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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译”难产的思考
顾名思义,《巨译的诞生》是一部描写“巨译”诞生的报告文学作品。
著者是中宣部出版局局长、作家伍杰同志,出版者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它以十
五万字的篇幅,真实细致地描述了“巨译”诞生的艰难历程。我读《巨译的诞生》,
固然为“巨译”译者王贤才同志之事迹所感动:长期以来,他身处逆境却孜孜以求,
决心以一人之力将这“巨译”输入华土,一如该书“后记”所云:“王贤才的生命
之路,是一支歌。在祖国大地上,许多人在颂唱。
应该唱,这样,才公平。”但同时我又从这《巨译的诞生》中,更深一层地认
识了“巨译”的责任编辑徐诚同志,并深为徐诚同志识英雄于草莽之中、擢人才于
未显之时的敏锐眼力及其竭力争取“巨译”的出版,历经艰难,“虽九死其未悔”
的顽强精神和坚韧毅力而肃然起敬,感奋不已。正如伍杰同志所说:“我看了王贤
才、徐诚围绕巨译《希氏内科学》的出版所写的几十封信之后,又感到还应另唱一
支歌,就是编辑之歌,特别要赞颂徐诚这样的编辑。”因为,“在我们的出版战线
上,涌现出这样的一批编辑,他们往往先是通过书稿,与素不相识的有才华的作者
认识。他们为作者的书稿顺利出版呕心沥血;进而,又在与作者的交往中,建立起
真挚的友谊,他们从关心书稿的成败,到关心作者的成长。他们在繁忙的本职工作
之外,想方设法,为作者排忧解难。大至政治待遇,小至生活琐事,无不挂在心头,
当成自己的事来办,而这一切,却又是为了事业,不存半点私心。他们被作者称为
热心人,引为知心朋友。这样的编辑是真正堪称素质精良的编辑。徐诚同志无疑是
这样的一位好编辑。”我开始注意到徐诚的名字,是由于读了《光明日报》1987
年11 月18日所载的长篇调查报告《他该不该得“伯乐奖”》。这篇报告,以充分
的事实证明了是徐诚发现了王贤才这样的人才,发现了四百七十万字的《希氏内科
学》译稿,并以五年的不懈努力,排除了多少人为的非难和故意设置的障碍,而使
这部医学巨著第15 版的中文译本,比其他任何一国文字的译本都要更早地面世,
从而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赢得了较好声誉。按理来说,评他为出版系统的“伯乐奖”获得者,似乎是天经
地义,无可争议。可事实却是颇有争议,因而迫使这家在知识界素有威望的报纸,
不得不“透明地”把真相公之于众,让亿万读者来评评“该不该”的问题。到今年
1 月4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4 封读者来信,无一例外地对“该不该”作了肯定
的回答。但是,问题仍然僵持。授不授奖的权力,不在报纸,不在读者,而在直接
管辖徐诚的有关单位。
老天保佑,过了一个月,也就是2 月13 日,《光明日报》终于在头版刊出一
则消息说:徐诚“已被授予了内蒙古自治区出版战线‘伯乐奖’荣誉称号,并领取
了‘伯乐奖’证书和‘伯乐奖’奖金”。读到这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我为徐诚
庆幸,他毕竟是生活工作在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出版界。否则,恕我妄测,倘在20
年前,小小徐诚,怕早已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大门里“走人”了。同时使我感到
聊以自慰的是:从“该不该”的提出,到“该不该”变成“该”的现实,用了三个
月时间(或者更长一些),这效率也还是不低的。在我们生活中,本来简简单单、
清清楚楚却硬被人搅得十分复杂而久拖不决的问题,实在是不少。三个月,算得了
什么呢?从这个角度讲,徐诚也算一位幸运儿!
按我们中国人“向前看”的胸怀和信条来说,“巨译”既已出版,徐诚既已被
授予了“伯乐奖”称号,一切皆可勾销不管。《巨译的诞生》也可作为一个句号,
一切到此为止。这当然好。不论怎么说,第15 版《希氏内科学》已行销海内外,
嘉惠广大医务工作者了。但切切不可忘记,这《巨译的诞生》和报纸上的呼吁与报
道,却决然不是仅仅为了给徐诚争取一项“伯乐奖”的桂冠,而且我想,徐诚其人,
当他在艰危中颠踬前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伯乐奖”在向他招手,他想到的
只是,尽管与王贤才同志“为了追求事业,一南一北都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这些,
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为了尽快地保证质量地出完《希氏内科学》,我正在上
下不停地争取,我深信《希氏内科学》一定会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将全书奉献给广
大读者,让我们等待着这一好消息尽快到来吧!”当这好消息终于到来的时候,我
们却不能把《巨译的诞生》看作一位出版家和一位译者致力于《希氏内科学》的翻
译和出版的简单记录。《巨译的诞生》为我们――不仅仅是译著工作者或出版工作
者――提供了更多更丰富的令人深长思之的东西。我并不想武断,但我不能不说,
在封建意识仍待肃清的今天,做一件有利于事业的好事,却往往不那么容易。难怪
伍杰同志在书中感慨地说:“世界上,总是有那么一些人,自己既不愿认认真真地
干事,却又害怕别人干成事业。也许别人能干成,就显得他自己更加无能吧?唉!
实在可悲。”悲则悲矣,事业却不能停顿在那些自己不愿干或干不了、却又不允许
别人干的人们所设置的障碍面前。我们讲的事业家、改革家之所以令人敬慕,其原
因正在于此。
《希氏内科学》译作的出版,当然有徐诚和王贤才的一份无可争议的功劳,公
正地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也是有功劳的。更何况,这“巨译”的出版给这家地方
出版社增加了知名度,同时也带来了经济效益。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五年间的一千
多个日日夜夜,却很少出现光风霁月,宽松和谐,而总是一招接着一招的责难和羁
绊。我曾深思,这《希氏内科学》如果交给别人责编,命运或者会好一些吧!当然,
更大的可能则是,《希氏内科学》就不会在一家地方出版社出版,即使出版,时间
上也许会拖得更长,决不会五年而毕其功。而徐诚将这命途多舛的医学巨著揽了下
来,并且坚决反对毁约,还自办邮购,当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时,他又是上访又是
反映,同时不断鼓励译者安心译述。为了维护国家出版单位的形象,为了恪尽一个
编辑工作者的职守,更为了不失信于译者,不辜负千千万万翘首以待这部医学巨著
的广大读者,他硬是在风刀霜剑中挣扎、抵御和抗争。一句话,人际关系搞坏了。
正像《光明日报》客观地反映的那样:“此公在一些人心中形象不佳。譬如,
在一些公开场合,他咋咋唬唬,头抬得那么高,嗓门那么粗,三句话出口,就把眼
睛瞪得铜铃大,出口伤人:‘你少来这一套!’”“一位出版社领导表示:不管怎
么说,像徐诚这样的干部我就是信不过。他经常给领导上出难题,带来被动。”在
抄引这两段“反对派”的评论时,我想到了我有一次同一位比较知己的领导的对话。
我说:“咱们一些领导之所以办了蠢事,我看个别办事人员大有责任:明明是错误
的决定,领导一提出,办事人员就随声附和,看起来服服帖帖,实际上是在葬送领
导同志啊!”这位领导大不以为然:“随声附和是对的嘛!领导有领导的威严,假
如一事提出,当干事的就表示反对,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了!”领导有领导考虑问
题的角度,我只好默然不语,深悔自己对“领导学”的无知。看来,徐诚对“领导
学”同样无知,得潜心研究研究民间版本的“人际关系学”,以期来日求得“主动”
和让领导“信得过”。这也就应了“文革”中一句叫得颇为响亮的政治口号――
“夹着尾巴做人”。但倘如他不是徐诚,而是“夹着尾巴”并颇使领导“信得过”
不“被动”的什么人,恕我直说,这“巨译”大概连难产的程度也达不到,而只能
是译者个人的书架上的一堆译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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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党郑重地提出来已有七八年了。这是个鼓舞人
心的口号,它曾经而且将会温暖多少人的心,它将会给我们民族与文化的复兴带来
更加蓬勃的生机。虽然《希氏内科学》的出版经历了那么艰难的曲折和磨难,但我
看这也是富有生机的新事物诞生时所很难避免的“阵痛”。更何况,当《希氏内科
学》面临流产、搁浅的厄运时,仍然有那么多的领导和同志在支持它、关心它,这
就更强有力地预示了真理有力量战胜谬误,正义有力量战胜邪恶。《希氏内科学》
的出版,王贤才同志、徐诚同志的终于得到社会的承认,不也说明了这一点么?
我真希望,出版战线上的每一位编辑朋友都来读读这部《巨译的诞生》。
诚如《致读者》中说的那样,它不仅“首次公布了译者和编辑的几十封通信,
向您披露了出版这部巨译中鲜为人知的一些内情,读来感人至深,又令人感慨万分”,
而且更在于“你一定会从译者、编辑顽强拼博,为国争光的业绩中受到启迪和鼓舞”。
(1988.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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