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外国文学 每一个人缅怀读书生活，不管在探索的道路上发生过什么样的曲折迷离，都会 由于时间隔开远了，蒙上了一层纱一般的薄雾，而因之感到格外亲切有味。谈起我 和外国文学的因缘也就会让我立时沉入到回忆的世界中去。 40 余年前，我离开教学岗位，改务他业，虽然每一工作余暇，还是不忘在文 学方面买书、藏书、读书，但毕竟涉猎时为多，迥然不可与专业研究者同日而语。 在此，我只能谈谈个人读书的甘苦而已。 我从4 岁识字，读了好几年私塾，10 岁时开始学英语，但启蒙阶段只是从《 华英初阶》读起，到《伊索寓言》和童话一类低幼年级读物。还是在父亲的书房中 东翻西检，找到了商务印书馆出的林（琴南）译小说，才顿然发现了在四书五经之 外，还另有一番天地。由于在家庭严厉的约束下，大部头的我国古典小说如《水浒 》（认为是诲盗）、《红楼梦》（认为是诲淫）、《聊斋》（认为是谈狐说鬼，想 入非非）等等也是不许公开翻看的，这就使我萌生了对国外读物的兴趣。随后我进 入新式教育制的南开中学，一下子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的冲击，除了如饥似 渴地阅读新文学作品之外，在鲁迅先生“拿来主义”的影响下，也养成了大量阅读 外国文学作品译本的癖好。那时鲁迅写的小说、散文、杂文，在我几乎是出来一本 就读一本，而且读了再读，他的译品，从他和弟弟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起， 也是大都看了一遍。通过他们和郭沫若、沈雁冰等人的译本，我看了不少日本、旧 俄以及东欧等国家的作品。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果戈 理等人的小说中的情景抒写和人物创造，使我逐步认识到沙皇时代社会的动乱和矛 盾，和我当时所处的旧社会的腐朽、反动和没落，实在太相似了，而随着时代浪潮 的冲击，我这种幼稚的认识通过生活的直感就开始深化了。 在当时，中青年一代有不少人都卷进了对光明的憧憬和对革命的追求中去，我 也正是这样的一个青年，一心认为只有推翻旧社会才有前途，才有出路。 那些弱小民族国家的文学作品，更在我心中激发起对弱小民族的同情和热爱， 从而也唤醒和促进了自己的爱国主义民族意识。我就是这样通过外国作品实体的阅 读，并以我国的社会生活的体验对作品加以补充理解，而接受了现实主义作品的陶 冶和教育的。至于理论上的钻研和探讨则是稍后一步的事。老来到了今天，我回顾 起来，正由于这种精神上的潜移默化，我自幸尽管生活在旧社会和反动派相周旋的 岁月中，还是能始终坚持抱残守缺，不与同流合污，走我自己的路。 话又说回来，感性认识经过反复印证，总是要上升到理性认识的，也只有这样， 才能进一步得到巩固。那么，我在外国文学方面又曾经接受了哪些理论的影响呢？ 我曾从鲁迅远在1907 年写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章得到启示， 随即从他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等书中，初步 学习外国文学的全貌和精神实质，得益匪浅。是鲁迅这方面的译著和评论把我引进 了外国文学殿堂的大门，一上来就帮助我树立和培养正确对待外国文学的观点。开 初，我一方面徘徊于“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二者之间，另一方面却 又认为“为人生而艺术”还不够味。曾经梦想投身到革命文学的狂飙中去。但后来， 切实感觉到能够在“为人生而艺术”的道路上不断迈进，就已经满不错的了。所有 这一切，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精神影响所致。就认识过程来说，自己身 上也无可否认地存在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例如鲁迅先生的后期译述，即在水沫 书店所出的大批苏联文学艺术理论书籍，有卢那察尔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 》等书，我虽然也热心地先后看过，但总有艰深以至枯涩之感，从不求甚解而渐渐 放下了。现在思索起来，实在是件憾事。而我对当时读过的另外一本书，即左拉的 《实验小说论》，至今还是没有什么好感。左拉这本小册子文字写得干巴巴，令人 看不下去，以至影响我连自然主义小说也不喜欢看了，认为他们把世界描写得那么 机械丑恶，引不起一点美感来。我体会到，通过具体作品的阅读、赏析、玩味而逐 步形成的一种比较正确的观点往往要比囫囵吞枣地浏览一些空洞的说教论文来得有 效而牢靠得多。可见，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但只有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理论才具有 非凡丰富的指导意义。 除了主要环绕外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阅读以外，我认为还有其他情况。 自己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也必然会在外国文学作品中寻求相似的满足。例如， 我自幼在私塾中读过不少古代诗文，多少培养了一定的阅读和欣赏能力，所以，我 一上来就喜欢看林译小说、《域外小说集》等，以及鲁迅的《坟》中一些文章。其 原因开头还是生于他们文言文的魅力深深吸引了我，一如读唐宋传奇小说一样，而 对于小说故事本身则放在第二位，至于译笔是否忠实于原著更在其次了。还有，一 度我曾爱读日本作家的小说，从夏目漱石、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岛崎藤村到 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等，印度泰戈尔的诗，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史笃姆的《茵梦湖》，英国乔治・吉辛的《草堂随笔》，曼殊斐尔的小说等等，虽 已时隔多年，但至今仍怀有美好的感情，这又是为什么呢？溯其根源，还是由于我 当年读厌了封建社会以文载道的圣贤书，也就十分喜爱言志抒情的诗文，如唐诗、 宋词、六朝文赋，下及明代公安竟陵的散文，近代的《浮生六记》一类。如此，在 外国文学中碰到类似风格的作品，也就格外感到亲切有味，爱不释手了。 以上所说，大都是我在中学时代主要通过翻译来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情况。在 这里，我应该特别指出翻译工作者的功劳不可埋没，他们不仅专心致志于外国文学 的引进介绍，而且大体说来，他们在选择这些外国作品时往往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我和广大读书界一样对他们致以由衷的感谢。在此我也想顺便提个看法。当今我国 出版界在翻译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少“左”的偏向，例如，译品的封面只印上原作者 的名字，很少印出翻译者的名字，看来还未把认真负责的翻译工作做为一种再造性 以至创造性的劳动来看待。说是出于对原作者的尊重吧，在扉页或版权页上却又很 少印明作者的原文姓名和作品的原文书名。在一些学术性论文中引用时，也往往只 列出汉文译名（请注意译名多不统一），而不注明原文，如需进一步查阅参考，则 发生很多困难。其实，只要稍一注意，这些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 mpanel(1); 现在我想谈谈自己如何攻读英语，逐步学会直接阅读原作的过程。记得读的第 一本童话故事就是《贝肯读本》。说起来很可笑。那时我真是有点“初生之犊不畏 虎”。白天刚听教师教了一个故事，晚上就用笔翻译出来，甚至把这些译文订成小 本本，藏在抽斗里，自我欣赏，这样悄悄地满足了我自幼尝试译作的幼稚愿望。待 到进入高中，对外国文学史有个粗浅的轮廓理解之后，我在家中偶然找到几本“蓝 皮小丛书”，看到内中印着的都是世界著名作家如莎士比亚、王尔德、萧伯纳等人 的语录，大喜过望，坐下来把一些警句摘抄下来，译成中文，送到天津《大公报》 副刊，居然一一发表了，这对当时的我实在是一种很大的鼓舞。初次拿到稿费，就 斗胆去逛一些外文的旧书摊和书店找书，首先买到美国近代丛书版的两本书：《俄 国最佳小说选》和《波德莱尔散文诗》。这时，我就开始不满足于学校用的英语读 本了，因为其中所选的不外是欧・亨利的短篇小说，丁尼生和朗费罗的诗歌，不免 过于浅显，要不就是麦考莱的政论文章，感觉比较艰深，却又不对我的口味。 其他单行本的英语课外读物如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欧文的《见闻杂记》 （又译作《拊掌录》）、史蒂文生的《宝岛》等，行文很好，但题材内容已大大落 后于我通过博览翻译诸家之作而达到的思想认识了。倒是我看了上面提及的初次买 到的两本书以后，深深感到这才是我要读、要试着翻译的书，因为它们正和我当时 所读到的新文学创作和外国文学作品的中译本合拍了。 我之所以在19 岁那年选择了莫泊桑的《农夫》和迦尔洵的《旗号》两个短篇， 并在《国闻周报》上发表，现在回想一下，还是由于受到鲁迅译作的提示，而不是 我对这两位外国作家有过什么了不起的研究。至于在前我试译过波德莱尔的一些美 丽的散文诗，都是在厌恶当时的社会现实之余，转向对波氏作为颓废消极的“看云 的人”有所同情，才动起笔来的。而系统地接受外国文学的正规教育，则是进入大 学以后的事。 1931 年夏天，我从中学毕业，准备考大学，当即面临一个抉择：到底是进中 国文学系，还是进外国语文系。当时很多师友劝我进外文系。他们认为我已打下较 为良好的中文底子，学外国文学可以多从开放的窗口呼吸些新鲜空气。那时，外文 系课程大体上既依文学体裁如诗歌、小说、戏剧，也按外国文学史分期设置。一时 要学的东西很多，有点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也顿开眼界，乐而忘疲。除了希腊 罗马时代文学、中古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文学以及戏剧文学也是必修课之外，我主 要精力放在两个方面：一是小说，二是诗歌。我喜欢英国哈代的小说就是从爱读他 的诗歌引起的。哈代一生乡居，对英国南部农村非常熟悉。他在作品中反映了乡镇 居民在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所蒙受的悲惨命运，从而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伪善道 德和宗教观念，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但哈代是个悲观主义者，认为人类不可能和 大自然力量抗争，因此作品往往带有相当浓重的宿命论色彩。他自称他的代表作为 “性格和环境的小说”。我曾写过一篇关于他的论文，题目就是：《哈代小说中环 境和人物性格的关系》。关于狄更斯的作品，我最初在读林译小说时，他的《贼史 》、《块肉余生记》使我很受感动。但我对这位19 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大师的进一 步研究是在30 年代后期才下了决心的。原因是：一来那时英国社会环境的氛围， 在因循守旧的情况下，和狄更斯时代似乎还相去不远。二来狄更斯以悲天悯人的情 怀，特别关心社会问题，对贫苦无告的人民深表同情，对上流社会深感厌恶，他不 惜笔墨，运用了讽刺夸张的手法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挞伐。马克思对他的现实主义作 品曾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一生是酷爱诗歌的，在此拟侧重说一下外国诗歌对我的影响和我的一些看法。 比起小说来，外国诗歌对我的影响倒要晚一些。我自幼在私塾内就学习了旧体 诗词，尽管家长也看作是属于雕虫小技一类，但对所谓“诗教”还是予以一定的鼓 励的，而对新诗（当时称作白话诗）则认为半文不白，不以为然。所以，我进入中 学以后，对五四初期的新诗印象不深。对于译成汉文的外国诗歌更是少看，甚至有 一种偏见，诗歌翻译得好，迹近不可能，认为由于语言特点不同，体裁和韵律各异， 加上字数的限制，原诗韵味风格是很难译出而不打折扣的。用古体来翻译外国诗， 不能曲尽其致，往往更会失去原来的风味而不过成为另外一首中国古诗，远不如林 琴南的翻译小说和周氏弟兄的《域外小说集》等，仅从行文的典雅优美这一点来看 就能引人入胜了。 我最初对惠特曼的理解是从郭沫若的《女神》而来，对19 世纪英国浪漫主义 诗歌的理解是从《志摩的诗》而来，稍后对法国象征派诗的理解也是从戴望舒《我 的记忆》而来。待到能通过原文来阅读外国诗歌的时候，逐渐就感到自己在这一方 面吟味欣赏的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我同意一种说法：诗无达诂。译诗实在是不得 已而求其次，但为了广大不懂外语的读者能接触到外国诗歌，这也是一桩必要而有 益的工作。从外国诗歌流派发展的全貌来看，其题材内容的丰富广阔，取舍自由， 其体裁格律的驰骋变化，丰彩多姿，在艺术手法上，有不少地方是值得我们从中吸 取营养，扩大我国传统诗歌的天地和境界的。 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一道理，经过多年来的提倡和学习，我们从理 论高度来讲，似乎都已明白了，但从实践来看，也还有不少值得注意之点。例如， 我过去十分喜爱外国象征派――意象派――印象派的诗歌、绘画和音乐，也写过一 些这一类的诗作（至今我仍然不能违心地说我已经不喜爱了）。现在回过头来，发 现自己平生所酷爱的李义山、周清真、姜白石、龚定庵诸人的诗词中，早就运用了 暗示、联想、通感、时空错综、情景交融、语言和情绪在节奏上的一致等等多种手 法，中西得以相互印证，各有短长。 我的体会是：如果对中国古典诗词没有打下一定的基础，那就很难捕捉西方现 代派诗歌所表现的瞬间的印象、含蓄的意境情绪以及微妙的信息了。同时，如果在 用字遣词上，不能将外国诗歌之长和我国固有的古典诗歌的艺术手法陶冶熔炼于一 炉，那也必然会写出洋腔欧化甚至晦涩欠通的诗行。无可否认，中西双方显然存在 着民族、时代和社会的歧异，我们是中国一方，就只有植根于肥沃的本土，吸取外 来的精华，才能结出富有特色的硕果奇葩来。另一方面，我在三四十年代不满于当 时旧社会的种种怪现象，因而醉心于艾略特在《荒原》中揭露西方社会现实时所用 的艺术手法，但是不是到了我国社会主义新阶段的今天，甚至还要把这些手法全部 移植过来呢？这是值得我们郑重思索和认真探讨的。至于如美国当代诗人亚伦・金 斯堡所写的长诗《嚎叫》（张翱翱译作《怒吼》，原诗中乱七八糟的专用名词和下 流生活用语连篇累牍，俯拾即是，为译者带来很大难度，张译本的精心努力倒是值 得佩服），尽管西方有不少人推许为继艾略特的《荒原》之后又一不朽诗篇有其一 定的理由，全诗一气呵成的气势也明显地和惠特曼的诗风一脉相承，但从我们来说， 看到那一行行不是写着吸大麻、迷幻药、狂嫖烂醉的情景，就是大量描写同性恋以 至性交等等变态到了极点的生活，真是不堪卒读！这种诗也许对了解美国“垮了的 一代”消极反抗当时社会现实的某些侧面有些认识作用以外，恐怕绝不会有更多的 意义了！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洋为中用”的过程中，也还有一个“古为今用”的问 题。尽管艾略特的诗歌从深刻揭露西方现代社会文明的分崩离析来说，在艺术风格 上有不可磨灭的魅力和时代烙印，而且他的诗论式的文艺批评也有其精湛独到之处。 他在《传统和个人才能》一文中，既向青年诗人指出重视传统、学习传统的重要性， 同时也把文学传统的范畴扩大到包括古今中外任何作家的伟大作品，即使作家本人 还健在，也不能否认他的作品已经进入传统，构成古往今来文学遗产的一个有机组 成部分。这些论点都可说孕含着创新而合理的因素。但即在这篇文章中，他没有提 到传统还有社会性和时代感两个方面，这就是他立论的局限性所在。我虽然在英国 读书期间有幸聆听过他的莎士比亚讲座，从中也得到不少教益，但我同时不能不注 意到：他的政治思想历来是保守的，或是反动的；他的新经院主义的学术观点在当 时也是遭人非议的。在那些海外岁月中，我和当时年龄相近的英国诗人如史本德、 刘易士、缪尔等相往来，也常和他们一起出席工人群众举行的诗歌朗诵会。 在那些灯光暗淡的厅堂里，透过昏昏沉沉使人呛咳的烟雾，听到他们爽朗激越 的语调，我已初步感到了他们这一代和道貌岸然的老师的不同之点。他们虽然还是 艾略特的追随者，但也已鲜明地比艾本人向时代、向社会跨近了一步。这个情景已 是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那么，我们今天在借鉴外国文学传统时应该何以自处？ 不是更需要做到古为今用吗？任何有志于做一个严肃的作家的人，不能不在思考人 生的同时思考当代社会的重大课题。这也就提醒了我们：向外国作家作品学习一定 要批判地吸收，才能真正做到为我所用。 如果不问时空条件，不分具体对象，一味盲目崇拜，在读书学习过程中，形成 另一种意义上的一言堂、一刀切、一风吹，也必然是无益而有害，多失而少得了。 拉杂写来，就此打住。 （1984 年9 月）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 年 版）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