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的新评价 我所以要讨论这个题目，是由于最近与一个朋友谈论引起来的。他说中国周、 秦、汉、唐的文化部相当健康，宋以后就有了病态。他特别提到周、秦、汉、唐都 是文武合一的文化，宋以后文武分离，且有重文轻武之弊，我也很同意他的看法。 我觉得孔孟的生活态度淳厚朴茂，有栖遑救世热忱，程朱的生活态度严酷冷峻，山 林道气很重，两相比较，前者要康健而近于人情多了。又觉得先秦、汉、唐似都有 春夏温厚之气。而宋儒的态度便带有秋冬肃杀之气。我那位朋友，也与许多人一样， 尤其抨击程伊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句话。他痛斥这话不合理，压迫女性， 刻薄不近人情，提倡片面贞操，害死不少人等等。对于这点，我却认为应当分别论 列了。伊川的错误，似乎不在于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一概括的伦理原则， 只在于误认妇女当夫死后再嫁为失节。近代西洋观念固不以夫死妻再嫁为失节（美 国某一知名的女作家，曾嫁三次，著书立说，各处演讲，作者曾亲聆其宏论。德国 一女文学家，亦曾两次离婚，第三次嫁与一少年哲学家。但伊人格高尚，被德国人 尊为女中圣贤）。中国即在唐以前，似亦不以夫死妻再嫁为失节，为违反礼教，不 过伊川个人的话无论如何有力量，亦必不能形成宋以后的风俗礼教。他的“饿死事 小、失节事大”一语，只不过为当时的礼俗加一层护符，奠一个理论基础罢了。至 于他所提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个有普遍性的原则，并不只限于贞操一事， 若单就其为伦理原则而论，恐怕是四海皆准、百世不惑的原则，我们似乎仍不能根 本否认。因为人人都有其立身处世而不可夺的大节，大节一亏，人格扫地。故凡忠 臣义士，烈女贞夫，英雄豪杰，矢志不二的学者，大部愿牺牲性命以保持节操，亦 即所以保持其人格。伊川此语之意，亦不过是孟子“舍生取义，贫贱不能移”的另 一说法。 因为“舍生取义”实即“舍生守节”，贫贱不能移实即“贫贱或饿死不能移其 节操”之意。今日很多爱国之士，宁饿死甚至宁被敌人迫害死而不失其爱国之节， 今日许多穷教授，宁贫病致死，而不失其忠于教育和学术之节，可以说是都在有意 无意问遵循着伊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遗训。当然凡享以两全为最好，不饿 死，也不失节，最为美满，但当二者不可得兼之时，当然宁饿死而不愿失节，宁牺 牲性命而不愿失掉人格，这亦是孟子舍鱼而取熊掌之通义。 因为只承认伊川那句最为世垢病的话，在应用方面虽有错误。而在原则上却有 永久性与普遍性，且含有深义。所以我就想进一步对于整个宋儒思想学术，加以总 检讨、总评价，当然我在这里所谓整个，也只是指宋儒的主潮――程朱的思想，附 带包括陆王，也就兼包一部分明儒的思想。 普通批评宋儒的人，大都把宋朝国势的衰弱，和宋明之亡于异族归罪于宋明儒， 说宋人议论未毕而金兵已渡江，说宋儒只知道“平日袖手谈心性。 临危一死报君王。”甚至于说宋学盛行时期，就是民族衰亡时期。宋明理学， 好象是不祥之物似的。在我们看来，这都是只就表面立论，似是而非的说法。 宋朝之受制于异族，似乎主要的应该向军事和政治方面去求解释。宋惩于唐朝 藩镇之祸，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来，立国的大策略就是要削弱将臣的兵力。而且 宋开国之初，统一中国，但始终没有平定东北幽燕形胜之区，国都又建在汴京，不 在东北或西北，不便控制异族。而且摧残猜忌有功的武将，又成为传统的政策。如 狄青、岳飞、刘倚，这般有恢复中原勇略的人，皆或被诬陷，或被屈死。开国时的 大政方针有了错误，致国势积弱小振，到了中期和南宋以后，以格物穷理为职志的 道学家出来，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没有政权，更没有兵权，而且他们所专门研究的 问题，也只是宇宙、人生、文化、心性方面的根本问题，对于军事、政治、财政并 没有直接关系。把由开国时国策错误所引起的危机，大政治家如范仲淹、王安石尚 无法挽救的危机，强要程伊川、朱晦庵这些道学家负责，恐怕走错了门道吧。 集宋明儒之大成的人王船山，在他的《宋论》一书中，曾痛切论述此点。 他把猜忌井贬抑武臣的罪，归在赵普身上。他指出赵普徒侈言“半部论语可以 治天下”，然而他对于孔孟之道，并不能身体力行，应用来致修齐治平之功，他只 凭阴险猜忌的权谋智术以取相位。他竭力夺削武臣的兵权，思以文臣而居开国的首 功，致演成宋代猜忌功臣，武力不竟，幽燕不下，而贻数百年的边患，卒致坏华夷 之大防。船山并且进而主张宁可容许权臣篡位，切不可使国家亡于夷狄与盗贼。因 此他对于曹操和刘裕相当表示褒扬。因为他们当初崛起民间之时，动机尚相当单纯， 颇有英雄本色，而他们平乱御侮之武功，亦足以掩其篡夺之罪。总之，船山指出宋 代重文轻武，贬抑武臣，致酿成靖康之祸，追溯均开国时国策有误，而与道学无关， 这似乎是很正确平允的看法。今欲以宋代数百年祸患，而归罪这几位道学家，不仅 诬枉贤哲，而且太不合事实，太缺乏历史眼光了。 平心而论，这些宋明道学家当国家衰亡之时，他们并不似犹太学者，不顾祖国 存亡，只知讲学。他们尚在那里提倡民族气节，愿意为祖国而死，以保个人节操和 民族正气。且于他们思想学说里，暗寓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散布恢复民族、复兴 文化的种子。试看宋以后义烈彪炳民族史上的大贤，如文天祥，方孝孺，史可法， 皆是宋儒熏陶培植的人才（《宋元学案》列有文天祥的学案，《明儒学案》中有方 正学的学案）。 即当国运昌盛之时，这些宋明的道学家，虽有少数受贤明君相的推尊礼遇，但 有时也并非他们的本意（如汉武崇儒术，明清两代尊崇朱学，因出于政治利用者多， 基于真知的见者少，孔孟程朱有知，恐亦并不以为欣幸）。 至于大多数的道学家，即在盛世，亦是过的山林清简的生活。但一遇专制君主 或权好在位，他们就成了有权势者的眼中钉。他们处处受逼害、受贬滴。 如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