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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导向 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下旬茅盾先生回到上海以前,我曾去拜望了从重庆先到上海 的郭沫若先生,对他在一九三七年一再从日本寄稿,大力支持我在上海编《作品》 半月刊的事,当面向他道谢,并赠送他新出版的几期刊物,请他继续支持我现在正 编着的《文艺春秋》月刊。 紧接着,在六月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我请郭老到我寓所便餐,邀请和我住在一 起的茅盾先生作陪。那天我把熊佛西先生送给我的一瓶“伏特加”打开来喝。郭老 酒量很好,而且饮酒以后更加健谈,说话滔滔不绝。他建议我编的刊物,要更加紧 贴现实,反映人民的心声。他说任何国家的文化艺术,都是人民大众集体创造的。 在文化艺术不断演进的长河中,文艺工作者的队伍总是不断分化:一部分向上,产 生贵族文学;一部分向下,产生平民文学。 这两种文学不断互相斗争着。贵族文学不紧贴现实,脱离人民;而被贵族特权 阶级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平民文学,却常常有很多来自民间的东西――为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乐意接受的东西。这是最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学。因此,他要求今天的文 艺工作者,必须向人民学习,紧贴现实,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思想,传播人民的心声, 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 茅盾先生同意郭老的意见,而且在饭后一起上二楼茅公的卧室坐定漫谈时,他 还给我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改革方案:在审稿组稿工作上,以建设人民文学为指导 思想;在文学理论工作上,要有人民文学的鲜明导向。特别是“导向”问题,大家 颇为重视地议论了一番。他俩希望这个刊物每期能有几篇短论,结合当前客观存在 的好的和坏的文学倾向,加以评论,挞伐坏的,鼓励好的,明辨是非。 我决心遵循郭老和茅公的教导,着手改革。我与当时在申报馆挂名工作的吴景 崧兄(中共地下党员)一起研究,并作出决定:除了在审稿组稿工作中注意掌握人 民文学的尺度外,从下月出版的《文艺春秋》月刊第三卷第一期起,开辟“文艺时 论”专栏,每期结合当时的现实,发表二至三篇短论,以树立人民文学的思想,匡 正种种不良的乃至反动的文学倾向。 我把这一思想理论斗争的任务,交给吴景崧兄负责。 在七月出版的三卷一期卷首第一次编发的“文艺时论”专栏里,共发表了三篇 文章:郭沫若的《文艺的新旧内容和形式》、湘渔的《论资本主义烂熟期的文化艺 术》和吴景崧的《我们仍然需要战斗性的文艺》。 郭老的文章是由我取来的,是一篇讲稿。文章的内容,是从文艺的新旧内容和 形式的对比,说到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应当是反映这个国家社会真正主人的文 艺,也就是反映人民大众的文艺。因此,今天的文艺作家应当眼睛向下,应当歌颂 人民大众的功德,表达人民大众的感情和希望。这就是不同于旧文艺的真正的新文 艺――人民文学。 郭老的这篇两千余字的文章,为“文艺时论”唱出了基调,无异是开辟“文艺 时论”专栏的一篇开场白。 另外两篇都是吴景崧写的。“湘渔”是吴景崧的笔名。那篇署名“湘渔”的文 章《论资本主义烂熟期的文化艺术》,批判美国的电影和通俗文学刊物,为了赚钱, 不惜运用五花八门的图像和文字来贩卖色情。由于二战以后的国统区,美国的黄色 电影和书刊充斥市场,因此它的毒害,已经广泛触及中国青年的心灵,不能不引起 我们的警惕,而必须采取措施加以抵制。那篇署名“吴景崧”的文章《我们仍然需 要战斗性的文艺》,主要是呼唤有良心的正直的作家们,要眼睛向下,看看我们周 围的血淋淋的现实,绝大多数人在饥饿线上挣扎,而骑在他们脖子上尽情享乐的人, 却只是极少数。因此文章指出:一切眼睛向上,只反映那一小撮过着天堂般生活的 人的文学,一切肉麻得像是梦呓一般的侍从文学,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也不是人 民大众所愿意接受的。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文学,是反映血淋淋现实的文学,具有高 昂战斗性和强烈正义感的文学,除了打击以人肉为食粮的、替主子说好话的帮凶者 以外,还要指导那些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们,如何去解除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束缚, 而把这个目前混乱得一团糟的社会,“弄得像样一些”。 文章是针对当时蒋介石发动内战,在文坛上出现一股御用的反共逆流,说什么 共产党是“奸匪”,说郭沫若、茅盾是“左翼帮凶的政客”,而予以不指名的迎头 反击。三篇文艺时论,异道同归于单一的鲜明导向――人民文学。 对于这一次的尝试,深得郭老的赞赏。记得那天下午去看望郭老时,他的几个 孩子正围着厅前的小花园里已经挖好的一个泥坑,灌上了水,把从外面取来的蝌蚪 放进水坑,观看它们自由自在地遨游着。孩子们的脸上、身上,涂了不少泥巴,却 毫不在意,还叽叽喳喳地议论纷纷,要挖一条支流通向那一米以外的水坑。他们要 看这些蝌蚪怎样摇头摆尾,打支流里游过去。我站着看了一会儿,就动手帮他们挖 支流,把水沟的表层用手抚摩得光光的,免得灌水以后水质混浊。正在这时,郭老 从里间出来,看到我来了,就把我叫到厅前的廊檐下,让我擦干了手,对坐在两张 靠背藤椅里,很随便地闲聊起来。他说:“三卷一期的‘文艺时论’已经看了,编 得很好。”他低声说,“作为期刊,就不能不反映现实,就得有时代感。”这是郭 老对我的鼓励。 我说我准备遵照郭老的期望,请好友吴景崧兄协助,把刊物办得像样一些。但 是出版这个刊物的书店资本家陈安镇,虽然无党无派,却毕竟是有产阶级,害怕在 政治上翻跟斗,落得人财两失。他经常告诫我,当前的形势变了(指国共破裂), 不像胜利初期,出版业者已经受到压力。接着,我把我们书店出版的另一刊物―― 茅盾、以群主编的《文联》半月刊如何受到国民党的压力,终于不得不宣告停刊的 内幕情况告诉了郭老。他听后不胜唏嘘。 mpanel(1); 他说他今后给我编的刊物写稿,一定会注意到这一点。他希望这个刊物能够在 这样荆棘丛生的环境里,排除困难,坚持进步,长期出版下去。 在这半年里,除了在十月份出版的三卷四期辟有“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特 辑”,邀请茅盾、田汉、萧乾、臧克家等十五位作家撰写“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 …”的专题外,其它各期,都在卷首编发了“文艺时论”专栏。 为这个专栏撰文的作者,有几个是化名,真正的撰稿人则是五位,即吴景崧、 李白凤、王亚平、林焕平和范泉。专栏的选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拉朽”,把腐 朽的东西加以曝光、批判;二是“催生”,指出我们的努力方向,鼓励新时代的伟 大作品的诞生。前者的选题有《用笔来揭发世纪末的罪孽》、《扫荡文坛新风花雪 月的倾向》,后者的选题有《论诗歌大众化的现实意义》等。 “文艺时论”一贯以犀利的笔触,朝着人民文学的鲜明导向,在催生和拉朽中 战斗。 但是郭老此后提供给我的稿件,则正如他事先暗示我的那样,为了有利于刊物 的生存,可以说是不直接涉及当前的政治,而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作者朴素的忆念 和思想。他在后来的五个月里,交给我的3 篇稿子是:《O ・E ・索隐》、《文艺 与科学》和《峨眉山下》。 《O ・E ・索引》是郭老阅读鲁迅《集外集》里的一首旧诗《送O ・E ・君携 兰归国》时,想起有关O ・E ・和鲁迅以及他自己间的往事,而随手写下的一篇散 文。O ・E ・是日本小商人小原荣次郎(Obara Ejero )的缩写。原来小原和他的 好友内山完造一样,都是跑中国内地的小商贩。内山最初是在中国贩卖日本出品的 “大学眼药”,开书店仅是他的副业。后来倒是因为开书店而出了名。同样,因为 小原在中国采购杂货去日本时,偶尔带了中国的兰草到日本去贩卖,结果歪打正着, 大受欢迎,大赚其钱,仅仅几年工夫,他在东京上野公园附近购置了兰圃,专们栽 培兰草,还出版兰花杂志,翻译中国的兰花典籍,成为日本的兰花博士。他把鲁迅 给他写成条幅的旧诗,装上玻璃匣,像广告一般地悬挂在店铺里。至于郭老,本来 与内山很熟,北伐前后住在上海时,还曾得到过内山的帮助。一九二七年二月亡命 日本后,郭老在上海所得的稿费或版税,总是由内山汇给日本的小原后转给他。因 此郭老和小原也很熟。但是郭老亡命日本后半年,被东京的警视厅逮捕,拘留在日 本桥警视署的拘留所里。当时,郭老在拘留所的另一独房里,看见了小原也被关押 着。这也许是由于抄家时发现了郭老和小原的关系。但是后来,出狱以后,小原和 郭老疏远了,连内山也有一个时期谢绝承担为郭老转寄信件或转汇稿费的义务。 另一篇《文艺与科学》,论述了文艺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科学是人 类智慧所达到的最高阶段,科学的精神就是排除主观成见,认识客观真理,更依据 真理,以处理客观或促成客观的进展,而使之服务于人生,以增进人类生活的幸福。 如以这种精神运用于国家行政或社会事业,则就是民主主义。文艺创作则是人生的 批判,任何创作都需要经过一道研究的过程。 生活体验也是一种研究。因此文艺工作与科学精神是分不开的。当然,现实主 义不能抹煞主观,真正的科学精神并不是纯客观的机械式的态度,它是“经过客观 真理的认识以养成主观定见之坚毅的操守”。科学正是养成主观的能动力量而不是 阉割它。文艺的主观必然要经过科学的客观才能养成。这就是文艺与科学的关系。 发表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号上的散文《峨眉山下》,则是郭老的一篇故乡回忆录。 郭老生在沙湾,是在峨眉山和大渡河之间。他在那里生活了十三年。十三岁时,他 去嘉定城念书。大渡河和泯江在城的东北隅合流而东行,北岸有凌云山、乌龙山、 马鞍山,与西南面的峨眉山遥遥相对。那里有很多名胜古迹。可是郭老在嘉定城念 书的四年间,只是常去凌云,未去乌龙、马鞍,连峨眉山也不曾去过一次。因此他 对故乡并不怀恋,只是峨眉山对他还保持着神秘性。为好奇心所驱迫,今后如有机 会,他倒很想去游游峨眉山上的金顶。 以上三篇文章,除《文艺与科学》隐约涉及政治外,另外两篇都是个人的感兴 之作,可以说是与政治无关。 在这半年里,因为郭老家离我住处不远,我经常去他家看望他,闲聊一些最近 发生的事,郭老总是推心置腹地与我谈了许多“不为外人道也”的肺腑之言。他说 他那篇《文艺与科学》的文章,也是他应一个文学青年团体的邀请,去给他们讲演 时的记录整理稿。讲演时,是涉及政治的,而且大大涉及政治;但是整理时,删去 了许多,基本上没有什么“棱角”了,才交给我发表。郭老接着说:“其实,只要 是文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不可能脱离政治――不是进步的政治,就是反动的 政治,绝没有不痛不痒的中间色彩的文艺。”停停,郭老又说:“就拿《O ・E ・ 索隐》一篇来说吧,看来像是不涉及政治的,其实说到了鲁迅,说到了鲁迅对小原 的态度,这就是政治。”他说鲁迅不像表彰内山那样地表彰小原,而是用“O ・E ・” 来代名,这就说明有着鲜明政治立场的鲁迅,已经看透了小原只是个唯利是图的小 商人,只知道利用鲁迅做广告,绝不是像内山那样,是一个有着进步倾向的政治头 脑的人。他说:“文章反映了这一点,也就是政治,是一种潜意识的政治。”国民 党没有注意到潜意识的政治,却对公开战斗着的“文艺时论”大为不满,向书店资 本家一再“忠告”,施加压力。为了在这昏天黑地倒行逆施的国统区给进步文艺多 留下一些园地,在征得郭老和茅公同意后,决定改变策略,从四卷一期起,终止了 “文艺时论”专栏的编发,而侧重于从文艺作品的整体内容上把握人民文学的方向。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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