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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五四时代青年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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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五四时代青年的自白

一只冒着黑烟的巍峨大舰,载着几百个满怀希望,浑身快乐,像春花才放的青年,自上海黄浦码头,向茫茫无际的太平洋出发,其中有一个渺小的我,一个伟大的吴稚晖先生。这就是一九二一年秋天,吴先生与李石曾先生在法国里昂,创立了里昂中法学校,在中国招考了一群学生,由吴先生亲自领导赴法的开场的一幕,也是作者认识吴先生的开始。

赴法留学的人经济状况都比留英留美的坏;那时正值欧战结束,法郎贬值,但自中国赴法,那笔旅费也颇可观。吴先生体谅到这一层,特与法国船长交涉,在四等舱特为我们开辟了一片园地。所有男女生都睡在统舱里,但与其他搭客的铺位略略隔离,男生用的是绳索,女生则用木板——好像统舱里另开了一间客房,因为女生人数不多,所以蒙此优待。吴先生和男生睡在一起,他的铺位正当女生客房的门外,我们朝夕进出都可以看到吴先生的尊容。

一张紫褐色的圆脸,两撇须角下垂的胡须,一对炯炯有光的大眼,看见他的人会把这位已近花甲的老人的年龄,缩短三分之一。他的身裁是胖硕的,但并不高,穿着一身不大合体的半旧西装,看去颇似一个“乡老”又似乎是工厂里一个“工头”,的确,吴先生在一般大人物中是最缺少所谓大人物气度的,他的仪表与他的谈话正相类似,一味率真,一味不拘绳墨,士大夫阶级的装腔做势的身份,和他们满口引经据典文雅高贵的谈吐,是他所最讨厌的。吴先生很早便是提倡手脑并用的一个人,在陈独秀先生所办新青年上写过《青年与工具》一文,曾赢得中国青年的回响。他陪着我们睡四等舱,一路上扫除房间、整理床铺、捆扎行李、搬运箱笼,一切有待于仆役的事都由他自己做,也教导我们做。然而我们这些学生虽说大都出自清寒之门,但既顶着一块“读书人”的金字招牌,便非摆出传统读书人架子不可,一个个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喝杯开水,也恨不得教人送来手上。说到“劳动”两字,当然更要视为畏途,吴先生虽对我们苦口劝喻过,并躬亲示范过,我们始终革不了这几千年相传下来的不良习惯。以我个人而论,还是这一次八年艰苦抗战,才把我从象牙之塔赶到十字街头。然而我现在虽说能劈柴、能种菜、能做一点木匠和泥水匠的工作,却还不能好好烹调一顿肴膳,好好洗清一床被单、一顶帐子、好好缝纫一身衣服、若非家姊和我生活在一起,免不了还要受女工的恶气。

这虽说是我自己天生的无能,但过去读书人的习惯其实深深陷坑了我。听说吴先生自随国府西迁以来,以八十之高龄,党国元老之尊贵,居然能够不用仆役,洒扫煮饭都由他老人家自己动手,岂不教我们愧死!一个人光阴精力有限,既要读书写作,对于家庭琐务当然不能兼顾,像我们现在舍弃应为之事而不为,整天在柴米油盐的漩涡里打滚,这种生活,我也不认其为正常,但老天既生我以两手,不能解决一身之事,一旦环境变迁,便闹得手足无措,有志气有骨头的人,咬紧牙关忍受,到倒下来完掉;或日坐愁城,长吁短叹,免不了心理变常。没有志气,没有骨头的人,就要与恶势力妥协,做出许多不利于抗战前途的事来;甚者投降敌伪,甘心作国家民族万世罪人。所以过去士大夫整天鼓吹“安贫乐道”,整天叫人“体认孔颜乐处”而偏把一双手笼在袖里,或蓄养着几寸长的指甲,矜夸为读书人的标志,那些话也就成了纸上谈兵。像吴先生这样,才算真能把古人的教训实践出来呢。

不能自己洗衣煮饭,还是小事,抗战并不是一万年抗下去,况所贵于文化进步者,以其能利用机械代替人的劳力,像我们现在俨然成了漂流荒岛的鲁滨逊,样样都要自己荜路蓝缕地来开创;或者恢复了我们老祖宗原始生活,一饭一粥,都须以无穷血汗换来,也就太缺乏做人的意味了。但科学之事非实验不为功,晏然高坐于书斋,凭脑筋里的空想去致知格物,如何能格出什么?中国科学不进步,原也害在“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那句话上,吴先生所写《青年与工具》一文,当时虽说曾引起青年界一点回响,但回响终于回响而已。若当时大家能把吴先生的话深切体认一下,我们现在抗战也不致于因科学过于落后,而吃这么大的亏吧。

到了里昂,吴先生把我们安置妥当以后,有时回英国他的家庭一趟,有时到比利时,德意等国替学校奔走。每到一处,必有致同学的公开信一封,详叙各地的风俗人情,文物制度,以及新发明的事物。千言万语,不外提倡西洋科学精神,而希望我们迎头赶上。他也曾在里昂中法大学对同学演讲过几次,他的话像是一股洪流,开了闸口,便滔滔滚滚地永远流下去,一口气讲两三个钟头。这样长的时间,也许会叫听众不耐烦,但吴先生的谈话,融贯中西学术原理,而以庄谐杂出之语调出之。妙趣风生,令人乐而忘倦。读吴先生的上下古今谈是愉快的,读吴先生的黑漆一团人生观更其愉快,然而听吴先生演讲,愉快应该加上三倍。因为我们除了耳朵溢洋着那大海潮音的妙奏,眼前还涌现着一个纵横挥霍,元气淋漓吴先生的法身!

吴先生抱了为国育才的目标,又抱了沟通中西文化,促进中法友谊的宗旨,不辞辛苦,在海外设立许多教育机关,叫中国青年去读书求学,然而他所得于青年的报国却是出乎人情之外的恶劣,简直可以说叫人万分愤慨。虽说为群众服务者照例要领受这一份荆棘冠和十字架,然而也是那时代青年过于狂妄无知所酿成的结果。当时我也是那些狂妄无知的青年之一,曾做了一点大对吴先生不起的事,于今回想起来,只有疚心,只有好笑。吴先生始终爱护青年,原不以此芥蒂于胸;而且时过境迁,我们也已无恳切向吴先生表示忏悔的必要。但自五四运动以来,青年误解个性自由的真义,而蹈于狂妄无知之过者,至今流风未泯,那么,我以过来人的资格而向青年说这句话或者不是毫无意义的吧。

五四运动之起,像一股初出三峡莫可阻拦的奔流,动摇了数千年来封建的壁垒,冲决了最森严的礼教的藩篱,打破了蒂固根深的传统习惯,于过去的制度典章,历史上的圣贤豪杰,都要重新加以估价,而估价的结果,总觉得都是一文不值。那时个人主义大昌,人人以发展个性为唯一要求,个性发展到了极度,则以叛逆为美德,以反抗为勇敢,以破坏为当然手段,我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都是这个时代思潮冲激震荡出来的人物,学问虽谈不上什么,经验也异常贫薄,但上述这些论调却早跟着时贤之后,听得惯而又惯了;自己谈话写文,开口即至,摇笔即来,也熟而又熟了;而且居然认为天之经,地之义,谁敢反对,谁就是思想落伍,并可以说是不齿于人类了。带着呵佛骂祖,抹煞一切的“狂”,抱着壁立万仞,唯我独尊的“妄”,与生吞活剥,一知半解的“无知”,到了自由平等先进之邦的法国,以为我们的个人主义,更可以发挥尽致。不意法国之一切,并不如我们所理想,他们传统威权倒是很大,青年很讲究服从,我们闲与法友谈起我们的思想来,他们每每点头赞叹道:“你们是太前进了!”如果在现在,我们听了这句讥讽的话,也许会引起一点反省,但在当时却反洋洋得意。我们比自由平等的法国人还要前进,岂不光荣吗?譬如吴稚晖先生办中法学校,虽有学生数百之多,吴先生对于我们的前途却并不抱如何的奢望,他曾和他几个亲信人说,将来能出得一个“胡适之”,也就不枉他一番办学的苦心了。但我们听了这话,竟大不以为然,我们不但人人都将成为胡适之,而且还要胜过胡适之,因为那时候,五四思潮已转了方向,而趋向于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成了我们所崇拜的偶像,胡适之在我们眼里早已变成过时人物了。又譬如那时我们在国内读了几本什么爱伦凯的恋爱论,都成为恋爱至上主义者,男女社交更要讲究要绝对自由。听说吴先生家有男女公子数人,而家教甚严,不许自由交结朋友。有某男同学对他某位小姐献了点殷勤,便大遭吴先生之白眼。一回,那男同学又赠他女儿以鲜花一束(或者还附了一封情书),他老人家竟勃然大怒,赏了那鲁莽青年一个耳光,挥之大门之外,从此再不许上门。这话教我们听了,不唯当做笑谈,而且深为惊讶。于是我们批评吴先生说他究竟是半路出家的新人物。他接受先进各邦的思想,敢于革满清政府的命,但他脑筋里还保留中国传统的观念,所以不敢革旧礼教的命。现在我们也已忽忽到了中年,阅历已比前加深,对于五四以来青年由盲目冲动所闹的恋爱悲剧,所见也已不少,才知吴先生那种持重的态度,是为人父母所应该取法的。字典和人类良心上所有“爱戴”、“尊敬”、“感激”那类字眼,到唯我主义面前,照例是不能存在的。吴先生虽是革命元老,思想界先辈,我们却并不知如何敬重。吴先生虽费尽了苦心与劳力,把我们弄到外国,给我们一个优美安适的读书环境,我们却认为理所当然,对吴先生并无半点感谢的表示。吴先生初见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各国劳工缺乏,以华币折合贬值的法郎,又可以得到许多便宜,遂与李石曾先生等发起勤工俭学运动,领导上千的清寒子弟赴法留学。然而这些青年学生原属于“酱缸倒了酱架不倒”的中国读书人,哪肯流汗出力去做工人的事?他们到法后,只知终日包围着吴李诸公讨索生活费用,不满所欲,便咆哮怒骂,并且发传单,登报章,百端侮辱。及吴先生与法国政府在里昂办了中法学校,各地勤俭学生麇集数百人,毫不客气将我们校舍来一个鹊巢鸠占。法政府见他们不可理喻,只好将他们一概押送返国。他们当然不甘,返国后与吴先生起诉,登报毁骂,足足纠缠了两三年,还不得清爽。当他们在里昂闹得最激烈时候,原已宣言要与吴先生拚命。吴先生也曾对我们叹道:“以后我都不能自由自在在街上走了,也许他们会当胸给我一手枪的。”

勤俭同学把弄他们到外国来的吴先生当做大冤家大仇人,可说太不知好歹。想不到我们中法学校的同学其不知好歹比他们竟有过之无不及。我们到了里昂的第二年便闹了场要求“平等待遇”的大风潮,竟把吴先生由他手创的中法学校轰跑了,原来中法学校虽说由中法合办,但法方仅供给校舍,经常费则由中国担负,大部分的钱,出自广东,所以广东学生特受优待,不惟旅费由公家代出,每年学膳费豁免,并且每月还给几百法郎的津贴。其他各省同学则每年须自出学膳费华币六百元之谱。这比之自费留学英美已不知便宜若干倍,所以事前我们原已欣然允许了校方的。但六百元的华币虽为数不巨,而在寒士家庭也成了一个重负,不出岂不更好,况且还有额外津贴呢。于是有数位同学发起要求学校平等待遇,学校不允,风潮遂起。不但出了许多传单揭帖之类,将吴先生和几个学校当局,攻击得体无完肤,并且几次开会把吴先生请来当面质问。我们既想将自己的要求变成百分之百的“有理”,不得不把“无理”推在对方身上;竟牵强附会地指出吴先生许多罪状。吴先生有亲戚马女士率求学的子女数人住在校中,我们即指他为“徇私”,吴先生办有某项学术团体,邀同学某某数人加入,我们即指他为“植党”,我们原主张男女社交绝对自由的,但这时候偏又摆出道学先生卫道的面孔,指摘某某学校办事人与女同学往来之不当。当双方言语冲突到极激烈时,吆喝之声,连校舍的墙壁都像为之震动,校外行人都为之伫足而听,若非校方预派有力校工数名将吴先生援助出去,吴先生也许在我们的盛怒之下挨一顿毒打呢。

吴先生一向把我们当小孩子看待,凡事都不计较,这一气却非同小可,即日带领马氏全家离校赴英而去。我们的斗争居然获得胜利。尚恐国人不谅,又写了几篇宣言寄回国内各大报纸发表,署名者共二十八人,我亦附于骥尾。我们把那一次向吴先生的质问,认为“开庭审判吴稚晖”;而报纸宣言则夸为“二十八宿闹天宫”,同国内朋友写起信来,非常沾沾自得,以为这是我们革命精神之表现,连吴稚晖都被我们打倒了。

所奇者,我们闹这场风潮的本意,原是为了私人的利益,但既藉口于学校待遇不公,闹到后来,竟完全忘其所以,觉得自己的动机非常光明纯洁,举动非常热烈悲壮,俨然感觉自己是一个极力与黑暗及不公道搏斗的革命志士。凡不敢附和我们举动者,非视之为“懦夫”,则斥之为“叛徒”。记得初发起风潮时,曾邀平日比较接近的几个朋友参加。杨润余女士本属我们的密友,因其兄端六先生与吴先生私交颇笃,未便对吴先生公然采取敌对行动,婉辞谢绝,我们对杨女士便立刻鄙夷唾弃起来,说她圆滑,说她没有肩膀。又有几位同学认为良心未安,中途脱党而去,我们也不把他们当人类看待。当时愤慨之情,至今犹能记忆。这才知青年的正义感和热忱是可以误用的。自由权利之滥用,也是非常危险的——罗兰夫人的“自由,自由,天下几多罪恶,假尔之名以行!”诚足令人警惕。

但假自由之名以行恶固可怕,因自由之故忘其恶而反以为善则尤可怕,以其可以流为“暴民政治”而不知。法兰西号为自由平权先进之邦,而他们社会一切都非常讲究秩序,他们的思想,也比我们五四青年为保守,可说是大革命时代暴民政治给了他们以绝大教训的缘故。五四以后,有许多热血青年,醉心破坏与革命,为了追求光明,走上偏激的道路,不但葬送自己前途,而且败坏国家民族多少大事。他们的心地,我是可以原谅的,但他们的行动,我却不敢赞许。为的我也是在“暴民政治”里翻筋斗过来的人啊!

凡属青年,都免不了要干几件糊涂事,吴先生虽屡次受我们之辱,却始终爱护着我们。他回国以后,勤俭同学和里昂中法学校的同学还缠着他不肯放松,日夜包围着他聒絮,聒得他老人家真不耐烦了,登出了一个活死人吴稚晖的哀启,讣告全国,吴稚晖现在已经死了,你们不必再来寻他吵闹吧。这篇妙文,想大家还能记得。在他人处此地位,一定要对青年灰心失望,从此决不再与青年打交道了,但吴先生还是一批一批护送学生出洋,遇着国内青年与人争论时,他总爱站在青年一方面,替青年说话。吴先生之所以永不失“青年导师”资格者在此,吴先生之伟大处也在此。

但是先生对青年虽以期望太过之故,免不了流为过分的宽容,而青年却不该永远糊涂下去。所以我今日借着庆祝吴先生八十大庆的机会,作这一番诚恳坦白的表示。这在吴先生诚然是多余的,然而在我却觉得若不如此则不能求得良心的平安。但愿阎罗天子不算那笔“秤钩账”,让吴先生再在人间八十年,领导青年完成庄严灿烂的祖国复兴工作,以后青年想不致再像我们过去之糊涂了吧。我诚恳地希望着!

选自《归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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