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二三事 叶公超于1981 年11 月20 日离开人世，不觉已近12 个寒暑了。那一年冬 天，正逢我南去在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开会讲学期间，猝然从报章上阅及他在 台湾病逝的噩耗，不禁联想到他晚年罢官后遭到冷落的境遇，深为黯然神伤。 回顾30 年代之初，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我系外国语文系学生，曾上过他教的 “英美现代诗”课程，听他侃侃而谈，酣畅淋漓，恰是一种享受，同学们听得入神， 都忘记下课铃响了。他天份聪颖过人，兼以学贯中西，因之平时对学生也要求很严， 往往出之以机智的讥讽口吻，使人手足无措；更有些人对他的绅士风度和名士派头 也有不同看法。原来他最初在美国读书时，受到美国诗人佛洛斯特（R.FROST ）的 教导，还出过一本英文诗集；后转往英国进修，又和英国名诗人兼评论家艾略特 （T.S.ELIOT ）相识，成为莫逆之交。 当年国内著文介绍艾略特的诗与诗论的，恐怕叶氏就是第一人了。1929 年他 由上海北去之前，已在暨南大学教过两年书，并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诸人共 同主编过《新月》杂志，并时时为之撰稿。 他在1937 年4 月为北大同事朱光潜（孟实）办的《文学杂志》创刊号写有《 论新诗》一文（现已收入台北市洪范书店在1979 年9 月出版的《叶公超散文集》）， 文中融贯中西诗理，鞭辟入里，颇多不刊之论，至今读来，仍是一篇我们有志于新 诗者必读的好文章。他说：“以格律为桎梏，以旧诗旧在有格律，以新诗新在无格 律，这都是因为对于格律的意义根本没有认识。 好诗读起来――无论自己读或听人家读――我们都并不感觉有格律的存在，这 是因为诗人的情绪与他的格律已融成一体。”他又说：“新诗与旧诗并无争端，实 际上很可以并行不悖……新诗的节奏是从各种说话的语调里产生的，旧诗的节奏是 根据一种乐谱式的文字的排比作成的。新诗是为说的，读的，旧诗乃是为吟的，哼 的。”“我们新诗的格律一方面要根据我们说话的节奏，一方面要切近我们的情绪 的性质。”也就是说写新诗既要注意我们语言的节奏，而又能贴切地表达我们的情 绪的节奏，使之合二为一。 文中，他还引用了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中说的话并加以阐明： “虽然新诗与旧诗有显然的差别，但是我们最后的希望还是要在以往整个中国 诗之外加上一点我们这个时代的声音，使以往的一切又非从新配合一次不可。假使 文学里也要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这就是。诗人必须深刻地感觉以往主要的潮流， 必须明了他本国的心灵。如果他是一个有觉悟的人，他一定会感到这个心灵比他自 己私人的更重要几倍；它是会变化的，而这种变化就是一种发展。这种发展是精炼 的，错综的；以往的伟大的作家的心灵都应当在新诗人的心灵中存留着，生活着。” 因此，他主张：“认识了途径，新诗人不妨大胆地读旧诗。我并且感觉新诗人应当 多看文言的诗文，就是现在人所写的也应当看。我的理由是：一、我们希望新诗人 的意识扩大，能包括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现阶段的知觉；二、旧诗文里有许多写新诗 的材料。”经过多年来自己在诗歌创作实践中的体验，我深深感到叶公超以上这些 话正是先得我心而言之矣。 mpanel(1); 在旧日师友之间，我们常常为叶公超在抗战期间由西南联大弃教从政，深致惋 叹，既为他一肚皮学问可惜，也都认为他哪里是个旧社会中做官的材料，却就此断 送了他十三年教学的苜蓿生涯，这真是一个时代错误。如果他在后半生继续专心教 书治学，他一定会在学问上做出一番业绩来。记得抗战胜利后，他和我相遇于沪上， 久别重逢，而他又已决定去台湾政界，彼此自有一番惆怅。秀才人情纸半张，我特 意送他一本当时新出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J.TOYNBEE ）的著作《历史研 究》，作为临别纪念，他对于汤因比的学问也是十分佩服的，接过这本书非常高兴， 我实在希望他能从中悟出历史兴亡的变迁轨迹来，可是，他那时官瘾正浓，已经难 以改弦易辙。人各有志，至此也只能相对无言，从此就不通音问了。他在1979 年 3 月曾为《台湾时报》副刊写过一文，题为：《文学・艺术・永不退休》，文中说 到：“若没有抗战，我想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现在，我倒有些后悔没有继续从事 文学艺术。所幸，我虽然从外交界退休了，我对文艺的兴趣永远没有退休。我仍维 持对文艺的研究，从中得到无限乐趣。”看来，这些话倒来自他内心深处。听说他 晚年退居，常以书画自娱，也曾在台、港两地开过展览会，展品以画竹为多。根据 他自己常说：“怒画竹，喜写兰”的道理，其萧骚牢落的心态也可以想见一斑了。 （本文初写于1991 年9 月，其时适为叶氏逝世十周年，原系应其令妹崇德之 请，写成纪念文字，拟收入《回忆叶公超》一书，于今时隔两年，近已由上海学林 出版社出版。）（原载《文汇读书周报》，1993 年7 月24 日）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