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学的“失实” 文学创作是一种非常特殊非常个性化的精神劳动。文学的真实性问题，是不能 同科学论文、人物传记和新闻报道混为一谈的。文学作品中的人和事，虽然也来源 于生活，却是通过作家心灵的折射，通过独创的艺术手段表现出来的。因此，不能 要求刻板地模仿，照相式地反映。用一句西方名言来说： “诗里的真实是一回事，哲学里的真实又是一回事。”（狄得罗语）也就是说， 文学作品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客观实际，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所谓“失实”问 题。 但是，我们民族心理素质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任何事物要求一点一划、 一钉一眼的丝毫不爽的求实。即使读文学作品，也不像西方读者那样着重于审美， 而是先要问一问：是否真有其人其事？从而对考证本事、探求原委抱着浓厚的兴趣。 在这种按图索骥的思想支配下，文学失实不失实的问题被提到难以想象的高度，以 致常常成为引起纠葛的公案。作家认为是真实的描写，而某些读者却认为是歪曲； 作家认为是合法的创作权利，而某些读者却又认为是侵犯了他们的合法权利。这种 认识上的差异，只有通过长期的沟通，才有可能逐步取得共识。 我认为，所谓文学的“失实”问题，有下列几种情况可资研究： 第一种：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人，姓名相同，而事情却作了一百八十度的颠倒。 例如蔡伯喈原是东汉时期的一位文学家、书法家，平生以孝行闻，曾官左中郎将， 世称蔡中郎。但到了南宋，民间流传《赵贞女蔡二郎》戏文，竟附会成蔡伯喈上京 应试，高中状元，招赘入相府，贪恋功名富贵，竟背亲弃妇，长期不归，最后为暴 雷震死，成为一个不忠不孝不情不义的负心汉。 所以诗人陆放翁叹到：“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如果蔡中郎地 下有知，对他蒙受不白之冤，是肯定要提出抗议的。 第二种：现实生活确有其人，姓名相同，但作家或者踵事增华，有所夸饰，或 者东拉西扯，张冠李戴，使事情出现某种程度的失真。例如《三国演义》中的人物， 基本上都按照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加上民间传闻敷演而写成，但经过作者 的润色加工，有些人物离原型越来越远，“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 多智而近妖”（鲁迅语），什么草船借箭、借东风等等，都与事实相悖。有人说， 《三国演义》中所写的，七分是实，三分是虚，这是可信的。 第三种：作家选取某一人为模特儿，但在写作时改名换姓，含沙射影，有所讽 刺。例如《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十之八九都历历有其人。作者变换其姓名，但影 射痕迹极为明显。如马二先生是指当时的一位正白旗官学教习冯粹中，他是作者的 挚友。小说中对他的迂腐作风也语含讥讽，毫不留情。 第四种：作家塑造的艺术形象，并不专取一人做模特儿，而是“杂取种种人”， 成为一个混合型的共性，因此作家的讽刺揭露，刺痛了很多人，使很多人自动“对 号入座”。例如鲁迅的《阿Q 正传》发表时，“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 到他的头上”。当然，这种自我承认的“嫌疑犯”，就不能由作家来负责。鲁迅一 笑置之，不予理睬，是可以理解的。 mpanel(1); 根据上述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到，写历史人物的问题不太大，而涉及到同时代 人的，事情就要复杂得多；就文体而言，小说、戏曲或者不是同名同姓的稍可推托， 如果写的是传记文学、纪实小说、报告文学、大特写之类，而且是直书其姓名者就 更容易引起纠纷。当然，具体情况还需要具体分析，特别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 应当区别对待，分出不同的层次来。那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看法和做法是不对 的。 东西方的读者虽然对“写真实”的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和要求，但东西方大多数 严肃的作家都把“写真实”作为自己的使命。尽管艺术手法可以各显所能，艺术形 象可以虚构、夸张和变形，但事物的基本面貌基本倾向却一定要忠实于生活。更重 要的是，作家握着手中的笔，享受创作的权利，就一定要对人对己高度负责。谁如 果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泄私愤，报私仇，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或诽谤陷害，那么 他首先丢失了作家的尊严和荣誉，也难逃法律的制裁。 同时，对那些自认为受损害受侮辱的当事人来说，也要提高自己的心理承受能 力，认识一下文学创作的特殊规律，对于并不指名道姓、确指某人某事的所谓“失 实”问题，根本不必自寻烦恼，作茧自缚。唯有这样，才有利于作家无所顾忌，放 手去写，从而活跃文坛，繁荣创作。 《解放日报》1988 年8 月2 日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