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 在当今老一辈作家中，应该说再没有像萧乾把编辑、记者和作家三位一体结合 得这么好了。他幼年时贫困的生活，尽管充满了人世的艰辛，他进入旧社会后的记 者经历，尽管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恰恰都正是他吸取营养的生活土壤。不是么？ 鲜艳的香花往往是从腐殖质当中开出来的。 萧乾在大学头两年本是念英国文学，三年级转入新闻系。他立志想通过记者这 个职业来广泛接触社会，最终目的是写小说。但人生历程并不能尽如人意。在他50 年的创作生涯中，写小说仅仅占去头五年（1933―1938）时间（包括1938 年他去 昆明草草补写了他唯一的长篇小说《梦之谷》的下半部）。 从那以后，他主要以记者采访为业。虽然也花了不少时间认真研究福斯特、吴 尔芙夫人等几位英国小说家的作品，但他却没有再写小说。原因，他自己也讲不清 楚。是由于当记者当久了，习惯于使用现成的材料予以加工，而懒于从事虚构了； 还是由于研究工作和创作活动相互排斥呢？可能两者都是。 总之，特写（萧乾称之为报告文学的前身或初级形式）在他的写作中占的比重 是相当大的；在他最近出版的四卷自选集中，整个第二卷就全部是特写。 我们的读者应该特别感到高兴的是：正是萧乾的文学素养和才思游刃于社会现 实生活素材之间，使他笔下处处生花，读来情景交融，情文并茂，令人读上了瘾， 不忍释手，他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啊。 萧乾，1910 年1 月27 日生于北京，是在贫苦的环境中度过了他的童年的。 他的父亲是蒙古籍，在他出世前一个多月就病故了。他是个遗腹子。妈妈到处寄居， 又为人帮佣，才总算把他拉扯大，而在他8 岁时，也去世了。 他依靠一堂兄过活。1942 年他在英国剑桥大学正式入学注册时，看到表格上 有一项是：“家庭有无显贵人家”，非常反感，他曾一度真想填上：“父亲看城门， 舅舅卖白薯，姨父搬运工”。6 岁，在一座庙里的私塾里上学，随后进入崇实中学 当工读生，先在地毯房做织毯工，人家给他起个外号：“小饼干”（他原名萧秉乾）， 后来去送过羊奶，每天天不亮从北新桥走到东单，这些活儿都够呛。到初三时，考 进北新书局当练习生，下班后读了店里不少的书，接触到五四运动后出现的各种思 潮和一些文艺作品，其中如：华林的《新英雄主义》，那薄薄的一本书，他读了不 止十遍。他曾把易卜生的《国民公敌》这出戏最后一句台词：“最孤独的是最坚强 的”抄作座右铭。他还精读过《曼殊斐尔小说集》，一篇篇从杂志上抄下来，分享 了平凡人物的喜悦和悲哀。萧乾说得好：“一个作家读他本国及外国的作品，就像 一个人吃各种副食品，有蔬菜也有脂肪，有淀粉也有蛋白（他的主食只能是他所经 历的生活）。他把这些吃下去后，在胃里经过消化，产生热量，你不能断言这热量 是来自哪样食品。”与此同时，他小小的心灵也从革命小册子懂得了些反封建的道 理。他受不了三堂兄的压迫，写告别的条子：“别了，你的雷霆。别了，你的棍子。 我不但不会让你打折我的腿，我还要用它走自己的路。”就在14 岁，他结束 了寄人篱下的生活。离开北新书局，溜回崇实中学读书，不久就在学潮中被捕，遭 到开除，第一次离北京南去汕头教了一年书。1929 年冬天，回到故都，进入大学 之前，认识了后来成为名记者和政治家的杨刚。待1933 年转入新闻系，美国记者 斯诺（后来写有《西行漫记》闻名世界）作了他的师友。这两个人给他一生的影响 是很大的。他从斯诺的话得到启发：新闻和文学并不是两回事，前者好比是摄影， 后者是绘画，两者有相通之处，何况素材都是取自生活。 萧乾自1933 年起为《国闻周报》、《大公报》、《文学季刊》、《水星》等 报刊写稿，1935 年夏大学毕业后，入《大公报》当编辑，是他进入新闻界之始。 在《文艺》副刊编辑任内，他动了不少脑筋，出了些点子，如：（1 ）出各种特辑 ：有黄源编的“译文特辑”，梁宗岱编的“诗歌特刊”，以及“艺术特辑”；有创 作经验和作品介绍，运用了“集体批评”的形式；还开展了几次专题讨论，例如从 各个角度谈论书评问题（出过四期整版专刊）等，（2 ）1936 年主持《大公报文 艺奖》的评选工作。 1939 年，他应聘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系讲师，兼任《大公报》驻 英特约记者。1943 年放弃剑桥大学的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在导弹四落的情况下， 回到伦敦，设立起《大公报》办事处。1944 年至1945 年间，他曾三度访问德国。 他首先径往欧洲战场，到莱茵河前线采访。五月初，联军攻克柏林后，他以国际随 军记者的身份进入纳粹的巢穴。他走访了纽伦堡审判纳粹首要分子的法庭。慕尼黑 既是1923 年希特勒匪徒崛起的发祥地，又是1938年英国张伯伦和法国达拉第屈膝 签约的地方，以及在慕尼黑附近以活地狱闻名的达豪集中营等地，他也都去访问了。 同年，他在欧美两洲之间穿梭来去，先后采访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 会和在德国开的波茨坦会议等。他寄回祖国的那些形象生动、笔触细致，富有文学 风趣的特写报道如《南德的暮秋》等脍炙人口，竞相传诵，正都是他冒着轰炸和潜 水艇袭击，不顾个人生命安危而取得的实地“抓拍”。 萧乾的旅行记者生涯是在1935 年夏天初进天津《大公报》工作不久，就去鲁 西水灾区采访报道开始的。他和画家赵望云结伴同行，相约以文字和绘画为现实生 活服务，以民生疾苦为题材。果然，他写的《流民图》一组文章和望云的灾区写生 画在报纸上刊出后，获得广大读者的热烈反响和支持，从而推动了社会上的赈灾工 作。抗日战争初期，他第四次回到他的“第二故乡”潮州，为了协助华北游击区宣 传和募款工作，他走遍了岭东几县。第一站就碰到大革命时代的农民领袖林炎发这 个冤狱，他激于正义，把一切有关方面全访问了，写成《林炎发入狱》一篇报道， 在港报上刊载出来，迫使反动派把林炎发放了出来。萧乾又一次体会到文字是能为 现实服务的。1938 年到1939 年间，他还走了不少地方，写下了《湘黔道上》、 《一个爆破大队长的独白》、《岭东的黑暗面》、《潮汕鱼米乡》、《由香港到宝 安》等特写。 他的笔下，运用大量见闻事实真相处处描绘出一幅当时政治黑暗、民生凋敝的 惨淡画面，对激发起人民对国民党当道的无限愤恨，也起了一定作用。在《血肉筑 成的滇缅路》一篇通讯特写中，萧乾用他耳闻目睹的民工艰辛劳动、壮烈牺牲的英 雄事迹写下了震撼人心的史诗，所费笔墨无多，却已不仅勾勒出劳动人民是历史创 造者这个真理（虽然他后来遗憾地说：当时只称他们是构成历史的“原料”，不止 是个用字不当的问题！），而且还大声地向全世界宣告：有这样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的民工群，中华民族竟无愧于“伟大的”这个称号，是不可战胜的！ mpanel(1); 总的说来，萧乾在解放前所写的特写和他的短篇小说（不在本文论述之列）一 样，也许是更为直接一些，是对我国旧社会的控诉，用形象、经历、氛围气来表达 反封建、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意识。他过去所花去的时间和精力是创造了价值 的。他的全部写作已经汇入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绝非仅仅是属于他个人的卓 越成就。 1949 年全国解放了，萧乾和一切有志气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一样，双手高举， 热情欢呼新中国的诞生。就在同年八月，那时他还在香港《大公报》工作，断然拒 绝了英国剑桥大学中文系“现代中国文学”教席的聘请，跟随着地下党经青岛来到 开国前夕的北京。之后，他除开在党的领导下忙于从事外文宣传工作外，曾经去湖 南参加土改运动，受到教育；由于是一个完全汉化了的蒙古人，1956 年9 月访问 内蒙，感到极大的欢欣和鼓舞。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他热情地歌颂翻天覆地的变化和 新社会的空前成就。他先后写下了《土地回老家》、《万里赶羊》、《时代在草原 上飞跃》、《人民教师刘景昆》等美丽动人的特写篇章。1957 年以后，由于众所 周知的波折，他丧失了歌颂的权利，如此延续了二十多年。虽然他在后一段年月埋 头专搞外文翻译工作，也译出了不少有意义的书，但那许多未能充分利用的岁月总 不能不令人感到是一种遗憾，一种损失。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萧乾本人在经历各 种政治运动之余，认识有很大的提高。他在近年来写了三篇回忆性的文章：（1 ） 《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散文特写选》代序，1979 年4 月），（2 ）《一本 褪色的相册》（《萧乾短篇小说选》代序，1980 年8 月），（3 ）《一个乐观主 义者的独白》（《萧乾四卷自选集》代序，1982 年9 月），连同《终身大事》 （《梦之谷》代序，1980 年12 月）都是精心之作。他不仅为自己的创作历程作 了历史性的总结，而且一再感慨万分地自承是一个“未带地图的旅人”，由此得出 结论：“地图不能代替旅行。然而在人生这段旅程中，还是有一张地图的好。” “没有地图，绚烂的理想是不能变成现实的。”如果要对萧乾其人及其作品，加以 分析研究，那么这三篇文章就为我们提供了入门的钥匙。每一想起它们都是萧乾在 身染重病一再开刀的过程中扶着病榻写出来的，我仿佛见到他还是那样一个顽强工 作、精神充沛、生龙活虎一般硬朗的老朋友站在眼前了。 萧乾一向是善于为自己作品选集题名的。例如：他在1947 年收集国内外通讯 特写多篇成为一卷，交由巴金老友所创办的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题《人生采访》 作为书名，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立志一生从事文学记者工作的宏愿。 同年，他编了一部小说集，题名为《创作四试》，意味着：象征、伤感、战斗 和刻画。他自己曾说过：“早期有些散文如《破车上》、《叹息的船》等篇往往带 有象征意味。”这也正因为曼殊斐尔、契诃夫、吴尔芙夫人等给予他的影响，使他 笔锋带有那么一点忧郁感，一点幻想，它多的是清新的诗意，字里行间常有触动人 心的神来之笔，读者感到十分亲切可喜。固然他认为小说的中心任务还是讲故事， 它必须有人物和情节。但他写特写的本领往往擅长于叫读者难以分辨是篇散文还是 小说，像我所爱读的《珍珠米》就是那样可喜的一篇。 他对特写（也就是当今通称的“报告文学”）的制作有不少精辟的经验值得向 大家介绍。他说： “散文和特写还是应当有所区别：前者艺术性较高，着眼于创造一个完整的意 境或形象，后者却比散文更贴近现实，因为它往往是新闻报道的副产品。……真实 对特写比什么都更为重要，因为感动人的不是文字，而是英雄事迹的本身。……当 然主要是宣传效果问题。一旦掺了假，读者对它的真实性就要打个折扣，效果势必 大为削弱。…… “一个有志于从事文艺创作的记者，在采访消息之余，最好也像画家们那样经 常在口袋里带个本本，随时随地写写生。1946 年我之所以能在地中海上补记八个 月以前的南德之行（笔者注：指《南德的暮秋》一文），就得力于这个多年来保持 的习惯。 “我的特写基本上是用文字从事的素描写生，艺术加工主要是在剪裁上。我从 斯诺那里学到一条至理名言：冗赘散漫是文章的大敌。写东西非讲求点文字经济学 不可。《伦敦三日记》其实是根据将近十天的日记压缩而成的，我穿过巴伐利亚省 沿着中欧阿尔卑斯山直趋巴黎的那次旅行，事实上走了十八天，报告本身却只有十 一天。我把一些琐节删掉了。…… “……要尽量克制――抑制好发议论的冲动。有议论宁可另外写成随笔杂文， 尽可能不夹在描写中。在这一点上，我特别喜欢契诃夫。他从不把笔下的人物当作 自己的代言人，也不使用“画外音”。尽管特写在艺术上低于散文，它也应通过形 象来表达观点和思想。”他还说：“由报告而发展成为文情并茂的大型文学作品， 其产地还是我们中国。……还是由于在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的主流一直是对现实 生活的关切。关切，这含义要比‘干预’更广些，但在我心目中它是包括了干预的。 ‘五四’以来的中国，问题一直是太尖锐了，形势太紧迫了，文学不可能是生 活的摆设。我认为报告文学的产生和昌盛，主要是由于作家们有时不能从容不迫地 对现实仔细端详，慢慢咀嚼，然后，再以小说这个虚构的形式概括出来。正像抗战 初期的活报剧一样，报告文学也是由于作家们迫不及待地要对现实生活发言而产生 的。”我觉得，他这一段话说得何等好啊，我国五四以来的文艺作品不就是一直以 现实主义道路为主流，根源于同样的社会现实吗？ 萧乾和其他老作家一样，近年来重新提起了他绚烂多彩的一支笔，不论在翻译 和创作方面，都写出了更多更新的篇章。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不顾衰病之躯，两 次应邀去美国，一次去新加坡开会讲学，为我国在国际宣传工作上尽了一份他应尽 的力量。听说根据计划，他今年还将去北欧一行，让我们在此为他的健康祝福。 （1984 年4 月） （原载《编辑记者一百人》，学林出版社，1985 年3 月）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