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与昔 鄂王墓上草离离， 秋日荒凉石兽危； 南度君臣轻社稷， 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 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 水光山色不胜悲！ 元 赵孟俯《岳鄂王墓》 近来又有人在提起宋代的秦桧，明代的吴三桂了。 这两位都是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辱国的“能臣”。中国仗了他们的斡旋与努力， 大家总算过了几百年奴隶的瘾。现在五 族既然“共和”，万众也已一心，旧事似 乎也可以不必重提了。 然而大官怯敌，则又何代蔑有？汪精卫的出现，也真的可谓“后起之秀”吧。 不过我们仿佛还缺少一个宋高宗，苟安的局面也决不由几个人可以决定。而“ 同化”之说更给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们所粉碎：过去游牧民族的入寇中原，无论如何 不能跟“坚甲利兵”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相比。朝鲜和台湾之亡，正是一个血腥的例 子。 翻开历史一看，我们固然有不少不屈不挠的民族的脊梁，然而也有死心塌地的 巴望别人来压迫，来宰割的“衮衮诸公”。为“奴”的毒血流在我们的身心中的， 至少，也有千余年了吧。而这次大家所以能这样精诚团结，牺牲一切来支持抗战者， 此无他，也无非为了挣脱这可耻而又可怕的命运而已。 这都是极平凡的话，多说也难免成为滥调。而汪精卫以为“唯恐中国不亡，国 民政府不倒，国民党不灭”的人们才始会坚决的主张，这虽“强词”，但也不见得 能够“夺理”。然而这正是所以成为今日的汪精卫的地方，要不然，“南京市民” 也决不开“大会”来响应他的通电了。“狗嘴里伸不出象牙”，诚然，我也知道这 比喻不免有些粗俗不敬。但我们如果把汪公的诬游击队为明末的“流寇”，只配“ 用之于国内战争”的比喻来对照一下，那末，我觉得还是近乎忠厚的。 至于南宋的灭亡，有人以为秦桧是不能负责的。这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恐怕 也不是心平气和之说。如果秦桧的主和，的确为了委曲求全，保半壁以图他日的复 兴，那末，他在后来为什么要大兴文字狱，扼抑朝野的言路，自毁军心，屈杀武将， “借外权以专宠利，窃主柄以遂奸谋”呢？（宋朱子《戊午谠议序》语）于是有人 以为他的主和虽未可厚非，但他后来的种种措施却不能博我们的原谅。这其实也是 “见树不见林”的论调。正因为秦桧要想排斥异己。增植私权，才不能不对金人屈 服，甚至于亡国也在所不惜。我们难道还以为汪精卫的主和，真的是由于他的什么 目光浅陋，理论错误吗？ 真的以为他是一时的意气用事吗？真的是这样简单的一回事吗？这就是说，惟 其先有专权攘位的居心，然后才有通敌求降的主张。秦桧如此，而一切的主和者也 无不如此。这决不是我的武断。因为在当时的宋高宗，原有固位自谋的私心，只要 金人能扣留钦宗，什么的条件都可答应。而秦桧则“逢君之恶”，且从而长之，于 是君臣遂“沆瀣一气”，置整个的民族于一己的利禄之外了，据《续资治通鉴》卷 一二六载：“金人来取赵彬辈三十人家属，洪皓请俟渊圣皇帝及皇族归乃遣，秦桧 大怒。”（渊圣是当高宗即位后遥尊钦宗的号。）然则秦桧的居心岂非已昭然于纸 上了吗？但最不幸的可以说是钦宗，他活活的被南宋君臣当作拍卖民族的“押品”。 而结果还是不得一入中原。我们读了《宋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二中的一段描写，觉 其渴望故国之情，辄不禁为之恻然。纪云――“韦后将南旋，渊圣卧车前泣曰：归 语九哥（即高宗）与丞相，（指秦桧）我得太乙宫使足矣，（太乙宫使是宋时优待 大臣老而罢职者的一种官职）他不敢望也。后许之，且与誓而别。及归，帝至临平 奉迎，见后，喜极而治。 后至临安，人居慈宁宫，始知朝议，遂不敢述渊圣车前之语。“ 这里所记的“朝议”，即指宋室君臣不许钦宗南归之意。 可见当时高宗等不愿钦宗南归的阴谋，已经成为一种“朝议”了。“无毒不丈 夫”，这恐怕也正是一切枭主与权臣的必守的信条罢。 历史既然告诉我们从前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物了。那末，“后之视 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难道就永远的“悲夫”下去吗？ -------- 网络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