艺术字，反而觉得不美观，于是我异想 天开，尝试采用茅公书写的毛笔字，准备按封面容积作相应的艺术排列。我写信给 茅公，说出我的设计思想，还打算设计后送给他审定。茅公在九月十九日写了一页 回信，连同他校对后的书稿清样一起，交另境带给我。从茅公的这页信里所说： “不必送来我看，请尊裁夺可也”这句话看，他是完全信任我的。因此我按封面的 尺寸比例，大胆设计。过了一个星期，硬面烫金的《译丛》封面印出来了，看来倒 很别致，茅公看后还乐滋滋地盛赞我：“这是别出心裁的创造！”在回到上海的最 初半年里，茅公给我编的刊物大力支持，几乎每期写稿，先后发表的有：七月，翻 译A ・杜甫辛科的短篇小说《作战前的晚上》；八月，翻译N ・吉洪诺夫的短篇小 说《苹果树》；十月，《谈苏联战时文艺作品》、《鲁迅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十 一月，《谈杜重远的冤狱》；十二月，《寄语》。在《谈苏联战时文艺作品》的文 末，茅公标示了此文的写作时间和当时所处的国内国际异常恶劣的环境。他这样落 款： 一九四六年九月于上海。时则中国内战正烈，而国际的反动分子正在大肆嚣张， 意图挑拨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美苏战争，而压迫世界新兴的民主国家。 在同期发表的《鲁迅是怎样教导我们的》一文里，茅公写了八年抗战后人民依 然得不到胜利果实，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暂时败北，但中国沦为殖民地的危险却比以 前更甚，……这一切的一切，如果鲁迅活着，看到了，他会不会觉得意外？ 我想：鲁迅决不会觉得意外！因为鲁迅教导我们，要正视现实，要揭开那“浩 然巾”，看清那些“两面人”的藏在巾内的狰狞鬼脸，要钉那些“伪君子”的梢， 暴露他们怎样在锁了房门以后干着不可告人的丑事，要追究那些下台以后念佛的屠 伯们在台上时的凶恶，这才可以看透他的念佛还是为的想重操旧业……鲁迅全部的 遗教都是要我们莫存幻想，莫轻易乐观，莫轻信人家的美丽的言词，看人要从他所 作所为来下判断，看事要透过表面。 …… 茅公在这篇短文里，淋漓尽致地揭示了这个“民主”者“民”之“主”、诺言 即是食言的昏天黑地的时代。 mpanel(1); 茅公在十一月发表的那篇《谈杜重远的冤狱》里，分析杜重远受难的根本原因， 正是太轻信于人家表面上所扮演的那一套。在这个昏天黑地的时代，不能存在任何 幻想，看人要透过表面，看他真正的所作所为（参见《茅盾谈杜重远》文）。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五日，茅公夫妇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去苏联访问。 临行时写了《寄语》一则： 离开了这么多的敬爱的师友，虽然我是到温暖自由的天地去，我的心情是难过 的，我依依不舍，因为你们将在祖国度过阴暗的季候。谢谢我的敬爱的师友，为了 你们给我的友爱和鼓励。 《寄语》抒写了茅公当时的真实心情：祖国笼罩着一片阴霾！进步的文艺工作 者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茅盾夫妇在海参崴踏上苏联的领土，然后乘火车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先后居 住约一个多月，曾到亚美尼亚共和国、乔治亚共和国、乌兹别克和阿塞拜疆共和国， 以及列宁格勒、巴库等地观光，历时将近五个月，于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仍然 搭乘苏轮斯摩尔尼号回到上海。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茅盾专集》编写组在《茅盾传略》里说：“同年 （指一九四六年）底应苏联对外文协邀请，赴苏访问，次年七月初回国，写了《苏 联见（闻）录》等书。”这里所说的“七月初回国”是错的。茅公在一九七九年九 月写的《自传》里，说到访问苏联的回国时间，是在“一九四七年四五月间”。这 “四五月间”是对的。具体说，回到上海的时间是在四月二十五日。那一天，郭沫 若、叶圣陶等都到江海关码头上去迎接。我有幸参加了迎送。我还把孔另境拍摄的 茅公从斯摩尔尼号乘坐驳轮登岸时的一些照片，刊登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的《文艺春秋》月刊第四卷第五期上。同期还刊登了茅公夫妇与乌兹别克共和国的 人民艺术家（石刻）合影的照片和茅公亲笔题词的说明。 第三件事，是关于抵制国民党检查另办丛刊发表茅公文章的经过。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茅盾夫妇从前苏联访问回到上海。这时蒋介石已密 令“在今后一年内彻底消灭万恶之奸匪”，查封了进步报刊二百六十三种，并指令 胡宗南部向我陕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国统区”的上海，已经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 中。 茅公白天接待宾客，夜间整理访苏笔记，经常忙到深更半夜。7 月的一天，我 和戴望舒一起，与茅公闲聊上海的白色恐怖时，谈到写作难，编辑刊物也难，国民 党不仅全面发动内战，在“国统区”加强特务活动，还加紧报刊检查，从意识形态 上设置监控网络。我说我在资本家的企业里编杂志，只能听凭资本家把每期杂志付 印前的清样，送请国民党检查官陶广川检查。资本家还按月付给陶广川酬金，请他 高抬贵手。陶广川也真算是“宽容大度”，对已经拼版的文稿，一般不“枪毙”， 而是涂涂改改，有时心血来潮，加上几句，作为“照顾”。有些文章竟被“照顾” 得面目全非。这使编辑的人哭笑不得，不知应该怎样才好。 “人民的嘴巴是封不住的。”茅公说。他列举历史上的一些专制魔王，想尽办 法不许人民“诽谤”，远的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近的如清代多次残酷的文字狱， 但是到头来，灭绝的还是他们自己，人民的声音决不会绝响。 茅公翻阅着戴望舒赠送给他的一个译本《西班牙战争歌谣选》。他随便选择其 中的几行，念了一遍，然后说，这些歌谣，充分反映了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 艰苦卓绝的精神，对我们反内战、争民主的广大“国统区”人民是一种极好的鼓舞。 他说全世界有过光辉战斗历史的人民，无不流传着这种反抗暴政、要求解放的歌谣。 我国古代的歌谣“时日易丧，予及汝偕亡！”可以说是一个例子。现代诗人摄取这 种歌谣的特点，为新诗注入新的血液，壮大人民的呼唤，比如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 我国的蒲风、田间、柯仲平、艾青和马凡陀。 这次谈话以后，茅公写了一篇《民间艺术形式和民主的诗人》交给我。 我把文章编在八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春秋》月刊第五卷第二期上发表。但是 文稿的清样送审以后，却被涂改删削得面目全非，连“人民的嘴巴是封不住的”这 样的句子也被涂去。而这一句，在文内一再重复，恰恰是这篇文章的写作主旨。为 了不折不扣地传播茅公的声音，我与何家槐、孔另境等商议，不得不另办一个可以 不受检查的《文艺》丛刊，把这篇文章从《文艺春秋》月刊抽出，只字不易地发表 在丛刊第一集以钟敬文一首小诗题名为书名的《脚印》里。丛刊在一九四七年十月 中旬出版后，由另境送去，并说明茅公文章的曲折遭遇。茅公在接到赠书后，写了 以下一页便笺给我： 范泉先生： 为拙文被削而自费另办的《文艺》丛刊第一集《脚印》已转来谢谢。此刊从内 容到形式，别具风格，务望坚持。但连“人民的嘴巴是封不住的”也要涂改删削， 则此刊能出几集，实难预卜也。匆此即颂日祺。 沈雁冰 十月十四日 《文艺》丛刊后来共出版七集，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因接到丛刊稿件也须送审的 通知后停刊。当时茅公已在香港。他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况下，由地下党 安排，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非常秘密地离开上海的。 第四件事，是关于茅公在十二岁时写的作文为什么不能发表的原因。 在与茅公相处的日子里，记得有一天中午，我看到他正在自己动手，做饭炒菜。 我问：“沈师母到哪里去了？”茅公回答，说她去了老家乌镇。过几天沈师母回到 上海，和我闲聊时，无意中谈到她这次在老家发现了沈先生小时候的作文本。我喜 出望外，向她借来阅读，还抄录了其中的几篇，想在征得茅公同意后发表。 茅公小学时写的作文，主要是文言体的论说文，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论》、 《文不爱钱武不惜死论》、《青镇茶室因捐罢市平议》等。当时他才十二岁，但是 文章写得层次分明，论据丰实，逻辑推理严密，文笔流畅，转折自如，具有很强的 说服力。比如《青镇茶室因捐罢市平议》一文，说的是作者家乡青镇的茶室，因为 不堪缴纳警察捐而罢市的事。文章先肯定应该缴纳警察捐，后说明茶室业小资薄， 获利极微，已经承担了城镇学堂捐，再要它支付警察费，实在不胜负担。从而得出 结论：“警察之抽茶捐，事出苛求”，也无怪乎“茶室之罢市不从”！肯定了茶室 的罢市是被迫的正常行为。最后加上一句：更何况，警察所庇护的，是大商和富家， “则此款宜大商富家出之，又何必与小民缠绕不已哉！”这最后一句结语，好像是 一面镜子，反过来照澈全文，反证了警察捐不应强加于茶室，使说理更加透彻，论 断洒脱有力。 可是当我向茅公说明这些作文的特色，并征询他能否同意在刊物上发表时，他 却作了全面的否定。他说小时候作文，一味迎合老师的口胃，是“骗骗老师”的。 老师思想再新，总免不了带有故步自封的封建规范色彩，跳不出古文的老框框、旧 模式。他说当时他摸索到一种撰写论说文的规律：先肯定，后否定，最后综合，再 加添一条结语式的尾巴，引向论说主旨的最高境界。――这样写，老师一定会赞不 绝口。“其实这是一种新八股！”他毫不掩饰地自我否定。 我遵照茅公的意见，不再发表他小学时写的作文（详见《茅盾的少作》一文）。 第五件事，是关于茅公写给我书信中的四件，如何失而复得的经过。 胜利复员初到上海，看望茅公的人特别多，其中有抗战八年来没有再见过面的 老朋友，有在文教战线上需要业务联系的作家和教授，有向他组稿或访问的报刊编 辑和记者，也有邀请他去作报告的学生和文艺青年。当时我住三楼，茅公住二楼。 但是我在每天早上要去书店办公，晚上又在《文汇报》工作，除了星期天或特定的 约会，和茅公晤谈的机会不多。有时早些回来，想到茅公房间里去聊聊，可是走近 房门，常常听见里面不止一人的谈笑声，我就不得不中道折回，走上三楼，回到自 己的房间里。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常常写了便信，请沈师母转交。茅公的复信，有时交欧阳 翠转给我，有时给他的内弟孔另境带到书店交给我。从一九四六年六月到一九四七 年十二月，茅公写给我的信和便条，大约有二十余件。 茅公写给我书信和便条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有六个方面：一是关于他为我编 的刊物写稿的事；二是关于出版他的两部译作――丹青科的长篇小说《文凭》和《 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的事；三是关于他主编的文艺报道性半月刊《文联》 的文稿内容以及出版和停刊的事；四是关于他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准备与 夫人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