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光永昼话之琳 一 去年秋天，我在北京开会，走在透明淡远的蓝天下，去看诗人“卡”之琳（当 年，之琳初到北大读书，一般人不识“卞”字，常误读或误写成“卡”，因此师友 间一时戏称故云。据说卞于1931 年年初，在《华北日报》副刊发表诗文短稿，常 用各种笔名，有一次试署“老卡”，取“不上不下”打一字的谜底意，亦表“我将 上下求索”意，发表出来，竟反又排成“老卞”，大为扫兴）。半年不见，相晤甚 欢。承他题赠《〈雕虫纪历〉1930―1958》给我们夫妇。这是他解放以来出的第一 本诗集，虽然内中收集的五辑有五分之四是解放前写的，但看到卷首他的一篇长序， 真是精心之作，反复吟味，爱不忍释，就中诗人阐明了自己走过的道路、甘苦，以 及对新诗格律的看法。 大致说来，《雕虫纪历》集中诸诗的体裁和风格，容我武断地说，可分为四类 ： （一）我姑且称之为“装饰体”（取自《装饰集》集名）。主要是书中的第二 辑（1933―1935）和第三辑（1937），清辞丽句，浮想联翩，是全集菁华所在，也 是卞诗风格最为人们所激赏的部分，当然，也免不了有时流于晦涩，仰仗诗人自己 的剖析才能看得明白一些，好在“诗无达诂”嘛。 （二）“十四行体”。主要散见集中第一、三、四辑内。诗人自己在序文中也 有提及，是值得称许的，这也让我们怀念起20 年代闻一多、朱湘、孙大雨就写过 谨严的十四行体，后来启发冯至在40 年代写了一整本《十四行集》。 （三）我姑且称之为“慰劳信体”（取自《慰劳信集》集名）。主要是第四辑 （1938―1939），体裁大体整齐，词意爽朗为主。 （四）“语言流”体。这名词也是我杜撰的，取其类似《泥石流》（一部科技 纪录影片名）、“意识流”之意，也就是着重在一个“流”字，不过指的是语言中 的“流”的节奏。主要是集中于第一辑（1930－1932）和第二辑内的几首。 在此，我只想对第四类“语言流”体讲几句。《雕虫纪历》集中，如《酸梅汤 》、《西长安街》、《路过居》、《古镇的梦》、《古城的心》、《春城》、《抬 钢轨的群众》等，在我看来，都可归入这一类，这和前三类相比，是别具一格的。 我个人很喜欢他这种写法，行云流水，一“流”到底。《酸梅汤》、《西长安街》 两首诗还根本不分段。《抬钢轨的群众》也不分段，也是“流”的节奏，但不同的 是脚韵押得很紧，每句有韵，两句一转，自然这又是一种试验。 在运用“语言流”体时，卞诗人写得十分口语化，朴素自然，完全是“白描” 手笔，除了白话语言本身的节奏外，可称是丝毫不加雕琢，一无凭借，貌似平易亲 切，而难就难在“没骨子”，所以要写好也非易事。思绪和辞意往往会随着诗行的 开展，时而隽永，时而飘逸，在很自自然然之际会出其不意地拐了弯，来一句神来 之笔。我认为这种写法是和近代诗歌中的“意识流”相合拍的。当然，这种写法也 不就是老卞的首创，应该说从五四初期的白话诗中就有这个萌芽，如刘半农的《老 木匠》、《面包和盐》，闻一多的《荒村》、《天安门》，徐志摩的《卡尔佛里》、 《默境》、《康桥，再会吧》等都是，但是老卞把这一体裁发展了，而写来又是那 么深沉、纯熟！和莎士比亚戏剧中常用的独白或旁白一样的有味道。我也很喜欢一 些人写的表达擂鼓的革命豪情，自有它们的大气磅礴，一口呵成的好处。但如果要 在新诗中体现现代“意识流”中“流”的意味，那么根据我们日常白话的习惯中的 语言节奏而写成的“语言流”体，是最能表达的了，何况这还是带有我国七言古风 的传统写法呢！如果它发展成为多人的语言流，逐步增加戏剧化和集体性的成分， 就有可能成为无韵诗体的诗剧的道路。 以上所说，在当今也许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话。一般对新诗的反应是太散文化， 淡如白水，不像诗，要求有比较严格的格律。提出这样的要求当然是正确的，但还 总不要忘记五四运动以来语言白话化这个根据原则和趋势。如果新诗打掉了旧诗词 的枷锁，为了建设新的格律体式，从事各种不同体式的尝试，这完全是应该而且是 必要的，但总不要一下子又戴上什么新的枷锁，包括从国外引进的各种体式。关于 建立新诗的格律体式，我还是倾向于通过诗人和群众的艺术实践，“约定俗成”为 好，要急，但又急不得。料想我这一意见，卞诗人也会同意的吧。总之，先让新诗 体式多种多样、百花齐放起来，不论是民歌体、自由体、格律体、外国格律体（包 括十四行体、素诗体等等）、诗人自创体等等都可各显身手，并行不悖。旧体诗、 词、曲也可以写，但不是时代的主流。也有诗人说得好：不管它是自由体，还是格 律体，关键在于是否有诗味，是否真正是诗，而不是别的什么。撇开标语口号诗不 谈，即以格律谨严的旧体诗和一些西方诗歌而论，不是也有许多陈词滥调算不得诗 吗？一首好诗，我认为，应该是艺术性、思想性、时代感三者兼而有之。而新诗尤 应以语言新鲜凝练，意象丰富深刻，读来真情实感饶有余味者为上。 二 在《雕虫纪历》的序文里，第六页上末段开始有这么一句：“但是后来，在1933 年初秋，例外也来了。……”以下全段是诗人自我抒写的生活上的一番涟漪，写得 十分含蓄蕴藉，而又十分婉转，耐人寻味。总之，这已经近半个世纪左右的故事， 说是褪了色的玫瑰也罢，但在回忆的烟云里，总还是有一点余香犹在呵。 回想那也正是之琳和我作为诗友开始结识的年头。其时，巴金、靳以和郑振铎 正在北京北海附近三座门大街创办《文学季刊》，卞诗人常去那里，我也常去，因 而相识了。不久，他又主编起朴雅可爱的《水星》月刊来，我也曾应邀写了诗稿， 但相知毕竟不够熟，见面从来不谈彼此的生活。因而我也可说是一无所知。但到抗 战胜利后，他由昆明复员到了上海，老朋友真是喜重逢，他也短时期在我家住过， 大家在一起的时间较多了。卞诗人平时为人很拘谨，也很安于缄默，可是碰到和老 朋友在一起，话匣子一开，他就会娓娓动听地讲一些他个人的事情，那我只有静静 谛听的份儿，由他把我带进一往情深的境界中去。在激动的时候，他也曾取出一卷 墨底银字的手抄诗卷《数行卷》，展开给我看，那上面写得一笔清秀娟丽的手迹， 和老卞自己的书法十分相似，到卷末一看，见“为之琳抄”四字，还大大方方署了 两字真名，才知非同小可，是出自“对方的洒脱”之手呢。他那低昂亲切的语调听 来，正是上面那一种“语言流”体的新诗的味道。有时我就想到他那一番独白就是 哈姆雷特的，就是罗密欧的，不免也让我染上一层淡淡的哀愁。我们打开《1930― 1939》，翻阅一下内《装饰集》，毫不含糊，明白题献给他这位才女密友的，名真 姓实，正是其中有人，不待呼之，即已出也。 mpanel(1); 惜好事多磨，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未成眷属，后来二人各在天一涯，各自成 家，时过三四十年，今秋之琳应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之邀，将去美国访问两个月， 尽管水远山长不须回首，自有高秋淡远的另一种情谊一线相牵，届时旧友相逢，当 别有一番喜悦滋味了。 另外，我还想谈一下我对于老卞的《候鸟问题》（见第三辑内）一诗的感受。 我个人非常喜爱他这一首诗，开头四句一上来就抓住了我： 多少个院落多少块蓝天 你们去分吧。我要走。 让白鸽带铃在头顶上绕三圈―― 可是骆驼铃远，你听。 这诗写于1937 年，那时北京一度还叫北平。凡是在北京城里住得久的人几乎 没有一个不喜欢那里的“四合院”，院子上面高高覆盖着蓝天，那澄蓝是多么可爱， 还有远天传来轻快的鸽哨音，城门口附近荡漾着慢吞吞的骆驼铃声，真是听了叫人 留恋，难以忘怀。可是，其时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魔爪已步步进逼北平，那是什么 样的岁月呵，但凡能走得开的爱国知识分子都下决心要离开了。尽管“抽陀螺挽你， 放风筝牵你”也都是挽不住，牵不住的。 我的思绪像小蜘蛛骑的游丝 系我适足以飘我。我要走。 卞诗人在此既饱满抒写了对北京庭院和蓝天的深深爱恋，而又两次用短短的 “我要走”三个字果断地表明了激于爱国热忱，不能不走的遗憾。所有这些都打中 了我的心。我在1936 年初夏离去北平时也写过一首类似心情的诗，那就大大相形 见绌了。 如今，北京已经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建国三十年来的伟大首都，经过天翻地覆 地改造和建设，其情况已经历了天壤之别的根本变化：“四合院”已再不是人们所 留恋的地方，市内郊区高层建筑和工厂烟囱处处冲天而起，正象征着我国人民奔向 四化的决心和信心。首都流动人口每天的吞吐量动辄千千万万。解放后，除开那十 年浩劫当中一次也未去过北京之外，我连前带后已去过十一次，而且每次去了就和 许多人一样想住下去，舍不得走。最近，我写成一首《北京抒情》，中有如下的句 子，正是道出了我今天的向往： 呵，春已归来， 春已归来住， 愿从此归来长住！ 之琳去年秋天就已应邀，最近已决定成行上路了。这也叫我想起1947年8 月3 日，他应邀去英国客居，那时正是内地战火纷飞的年代，那又是什么样的岁月呵！ 在上海轮船码头上和他握别，我曾写了一首《赠别》的诗送他，结尾四句是： 今天瘦长个子的你，孤独的你， 没奈何的你， 坐着这个稀奇古怪会划水的东西走了， 我从今再不想叫它是“船”。 那种依依惜别的情怀是难以言传的。然而，今天国家在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所 处的地位大大不同了，九亿各族人民正在同心同德，奔向“四化”的新长征，经过 艰苦创业，国家的富强昌盛指日可期。诗人“卡”之琳自己呢，也并不再是孤独的 了，此去有以翻译美国文学作品闻名的冯亦代作伴同行，不久就回来的，北京还有 夫人青林、爱女青乔（都是多么美、多么诗意的名字呵）都在等待着老卞胜利归来， 到时青林还会烧一手漂亮的四川风味的菜来迎门相候。现在，云海航天，一日可达， 天涯咫尺，疾于飞鸟，再也不需要坐船来去了。一切的一切都远远地今非昔比，所 以，我写下这篇送别的文字，题目只标明：《春光永昼话之琳》，而不写《别之琳 》，今天形势之好，我连“别”这个字都用不上了。 （1980 年3 月） （原载《卞之琳与诗艺术》，袁可嘉等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年1 月）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