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明明还活着 著名作家、教授章靳以同志在上海度过他生命中最精华的岁月。自1927年到 上海复旦大学读书，三十年内虽有一段时间去北京，抗日时期流徙西南，但他与 友人始终坚持上海的文学阵地，一直到 1959 年11月7 日，在上海作协副主席、 《收获》主编的岗位上殉职。 巴金同志以《他明明还活着》为题，哀悼他的挚友靳以的逝世。他明明还活 着，也是我鲜明而深刻的印象。我与他阔别已三十二年，这仅是一次长长的别离， 我不相信他已不与我同活在这个世界。前年在作协开关于他的追思会，他的夫人 陶肃琼说他前年刚巧八十高寿，我也没在意他已走了三十年。如果是八十岁，我 还想买一篮他喜欢的肥城桃去为他拜寿，啊，靳以老师，怎么能见不到你呢？ 他1909年生于天津，学名章方叙。父亲在东北沈阳等地做五金生意，童年他 随着父母在关外度过。他敬爱善良的母亲，笔名靳以就是用母亲的姓。在天律他 还有一个慈爱的祖母，他在《祖母》中写到“走进人事在记忆中投入影子的年龄， 都由祖母的抚育成长起来的。”形成他后来助人为乐的性格。1939年三十岁时， 与他的学生陶肃琼结婚。儿子纯思长女洁思次女小东，都继承他对工作火一样的 热情，并见之于文字之中。 1923年―1927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与曹禺（万家宝）同窗。抗战期 间在重庆召开的南开校友会上，他与周恩来同志也叙过学友之谊。中国大革命的 时代背景以及不久之后的日本侵占东北，使他萌发了强烈的爱国之心，南开的革 命思潮和实际行动，也都吸引着他。那时他对文学有了极大的兴趣，鲁迅先生的 文章给他不少的启示。他从来不是一个旁观者，南开编的刊物《绿竹》和《玄背》， 就是由他参与发行的。到了上海，因要求抗战，学校里向当局请愿游行，他都积 极参加。有次冲击国民党市党部，他也曾在枫林桥守了一夜，在那里他与一个后 来知道是共产党员的女同学谈了不少话，初步探及革命的真理。 1932年他大学毕业，回到天津。父亲的商店因日寇的侵略已遭倒闭，被困在 哈尔滨，母亲让靳以去接他归来，这次靳以在哈尔滨盘桓半年之久。他接触了敌 人统治下人民的悲惨生活，成了他写作的源泉，他以笔宣泄了自己的愤慨。走出 校门，在他眼前展现了广大无垠的天地之后，他的写作已不能为自己流泪。1933 年他与巴金在北京编《文学季刊》，想登一些上海通不过检查的文章，但终也没 逃脱国民党文化特务的嗅觉，编了七期后就被迫停刊。 归来时的上海已是“一二・九运动”的前夕了。他除写作以外，与一些进步 文化人一起战斗。和巴金一起又编《文丛》，他聚精会神地工作，“有时抬起头 看他，总觉得他正在昂着头向着阳光明媚的地方前进”（巴金）。他们团结在鲁 迅先生的周围，在一些抗日的宣言上签名。先生逝世后，他也曾守灵，并与其他 八位（鹿地、周文、巴金、沙汀、黄源、黎烈文、张天翼、胡风）把灵柩抬上柩 车，一路护送到万国公墓。由此他更自觉地注视自己要走的路，为的是与他一同 负载民族重担以及随着他们身后比他们更年轻的人们。 抗战开始，他与几个同志立刻编辑轻骑兵式的《呐喊》投入抗战的宣传工作。 撤至广州，他与巴金又编< 烽火）并恢复《文丛》，著文抨击过宋哲元的不抵抗 主义。后来转移到了重庆，已是1938年的深秋了。 圆润的京腔，坦诚的交谈，有人认为他是天生的演说家，他到迁渝的复旦大 学成了最年轻的教授。没有教育经验的他，却与他的学生，像朋友倾谈一样，进 行他们的教学。常常在教室门外，也站了不少与他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他“从个 人到众人”，再也没有疏远过那些成为共产党员和国家栋梁的学生和青年朋友。 这又招忌了，一年以后，重庆政府教育部因“思想问题”悍然下了解聘十大教授 的命令，他也是其中之一。1941年入闽执教于福建师专（后迁南平），散文家郭 风就是他亲密的学生。两年后离校时，他给同学们的临别赠言：“真理只有一个， 是非必须认清。”以对付混入学校悻悻然的特务。1944年又由马宗融教授推荐， 回重庆复旦任教，同时在北碚剧专兼课。重庆的进步文化界把他选为中华全国文 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并加入以民主人士和进步大学教授组合的“北碚聚餐会”。 在校内他直接干预了“谷风事件”，把被特务罚跪的学生从地上拉了起来；在国 民党制造的“覆舟事件”中，他与师生团结一起，取得斗争的胜利。他敢于把高 尔基、鲁迅、茅盾的作品选入教材；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政治经济学与大众哲 学，更进一步认识社会，以此透视日寇的残忍和国民学反动统治的实质。敌人也 认识他的，从没有放松对他的压迫。《文丛》出五期就被查禁三次，《文群》也 经常受到警告，《现代文艺》、《星期文艺》时常受到威胁。现实锻炼了他，李 公朴、闻一多诸公的榜样也激励了他。他终于能说：“二十年来我没有一个细胞 曾经与反动派妥协过”。不久，学校迁返上海。 解放前夕，由于地下党过早向他传达解放军入城的消息，他急忙赶回复旦， 哪知特务正在庐山村他的住宅区搜查捉人，他的名字正是黑名单上的第一名。幸 亏他被传达室工友拉住，在附近蛰伏一月之久。上海解放时，小女儿南南才在游 行队伍里看见戴解放帽的爸爸。他永远在人群之中，是上海市和全国的人大代表。 他作为作家，只有短时期内以投稿为生。在那繁重的教务和主编的岗位上， 他也奋力疾书。1927年发表第一篇诗作《明天啊，明天》，用章依的笔名在鲁迅 先生编的《语丝》上发表。后来还悄悄发表不少诗作，但他没有编出一本诗集， 他惧怕诗人的称号。第一篇小说< 偕奔）发表在郑振铎的《小说月报》上。到1959 年为止三十年中，他写了四十本书，可算得著作等身了。自1933年开始出版短篇 小说集，几乎每年一本， 1934 年出了三本。到1937年止，他出了十二本集子。 《圣型》、《群鸦》、《青的花》、《虫蚀》、《珠落集》、《残阳》、《秋花》 （中篇）、《黄沙》、《猫与短简》、《远天的冰雪》、《渡家》（散文）、 《靳以短篇小说一集》，这些集子都在上海（复兴书局、中华书局、生活书店、 良友、文化生活）出版，把自己写的首先献给上海的读者，并支持上海众多的出 版部门。1938年在广州烽火社出版的《我们的血》、《我的家乡》，也都在上海 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经售。他唯一的长篇《前夕》是在1941年艰苦的流亡途中完成 的。四十五万字，曾经分次航挂寄沪，上海有他的好友陆蠡把这些分散寄来的稿 子整理成集，于 1943 年出版。后来日寇清查书店，认为这是抗日的，搜了不少 书去，陆蠡也被扣留没有回来。靳以写这长篇是为了纪念那些为抗战献身的青年， 想不到挚友陆蠡也为此牺牲了生命。 mpanel(1); 四十年代的丰产，又使他编了《火花》、《雾及其他》（散文）、《洪流》 （短篇小说）、《遥远的城》、《红烛》、《众神》、《沉默的果实》、《鸟树 小集）、《血与火花》、《春草》（中篇）、《人世百图）（杂文）、《黑影）、 《生存》（短篇），其中除《生存》（博文版）、《血与火花》（万叶版）、 《沉默的果实》（中华书局）之外，其他十个集子都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包了。从 书目中也可看出，他的作品题材的广阔，爱憎的强烈。东北这块受难的沃土，靳 以对它的开拓无逊于其他一些优秀的东北作家。 解放以后，他身负重任，最初被调往沪江大学任教务长兼工会主席，1953年 调入华东文联（后改为上海作协）以常务副主席主持工作。但他也没有脱离生活， 在著名作家中，他还是写得多的。十年中编了《光荣人家》、《靳以散文小说集》、 《祖国――我的母亲》、《佛子岭的曙光》、《过去的脚印》、《江山万里》、 《心的歌》诸集。对新的生活，他写了不少热情洋溢的散文。1959年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的《幸福的日子》是建国十周年全国五本优秀散文选集之一。最后一本 《热情的赞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他逝世一年后的1960年问世。 由他亲自题名的< 靳以散文小说集）收集他的作品不满百篇，他自己所选解 放前作品仅他所作的十分之一。对他的作品，他要求极严，被他删选的他认为都 是他“无谓的呻吟和无用的抒情，对别人没有好处。”即使留下的，他也认为 “不是锋利匕首，投出去的不过是石块，即使偶尔打中敌人，也只无力的一击。” 浏览他的选集，我能理解他写这些“前记”时的恳切之情，但我也强烈地感觉到 一颗火热的心，却在歪曲他真实的面貌。由于他对革命的虔诚使他过于自谦。像 我们这些晚辈不从他著作中理解生活开拓视野；不去理解《短简1 ―6 》并从中 探索深刻的哲理；不学习他流畅潇洒的文字，实在是一种罪过。评论界也没有好 生为他的著作给一个完整的评价，这是不公允的。他的《人世百图》十五篇，是 在应付特殊的战斗时，手持他精制的武器发出的投枪，敌人倒是注意到了，恨之 入骨，可我们一些无知而可笑的同志，却以《人世百图》的首篇《熊的故事》， 硬往“反苏”的题上套，这种曾经流行的猜疑，实在是文坛一耻。 他在他的“前记”里，他写过：“难道我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么？难道我 胸中不曾澎湃着热情么？即使我是一只飞蛾，我也应该奋不顾身地扑向火焰。” 我被这带火的诗句鼓动起来，这得用湖南花鼓戏中的一句唱词来评价：他是“比 好还有多呀！”看他解放以后的著作，他岂止一只飞蛾扑向火焰，在解除了与人 民接近的各种束缚以后，他像流畅的大河，奔腾的骏马，四通八达地飞向众人之 中。在保卫和建设祖国的前哨阵地，如朝鲜、佛子岭、汽车城――他比别人到得 早到得快，看得细也想得多，一片赤诚，广交朋友。写出来的一本本书，还带着 人民生活的朝气和热气，他反映人民的精神世界，不正是值得我们永远向往的么？ 靳以不论在领导岗位或做教授和主编，他的同事、学生与他相处，立刻能感 到从他身上迎面散发出来一阵亲切的暖意，大家几乎无例外地把他作为一个可以 信赖的朋友。编《文学季刊》和《文丛》时，巴金曾与他并桌工作，巴金曾说 “他的正直、纯洁、善良、诚恳、直爽抓住了我的心。”他知之越深，爱之越深。 据我的印象，他与曹禺也好，最近从巴老和萧乾的通讯中，才知道他和靳以共同 发现了曹禺的剧本《雷雨》， 1942 年所以写了一篇与曹禺剧本《北京人》同名 的文章，纪念他们二十年的友谊。三个人的莫逆之交是我们文艺界的楷模。 我与他深交是在1956年他委托我在北京筹办《收获》做些具体工作的时候。 他把作家当作必须厚待的朋友，给我印象最深，有几条逐渐形成的规定：对作家 约稿必须由编委亲自写信或登门拜访；收到稿件后十五天内回复；如拟刊用，提 出的修改意见，作为作者订正时的参考，并请赐寄亲笔签名以供制版；如须预支 若干稿费，也在编辑部的服务范围之内；发表后负责寄回作者的原稿，以便编者 与作者之间相互切磋和稿件由本人妥贴保存；少登或不登编委的稿子，必须登的， 放在同类作品的末篇。由他和巴金同志以及编辑部同人兴出的这几条，不仅在当 时使作者源源来稿，而且此种工作作风数十年中也为人所称道。 平时他重友情，也如对事业一样，火一般的。每见一面都留有愉快的印象。 1950年由《人民日报》组织我与他同车去北京参加全国英模会的访问，同去的还 有冯雪蜂、魏金枝、胡风。他还保留着大学生的风度，生气蓬勃，不拘小节。邀 我在东安市场大嚼冰糖葫芦，我觉得更年轻了，竟向他提起1949年文代会期间， 我看见上海去的代表在东安市场买了不少钢刀王的花饰小宝剑，怪眼馋的。他看 我这一次也掏不出钱来买，当我们分手时就拿一把古雅的小宝剑递给我。每次我 来上海，他邀巴金一家对我的厚待是难以忘怀的。1957年秋他到北京，那时《收 获》南北的十几位编委也汇集了，他给我出主意尽地主之谊，让我买了十五斤胜 芳螃蟹，煮一锅糯米粥，两瓶葡萄酒，咸菜由他买了带来。那时我只有一张小桌 一张写字台，请他张罗的“鸡尾酒会”，大家随意落坐，随到随吃，过得十分惬 意。1958年我去安徽，经上海住在他家，他认为我要去过苦日子，又是一番盛情 款待。后来听说我去农场学开拖拉机了，他的夫人陶肃琼同志去安徽有事，他让 她带了一块由苏联带回的大方头巾给我，以御田野中的风沙。我哪里肯用这洁白 的头巾去蒙灰尘呢。 我们在京在沪的相遇，总有絮絮的长谈，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入党问题。他向 我敞开心扉，心中供着神圣的殿堂。1950年他就打了申请入党的报告，党章党纲 他都学过，用不着再来讨论。我觉得他的入党追求仿佛是他生命的真谛，是他魂 系梦牵的理想，有点像孩子对母亲的依恋。抗战前后自他有较明确的政治倾向后， 特别在重庆，他意识到母亲的存在。他所指导的十二个学生中有十个去了延安， 被母亲召唤回去。他也在母亲的指导下工作。现在党在考验他，他认为是必要的， 他从各方面考虑自己欠缺的地方（这是难免的），甚至像做过什么错事似的（这 是虚构），这些痛心的自谴也常常对我讲，除宽慰几句，我更感到十分难受。在 这种情况下，他总把自己处身于这个革命大家庭中，对他一些党员朋友的停滞不 前犯了过错诤言劝告。靳以呀靳以，你像水晶那么透明，你是不能与大地须臾相 离的安泰，我想，你就是一个共产党员1 1959年5 月，党终于接受了你，把自己 写得好的散文集结为《幸福的日子》，是你的第一个反应，你已如愿以偿。 最近翻到大学问家、他的老友郑振铎同志坠机殉难前给靳以的最后――封信， 两位年近半百或已过了半百的忠诚的知识分子，还在互相勉励着“要完全地成为 一个普通劳动者”！三十年前的现实确是如此。前两天我还听见姚奔说，1958年 1 月正是《收获》创刊不久编务极忙的时候，靳以又接受了第一批下厂劳动的任 务，有时他急急地赶回编辑部看稿，衣衫上还挂着清花车间的花衣（棉絮）。这 就是靳以，我的终生的老师！ 解放初期他写了一篇《从个人到众人》，总结自己走过的历程，融入集体之 中，是他孜孜不倦的追求。我看他正以火和钢铁铸造自己，有那么炽烈和忠诚的 感情，天生是众人的朋友。 与他朝夕相处的孩子，也是他亲密的朋友。她们多么理解父亲，小东写了那 么动人的文章，怀念爸爸。南南（洁思）因小儿麻痹后遗症至今坐轮椅上班，她 与爸爸最亲，她也是坚强的，现在在译文出版社主持两个室的工作，还在不断地 研究父亲，并为爸爸编了《靳以选集》（五卷本），本文的一些材料就是根据她 为爸爸编的年表写的，在此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