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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主编的《文联》半月刊出版始末 一九四五年冬季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孔另境带给我茅盾先生一封亲笔信,信里 说他夫妇俩将要转道广州、香港而回到上海,还谈到中外文艺联络社准备在上海出 版一个机关刊物,由他本人出面主编,叶以群负责具体工作,要我征询我工作的书 店总经理陈安镇的意见,能否承担这项出版任务。 中外文艺联络社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呢? 原来这个组织的前身是中国文艺通讯社。一九四一年,大批文艺工作者从全国 各个沦陷区汇集到香港,使香港的文艺界顿时活跃了起来。国内如重庆、桂林等城 市以及南洋各地报刊的编辑,都纷纷写信给香港的文艺工作者,要求支援文稿。为 了满足各方面的要求,为了向国内外传递延安的文艺信息,又能使各种不同性质的 文稿各得其所地寄递给急需发表的报刊,并可以在不同地区同时发表(一稿多用), 以增加作者的收入,经过大家商议,在一九四一年四月于香港正式创建了中国文艺 通讯社。事实上,它是党领导下的、各地报刊编辑和作者之间的一个互助联络机构。 当时和它取得联系的,有延安、重庆、桂林、曲江、赣州、星加坡、菲律宾、仰光、 荷印、美国纽约等地的报刊编辑和文艺工作者。通讯社一直工作到一九四一年十二 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 一九四四年,随着湘、桂的撤退,文艺工作者又向重庆集中。当时,在大后方 广泛开展的民主运动中,贵阳、昆明等地出版了不少期刊,那些刊物的编辑要求重 庆的文艺工作者支援文稿,于是又遇到了一九四一年在香港遇到过的同样的问题。 经过大家商议,一九四五年夏天在重庆正式成立了中外文艺联络社。这可以说是中 国文艺通讯社的继续。 中外文艺联络社的任务,主要是协调作者和编辑之间的供需关系,传播文化出 版信息,开展中外文艺往来工作等。在重庆时期,曾和延安、昆明、成都、贵阳、 西安等城市以及出版报刊的一些县城取得联系,并与苏联、英、美等国作了一些交 换出版物、译介出版信息等工作。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文化重心东移,中外文艺联络社准备在迁移到上 海的同时,出版一个机关刊物,以扩大它的影响。这是完全必要的。 我表示支持。 在接读茅公来信以后不久,叶以群同志拿了茅公的介绍信来,和我具体商谈了 有关中外文艺联络社计划在上海出版机关刊物《文联》半月刊的具体问题。 非常顺利,我向书店总经理陈安镇说明中外文艺联络社的性质以及《文联》这 个刊物的特色以后,正在谋求拓展业务的几位经协理,很快同意承担这项出版任务。 第二天,我约叶以群和他一起议定了刊物的开本、每期字数、出版周期以及稿酬、 编辑费等一系列事项,并签署了协议书。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一个十六开本、由 茅盾、叶以群主编、每期一个全张纸篇幅、主要用小五号字排印的文艺报道性半月 刊《文联》创刊号出版了。 茅公在创刊号上写了《发刊词》,说明这个期刊准备努力做到这样几件事: “报道国内外的文艺活动乃至一般文化活动的概况。介绍国内外出版的新书――主 要是文艺的。发表同人对于当前文化――文艺运动,以及文化――文艺活动中具体 问题的意见,同时并愿尽量刊登通讯讨论,以及文化――文艺界友人对于本刊言论 的商榷和批评。”此外,这个刊物还将“尽可能刊登短篇‘报告’、‘小说’以及 诗歌、杂文、漫画、木刻等等”。“同人们的最大愿望是使本刊能够善尽其:报道, 批评介绍,联络,交换意见的基本任务。”在创刊号里,茅公写了论文《八年来文 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写作的时间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日,地点在重庆,“写 于无阳光室”。这是一篇总结八年抗战时期文艺工作的优缺点,并指出今后应该如 何努力、完成什么样的任务的文章,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茅公首先指出八 年抗战是为了对外挣脱一切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加于我民族的政治的、 经济的、军事的侵略,对内解除封建势力和买办阶级对我人民的压迫而争取民主政 治。现在抗战虽已结束,这两大目标却还没有完全达到。茅公认为武汉撤退以前, 抗战情绪是高涨的;而武汉撤退以后,国民党政府一面消极抵抗,一面积极压制言 论,摧残民主,作家毫无写作自由,被迫形成三种倾向:一是与其不痛不痒地反映 最小限度的现实,不如干脆不写,转而写些最有现实意味,足以借古讽今的历史题 材;二是既然对于大后方和正面战场的现实没有写作的自由,那就写敌后游击区、 写沦陷区乃至“阴阳界”;既然不许暴露最有典型的罪恶,那就只好写“小城风波”, 写乡村土劣,写知识分子的苦闷脆弱;三是介绍世界古典文学名著,带有既不是上 阵厮杀的时候,就姑且研习兵法、擦拭武器的意义。事实上,大后方的这三种文艺 倾向,在国民党严厉的检查制度下,也不能正常发展。比如写历史题材的《屈原》, 在一度演出后就不能再演,《高渐离》则干脆不准上演。介绍世界文学名著,《铁 流》就被禁止,西欧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也遭到留难。至于反映现实的作品,那更 不用说了。但是总结过去,我们所处的环境虽然恶劣,从主观努力的程度上看,则 还有不足之处。比如武汉撤退以前,我们的文艺作品歌颂了人民的英勇,却忽略了 民主,没有喊出人民的民主要求,因而不能说是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而在武汉撤退 以后,我们的抗战文艺“即使能够更多地暴露政治上社会上的黑暗(这是事实上没 有做到的),但若不能充分反映人民大众的民主要求,则依然不能不被讥为回避现 实与立场动摇。因此从这一点看,茅公把八年来文艺工作的主要毛病,归结为“右 倾”,并且明确地指出今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文艺工作的首要任务,必然是 “配合广大人民的迫切的民主要求”。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茅公结合中国的革命实际,用“右倾”总结过去,吸取教 训,用“民主”号召未来,提出文艺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战斗任务。 这可以说是一篇矛头直指反民主反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檄文。 mpanel(1); 八天以后,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茅公又写了《谈歌颂光明》一文,发 表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出版的《文联》第二期上。文章指出在我们歌颂光明的 同时,必须暴露黑暗,抨击黑暗。可是在今天还有“颠倒皂白者”强迫人们歌颂莫 须有的光明而维护真正的黑暗。在歌颂光明的命令中,本身就包含着黑暗。因此, 文章告诫说:“天真的青年人如果以为他们只不许暴露黑暗而已,歌颂光明尚还可 以,那就上了当了。因为他们的所谓光明和我们的是不同义的。”为了支持《文联 》,扩大《文联》的影响,过了一个月,即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茅公又写了 《也是漫谈而已》的文章,对冯雪峰同志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上篇,在中 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左联”时期的思想斗争、统一战线问题和“大众化”问题 等方面提出不同的看法或补充意见。 一直到五月中旬,《文联》决定停刊时,茅公还为第二届的“五四”文艺节, 写了《新民主运动与新文化》的文章,指出今后的文化运动,必须配合民主运动, 而且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 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还有雪峰、以群、艾芜、袁水拍等。以茅公为首的 这些论文,都是倾向鲜明地指出了今后文艺工作争民主、争自由、反独裁、反内战 的方向。 在指明方向的同时,作为《文联》的一个主要特色,是发表了大量来自各地的 通讯报道和解放区的文艺信息。这是文化――文艺界人士如何争民主、争自由的实 际行动的反映。在《文联》第二期力扬写的《“政治协商会议”声中争自由的热潮 》一篇报道中,突出地揭露了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和倒行逆施。如曹靖华代表文艺界 发言说:“几年来,文艺界的痛苦,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检查制 度,非常没有道理。还用许多间接的方法,如控制交通、邮局扣留、命令禁阅等等 不合理的花样,来压迫作家。外国可以出版的书,中国不能出版;重庆可以出版的 书,外地不能出版。这些不合理的事,就是沙皇时候,也是没有的,是应该废止的 时候了。”洪深代表戏剧电影界大声疾呼:“今天,我们首先要争做一个‘人’, 因为还有不把我们当‘人’的人。”然后他用事实来揭发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 他说: “抗战初期,武汉失守时期,我们跟着政府跑到大后方来,有的在前方服务, 有的在后方努力,可是政府对我们怎样呢?第一,捐税奇重,商业捐税才有百分之 四,可是戏剧电影却是百分之六十。冬令救济捐了好几年了,一年收多少,收去做 什么,戏剧界一点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冬令捐税有三分之一用于冬令救济,其他 的都是酬劳弄捐税的人。再有看白戏,曾有公安局负责人亲自跑到后台去要票子, 而且还要在前排留两个位子,说要检查戏剧。一个政府领导下的团体演《黄花岗》, 竟然有两个巡长四个警察以检查清洁为名,一直站在后台不走。抗战胜利了,上海 接收了许多的戏院器材,我们还不能回去之前,就组织了一个什么中央电影服务处, 说制片自由,发行统一,不是党办,不是官办,而是中宣部中央摄影厂里一部分身 份不明的人弄的。 这样几个人就可以把戏剧电影都统统握在手里,一切非经过他们不可。有些人 真的是落过水的,给敌人做过事,可是现在也在上海负起戏剧方面的责任了。我们 千辛万苦熬过了抗战八年,将来还要到汉奸下面去讨一碗饭吃!”最后他一字一泪 地说:“希望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救救我们!救救戏剧电影界! 救救中国!”在解放区文艺信息的传播方面,直接间接的有好几篇。发表在第 五期上张大雷所写的《话说另一个文坛――访周扬》,就是一篇直接介绍解放区文 坛的通讯。通讯在说到解放区这几年来新作家的涌现时,仅小说一项,就列举了运 用民间语言比较成功的孔厥的作品,以及冀中的孙犁和山西的赵树理,他们都表现 出创造力,而赵树理在当时写得比较成功的作品,就有《李有才板话》和《郝小二 结婚》(解放前重版时改为《小二黑结婚》)。通讯还谈到了有关萧军、艾青、丁 玲、萧三、杨朔、陈学昭、成仿吾等的文艺和教育活动。再如第七期发表的《北方 文苑悲欢图》,报道了全国文协北平分会原来打算在“五四”举行纪念文艺节的庆 祝晚会,预定有金山、马彦祥的相声,张瑞芳等演出的话剧《正在想》,但因辅成 大学拒绝借用会场(当然是受国民党当局的指令)而被迫忍痛作罢,十分可悲。但 另一方面则恰恰相反,北平大中学生数百人通过封锁检查,前往解放区张家口参观 访问,受到了当地民主政府和各机关团体的热烈欢迎,由军区政治部和华北联大举 行欢迎晚会,并接待去人民剧院看戏,使他们第一次看到了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艺术, 第一次听到了雄壮伟大的抗战歌声。特别使他们感动的,是看到了民主普选的实况, 亲眼目睹人民群众是如何成群结队地参加自由的竞选的。他们还看到了张家口市街 的繁荣景象。他们返回北平以后,便写文章投寄民主刊物,出壁报专栏介绍解放区 一片生机蓬勃的实况,在当时广大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文联》是以报道、批评、介绍为主的刊物,但在七期中发表了五篇反映当时 血淋淋现实的短篇小说,它们是:徐迟的《怨》(第二期)、沙汀的《呼号》(第 三期)、刘白羽的《饥饿》(第五期)、徐疫的《兴文乡疫政即景》(第六期)、 艾明之的《春旱》(第七期)。徐疫的《兴文乡疫政即景》,是获得茅盾文艺奖第 一名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沙汀的短篇小说《呼号》,描写廖二嫂大吵大闹,向 乡长要她的男人,因为抽丁的时候,乡长几乎非常肯定地保证说:今年一定会胜利, “胜利了一定有你的廖二!……”可是现在胜利了,廖二却来信说:“他们九月开 往豫东,一走拢就同共产党打响了。……据长官宣布,大家要努力干,因为要等到 剿完共产党才能回家!……”这怎么不叫廖二嫂大吵大闹呢!她每天都要找机会大 吵大闹一阵。 逢到赶场,就吵得更厉害: “你们说清楚打走日本人就回来的!并没有说过还要打共产党人!”事实上, 一九四五年十月,国民党蒋介石一面签订国共会谈的《双十协定》纪要,一面却早 已密令各部队,准备向解放区进攻,部分地区则已经着手进攻,正如沙汀的小说《 呼号》所反映的。十二月,昆明的西南联大、云大、中法学生集会,遭到了国民党 反动派的袭击,造成“一二・一”惨案。 茅公和郭沫若等二十一人联名发表《重庆文艺界慰唁昆明教授学生电》。一九 四六年二月,国民党特务捣毁了我重庆的新华日报社。四月,国民党密令所部禁止 茅公创作的《清明前后》剧本的上演和出售。五月,国民党制定《维持社会秩序临 时办法》,严禁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一切民主运动,并封闭了党在北平主办的 解放报社。 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争民主争自由的《文联》,终于被国民党内定为共产党 编的刊物,非但不予登记,而且还被列为取缔的对象。刊物的发行人、书店的总经 理陈安镇是无党无派的,但他从董事长许晓初那里得到了信息(许晓初是中法药房 总经理,国民党员),并且告诉了我。 “谁说是共产党编的刊物!茅盾先生不是无党无派的吗?――这是谁都知道的。” 我说。 “是陶百川给许晓初带的话。陶百川也是好意,说是他听到的。”陈安镇有些 局促不安地说,“他说他们不会下命令,禁止出版。他们是会用其它办法,给我这 个发行人下不了台。我也说茅盾先生不是共产党,可是他们说共产党借了茅盾先生 的名义在编刊物。”“那么你的意思怎么办?”“请你和叶以群先生研究一下。” 第二天,我和叶以群研究以后,决定等茅公回到上海以后再商量。刊物暂不出版。 四月,茅公从重庆出发,路经广州、香港,处理了一些私事,在五月下旬到达 上海。 在到达上海的当天晚上,我请茅公夫妇吃晚饭,谈到了《文联》是否继续出版 的事。茅公介绍了重庆的政治空气,也介绍了广州、香港的文艺界情况。他要我通 知叶以群,先一起研究一次,然后再和陈安镇商议。 根据茅公分析,国民党在签订国共会谈的《双十协定》的同时,就已经暗中撕 毁《双十协定》,开始向共产党进攻。现在表面上似乎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可 以在刊物上抨击那些扼制民主和自由的人和事,传播解放区的一些信息,但这些都 会记在国民党备查的账上,立此存照,等到不久以后拉破了脸,公开反共,不认人 的时候,就会连本带利一起清算。茅公分析发行人陈安镇是有产阶级,那三个印刷 厂和一个发行所是固定资产,肯定会有思想负担。因此,现在既然已经被怀疑这是 共产党编的刊物,为了解除发行人的思想包袱,不牵连他,还是自动停刊为上策, 出一期终刊号,表示有始有终,作为结束。这是茅公和叶以群同志研究以后,告诉 我这个介绍人的。 三天以后,在陈安镇宴请茅公的宴会上,终于商定了《文联》自动停刊、出版 终刊号、由茅公撰写停刊启事的做法。参加这次宴会的,还有叶以群、孔另境、司 徒宗、吴天和我。吴天和司徒宗,分别是这家书店出版的《文章》月刊和《少年世 界》半月刊的主编。 在《〈文联〉停刊启事》里,茅公把停刊的原因,说成是由于“距离我们的理 想尚远”。他说: “本刊已经出了七期,这七期的内容,距离我们的理想尚远,虽然我们已经尽 了最大的努力。我们本来想办一个专门介绍新出的书刊,报道国内外文化动态的刊 物(这是我们在发刊词中已经说过的),我们也知道在目前的情形之下,这样的刊 物不容易办得好,但因有出版家赞助我们这宗旨,所以鼓勇一试。现在既出了七期, 而未能尽如理想,那么,与其敷衍,不如暂停。 这一期便是最后的一期。但我们仍信这样的刊物有其客观的需要,将来如果有 可能,还是打算再试试的。兹当停刊之际,我们谨对爱护本刊的读者,以及赞助本 刊的作家们和出版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的确,按照原来的理想,是要更加旗帜鲜明地反映广大人民迫切的民主要求的, 但是形势日趋恶劣,这样的要求显然无法做到。 茅公的这篇《〈文联〉停刊启事》,写于五月下旬在他回到上海以后不久,但 是发表时用了“三十五年六月一日”,这是他在给我的便条中特别加以说明的―― “因为刊物要到六月才能出版,刚巧取个齐头数。”写了停刊启事以后,茅公还为 终刊号写了一篇纪念“五四”文艺节的文章:《新民主运动与新文化》。这也反映 了他“有始有终”的思想。 “想不到我这次回到上海以后写的第一篇文章,竟是《停刊启事》,真是一个 不吉利的预兆,哈哈!”在一次闲聊时,茅公非常风趣地向我说了这句自我解嘲似 的话。他已经非常清楚:在今后一个时期里,摆在国统区进步文艺工作者面前的, 将是一系列更加艰难曲折的斗争。 回顾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积极准备内战,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和平,发表 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表示对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毛泽东同志还在一九四五 年八月二十八日亲自前往重庆,进行一个多月的谈判,终于签订了《国共代表会谈 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协定宣布:“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 的新中国。”可是国民党却把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的签订,作为掩护它发动内 战、向解放区进攻的烟幕。正是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文联》反映了广大人民的 呼声,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国民党的阴谋,指出了我们今后斗争的方向。究竟谁要和 平民主团结,谁不要和平民主团结,从《文联》反映的内容和它的被迫停刊本身, 也已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因此,虽然《文联》出版前后总共不过半年,但是它却 已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比较出色地完成了教育人民、唤醒人民的历史任务。 1985 年12 月1 日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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