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书签
春光永昼话之琳
一
去年秋天,我在北京开会,走在透明淡远的蓝天下,去看诗人“卡”之琳(当
年,之琳初到北大读书,一般人不识“卞”字,常误读或误写成“卡”,因此师友
间一时戏称故云。据说卞于1931 年年初,在《华北日报》副刊发表诗文短稿,常
用各种笔名,有一次试署“老卡”,取“不上不下”打一字的谜底意,亦表“我将
上下求索”意,发表出来,竟反又排成“老卞”,大为扫兴)。半年不见,相晤甚
欢。承他题赠《〈雕虫纪历〉1930―1958》给我们夫妇。这是他解放以来出的第一
本诗集,虽然内中收集的五辑有五分之四是解放前写的,但看到卷首他的一篇长序,
真是精心之作,反复吟味,爱不忍释,就中诗人阐明了自己走过的道路、甘苦,以
及对新诗格律的看法。
大致说来,《雕虫纪历》集中诸诗的体裁和风格,容我武断地说,可分为四类
:
(一)我姑且称之为“装饰体”(取自《装饰集》集名)。主要是书中的第二
辑(1933―1935)和第三辑(1937),清辞丽句,浮想联翩,是全集菁华所在,也
是卞诗风格最为人们所激赏的部分,当然,也免不了有时流于晦涩,仰仗诗人自己
的剖析才能看得明白一些,好在“诗无达诂”嘛。
(二)“十四行体”。主要散见集中第一、三、四辑内。诗人自己在序文中也
有提及,是值得称许的,这也让我们怀念起20 年代闻一多、朱湘、孙大雨就写过
谨严的十四行体,后来启发冯至在40 年代写了一整本《十四行集》。
(三)我姑且称之为“慰劳信体”(取自《慰劳信集》集名)。主要是第四辑
(1938―1939),体裁大体整齐,词意爽朗为主。
(四)“语言流”体。这名词也是我杜撰的,取其类似《泥石流》(一部科技
纪录影片名)、“意识流”之意,也就是着重在一个“流”字,不过指的是语言中
的“流”的节奏。主要是集中于第一辑(1930-1932)和第二辑内的几首。
在此,我只想对第四类“语言流”体讲几句。《雕虫纪历》集中,如《酸梅汤
》、《西长安街》、《路过居》、《古镇的梦》、《古城的心》、《春城》、《抬
钢轨的群众》等,在我看来,都可归入这一类,这和前三类相比,是别具一格的。
我个人很喜欢他这种写法,行云流水,一“流”到底。《酸梅汤》、《西长安街》
两首诗还根本不分段。《抬钢轨的群众》也不分段,也是“流”的节奏,但不同的
是脚韵押得很紧,每句有韵,两句一转,自然这又是一种试验。
在运用“语言流”体时,卞诗人写得十分口语化,朴素自然,完全是“白描”
手笔,除了白话语言本身的节奏外,可称是丝毫不加雕琢,一无凭借,貌似平易亲
切,而难就难在“没骨子”,所以要写好也非易事。思绪和辞意往往会随着诗行的
开展,时而隽永,时而飘逸,在很自自然然之际会出其不意地拐了弯,来一句神来
之笔。我认为这种写法是和近代诗歌中的“意识流”相合拍的。当然,这种写法也
不就是老卞的首创,应该说从五四初期的白话诗中就有这个萌芽,如刘半农的《老
木匠》、《面包和盐》,闻一多的《荒村》、《天安门》,徐志摩的《卡尔佛里》、
《默境》、《康桥,再会吧》等都是,但是老卞把这一体裁发展了,而写来又是那
么深沉、纯熟!和莎士比亚戏剧中常用的独白或旁白一样的有味道。我也很喜欢一
些人写的表达擂鼓的革命豪情,自有它们的大气磅礴,一口呵成的好处。但如果要
在新诗中体现现代“意识流”中“流”的意味,那么根据我们日常白话的习惯中的
语言节奏而写成的“语言流”体,是最能表达的了,何况这还是带有我国七言古风
的传统写法呢!如果它发展成为多人的语言流,逐步增加戏剧化和集体性的成分,
就有可能成为无韵诗体的诗剧的道路。
以上所说,在当今也许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话。一般对新诗的反应是太散文化,
淡如白水,不像诗,要求有比较严格的格律。提出这样的要求当然是正确的,但还
总不要忘记五四运动以来语言白话化这个根据原则和趋势。如果新诗打掉了旧诗词
的枷锁,为了建设新的格律体式,从事各种不同体式的尝试,这完全是应该而且是
必要的,但总不要一下子又戴上什么新的枷锁,包括从国外引进的各种体式。关于
建立新诗的格律体式,我还是倾向于通过诗人和群众的艺术实践,“约定俗成”为
好,要急,但又急不得。料想我这一意见,卞诗人也会同意的吧。总之,先让新诗
体式多种多样、百花齐放起来,不论是民歌体、自由体、格律体、外国格律体(包
括十四行体、素诗体等等)、诗人自创体等等都可各显身手,并行不悖。旧体诗、
词、曲也可以写,但不是时代的主流。也有诗人说得好:不管它是自由体,还是格
律体,关键在于是否有诗味,是否真正是诗,而不是别的什么。撇开标语口号诗不
谈,即以格律谨严的旧体诗和一些西方诗歌而论,不是也有许多陈词滥调算不得诗
吗?一首好诗,我认为,应该是艺术性、思想性、时代感三者兼而有之。而新诗尤
应以语言新鲜凝练,意象丰富深刻,读来真情实感饶有余味者为上。
二
在《雕虫纪历》的序文里,第六页上末段开始有这么一句:“但是后来,在1933
年初秋,例外也来了。……”以下全段是诗人自我抒写的生活上的一番涟漪,写得
十分含蓄蕴藉,而又十分婉转,耐人寻味。总之,这已经近半个世纪左右的故事,
说是褪了色的玫瑰也罢,但在回忆的烟云里,总还是有一点余香犹在呵。
回想那也正是之琳和我作为诗友开始结识的年头。其时,巴金、靳以和郑振铎
正在北京北海附近三座门大街创办《文学季刊》,卞诗人常去那里,我也常去,因
而相识了。不久,他又主编起朴雅可爱的《水星》月刊来,我也曾应邀写了诗稿,
但相知毕竟不够熟,见面从来不谈彼此的生活。因而我也可说是一无所知。但到抗
战胜利后,他由昆明复员到了上海,老朋友真是喜重逢,他也短时期在我家住过,
大家在一起的时间较多了。卞诗人平时为人很拘谨,也很安于缄默,可是碰到和老
朋友在一起,话匣子一开,他就会娓娓动听地讲一些他个人的事情,那我只有静静
谛听的份儿,由他把我带进一往情深的境界中去。在激动的时候,他也曾取出一卷
墨底银字的手抄诗卷《数行卷》,展开给我看,那上面写得一笔清秀娟丽的手迹,
和老卞自己的书法十分相似,到卷末一看,见“为之琳抄”四字,还大大方方署了
两字真名,才知非同小可,是出自“对方的洒脱”之手呢。他那低昂亲切的语调听
来,正是上面那一种“语言流”体的新诗的味道。有时我就想到他那一番独白就是
哈姆雷特的,就是罗密欧的,不免也让我染上一层淡淡的哀愁。我们打开《1930―
1939》,翻阅一下内《装饰集》,毫不含糊,明白题献给他这位才女密友的,名真
姓实,正是其中有人,不待呼之,即已出也。
mpanel(1);
惜好事多磨,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未成眷属,后来二人各在天一涯,各自成
家,时过三四十年,今秋之琳应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之邀,将去美国访问两个月,
尽管水远山长不须回首,自有高秋淡远的另一种情谊一线相牵,届时旧友相逢,当
别有一番喜悦滋味了。
另外,我还想谈一下我对于老卞的《候鸟问题》(见第三辑内)一诗的感受。
我个人非常喜爱他这一首诗,开头四句一上来就抓住了我:
多少个院落多少块蓝天
你们去分吧。我要走。
让白鸽带铃在头顶上绕三圈――
可是骆驼铃远,你听。
这诗写于1937 年,那时北京一度还叫北平。凡是在北京城里住得久的人几乎
没有一个不喜欢那里的“四合院”,院子上面高高覆盖着蓝天,那澄蓝是多么可爱,
还有远天传来轻快的鸽哨音,城门口附近荡漾着慢吞吞的骆驼铃声,真是听了叫人
留恋,难以忘怀。可是,其时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魔爪已步步进逼北平,那是什么
样的岁月呵,但凡能走得开的爱国知识分子都下决心要离开了。尽管“抽陀螺挽你,
放风筝牵你”也都是挽不住,牵不住的。
我的思绪像小蜘蛛骑的游丝
系我适足以飘我。我要走。
卞诗人在此既饱满抒写了对北京庭院和蓝天的深深爱恋,而又两次用短短的
“我要走”三个字果断地表明了激于爱国热忱,不能不走的遗憾。所有这些都打中
了我的心。我在1936 年初夏离去北平时也写过一首类似心情的诗,那就大大相形
见绌了。
如今,北京已经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建国三十年来的伟大首都,经过天翻地覆
地改造和建设,其情况已经历了天壤之别的根本变化:“四合院”已再不是人们所
留恋的地方,市内郊区高层建筑和工厂烟囱处处冲天而起,正象征着我国人民奔向
四化的决心和信心。首都流动人口每天的吞吐量动辄千千万万。解放后,除开那十
年浩劫当中一次也未去过北京之外,我连前带后已去过十一次,而且每次去了就和
许多人一样想住下去,舍不得走。最近,我写成一首《北京抒情》,中有如下的句
子,正是道出了我今天的向往:
呵,春已归来,
春已归来住,
愿从此归来长住!
之琳去年秋天就已应邀,最近已决定成行上路了。这也叫我想起1947年8 月3
日,他应邀去英国客居,那时正是内地战火纷飞的年代,那又是什么样的岁月呵!
在上海轮船码头上和他握别,我曾写了一首《赠别》的诗送他,结尾四句是:
今天瘦长个子的你,孤独的你,
没奈何的你,
坐着这个稀奇古怪会划水的东西走了,
我从今再不想叫它是“船”。
那种依依惜别的情怀是难以言传的。然而,今天国家在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所
处的地位大大不同了,九亿各族人民正在同心同德,奔向“四化”的新长征,经过
艰苦创业,国家的富强昌盛指日可期。诗人“卡”之琳自己呢,也并不再是孤独的
了,此去有以翻译美国文学作品闻名的冯亦代作伴同行,不久就回来的,北京还有
夫人青林、爱女青乔(都是多么美、多么诗意的名字呵)都在等待着老卞胜利归来,
到时青林还会烧一手漂亮的四川风味的菜来迎门相候。现在,云海航天,一日可达,
天涯咫尺,疾于飞鸟,再也不需要坐船来去了。一切的一切都远远地今非昔比,所
以,我写下这篇送别的文字,题目只标明:《春光永昼话之琳》,而不写《别之琳
》,今天形势之好,我连“别”这个字都用不上了。
(1980 年3 月)
(原载《卞之琳与诗艺术》,袁可嘉等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年1 月)
--------
泉石书库
|
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