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西方诗歌的因缘 回忆自己学诗的过程，甚为有趣。从中国诗学到外国诗，从五四新诗读到西方 现代诗，我个人创作也是中西诗轮番读，新旧诗轮番写，它们最终在我心中融为一 体。 少时读私塾，四书五经乏味枯燥，课堂上偷读唐诗，爱不释手，学写旧体诗的 愿望由此萌生。一时读了许多唐诗。李白诗气势大，但他的飘逸潇洒我学不像；王 维诗境界好，但我涉世不深，企及不了。唯有杜甫的忠君爱国、温柔敦厚颇得我心。 入南开中学后，我才初次接触到白话诗文。“五四“新文学诗人郭沫若、徐志摩的 作品读来有新意，从中感受到惠特曼及英美浪漫主义诗人的风格，但要从中领会西 洋诗歌的特点，也不能做到，因为毕竟已化成中国新诗人自身的艺术，只有直接阅 读外国诗，才能真正有体味。 与西方诗歌相遇实属偶然。尽管我九岁学英文，但到七八年以后才具备阅读英 文诗的能力。一次逛外文书店，我买了两本英文书。其中一本是英版《波德莱尔散 文诗》，看到诗与散文可以结合得如此之好，形象、意境、诗味兼备，很开眼界。 虽然我不喜欢波德莱尔的颓废，但他对巴黎社会的罪恶和丑恶的大胆揭露，尤其以 那种“看云的人”的气质超然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外，颇打动我。我在课余翻译了《 巴黎的忧郁》中近十篇散文诗，如《醉吧》、《窗口》、《镜子》、《港口》等， 投到天津《大公报》，居然在副刊栏登了出来，由此我对外国诗歌的兴趣陡增。 在南开高中我学了宋词，喜欢与几个同学一起填词。正如波德莱尔的诗与散文 结合是一种拓展，中国的词也是对诗的解放，是诗的继续；诗要与音乐结合就得写 词，容量大，体式丰富，从简短体到复杂体都行。不过，我受儒家思想影响深，以 为词尽管也抒情，但这情却不够自然，大都为“小红低唱我吹箫”的味道，与我们 身处的现实似格格不入。而在外国小说、特别是旧俄小说里我所看到的时代和社会 与我们的何其相似！ 考入清华外文系之后，我才系统地学习了外国文学，同时阅读了大量西文诗歌， 提高了欣赏英美诗歌的水平，注意从英诗的节奏、格律、音韵等方面来体会诗歌的 美，注意比喻、象征的巧妙运用。大学一年级读的是英译散文体的荷马史诗和维吉 尔史诗，知晓了古希腊罗马的诗歌传统，以后又接触了18 世纪英国新古典主义诗 人蒲柏，他主张格律诗，有复古倾向，学问甚好，著有两篇诗体文论《批评论》和 《人论》，音韵铿锵，表达明晰。我在图书馆又碰巧看到他用诗体从希腊文译成英 文的荷马史诗，觉得很了不起。可是读后大失所望，诗体译本远不如散文体，无法 将史诗的丰富内涵和味道表达出来。蒲柏学问那么好，费了那么大功力，精神可嘉， 效果却不理想。由此我领悟到各民族语言有自身的特点，节奏音韵各不相同，涵义 可以转译过来，诗美却损失很多。据此我形成一个观点：诗是无法翻译的，一经翻 译就会失去原汁、原味、原样。因而我更发奋攻读英语，甚至下苦功背词典。及至 年长一些，才比较客观，认为译诗虽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但为使不懂外语的读者能 接触外国诗歌，译诗还是必要而有益的，译者功不可没。 我对西方诗歌的选择源自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趣味。中国古典诗歌素以抒情诗、 短诗见长，因此西方诗歌中，古希腊女诗人萨福，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 律治以及浪漫诗人雪莱、济慈所写的抒情诗更得我心。华兹华斯的《孤独的刈禾女 》最终启发我在苏格兰高原写下《刈禾女之歌》，风格不同，影响却在。而柯勒律 治的《古舟子咏》我年轻时背得烂熟。我还发现莎士比亚用诗展示人性的微妙令人 倾倒。17 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的诗也颇有个性，即玄邃空灵，又有奇想巧 智，但我并不理解他的宗教神秘主义。我对西方长诗、叙事诗如拜伦的《恰尔德・ 哈罗尔德游记》、《唐・璜》等则敬而远之，总觉得诗写得太长浪费诗人的才华， 读者也看不下去。因此我对诗歌形成第二个观点：长诗不如短诗，叙事诗不如抒情 诗，我自己写诗要以抒情诗、短诗为主。 30 年代前期中国的大学有着良好的学术氛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聘请了不 少学养有素的中外教授任教，及时介绍西方文学的最新动态。英国新批评派代表人 物瑞恰慈就曾在清华教过书，他采用的新批评方法有点像中国诗话文体批评，着眼 于作品文本的解释，分析具体作品的字句、韵味，丝丝入扣，而不是空谈抽象的理 论原则。 在叶公超的《英美现代诗》课上我接触到艾略特、叶芝、霍普金斯等人的诗作。 叶公超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我们听得忘了下课的铃声。我本来就酷爱中国古典诗 词，醉心于它们的严谨、蕴藉、多姿多彩的风格。虽然我平素不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