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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非华夏 在此,我想略谈一谈欧美论述中国的译著。 十五六年前,我几乎不能想象今天会拣了这一类书籍来写一点鳞爪,虽然这题 目游泳在我的“心目”My mind ’s eye 中,由来已久。英国诗人吉卜龄为帝国主 义者所歌咏的《白种人的负担》TheWhite Man’s Burden 一词令我无法忘却。其 时,每在图书馆书库中走过“中国”专目下,看见芸编满架,情感上辄油然而生一 种强烈的憎恶。盖自13 世纪马可孛罗游记为始,欧美关于中国各方面的著述实在 是流广源长,不可胜计。然什九无非是传教士和猎奇旅行家的荒诞谈,鸦片战争以 来的片面史实。侵略者的魔手,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日本的满铁,不都是根据这 种统计资料,图籍记载来作他们鲸吞蚕食的决策参考之用?在海外的图书馆,如伦 敦大英博物院,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汗牛充栋,其中更添一项是世不经见的中国 古籍,敦煌汉简之类,为文化稗贩专家窃掠而归者。 记得1935 年,伦敦BurlingtonHouse 举行中国文物展览会轰动一时,剧院正 连续不断演着熊式一的《王宝钏》,在美国则是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出版,成 为是年的畅销书,我深深感觉着当时他们对中国的求知狂,也不过是由于鉴赏了中 国古董瓷器之精美招引而起罢了。除了有闲和好奇之外,没有什么透彻的了解与同 情可言。他们自幼所受教育不是说中国是遥远神秘像个谜,就是肮脏穷苦愚昧不堪。 他们的传教士,纵或有志在殉道者,大都以宗教为职业,以异乡为托钵地,一旦从 中国回去,必似衣锦荣归,开口闭口,叙述他们宝贵的经验。“中国通”若不用夸 张语法,把中国描成漆黑一团,如何能显得出他们是不辱“上帝选民代表”的使命? 我们读兰姆Lamb 的《烤猪谈》、《中国古瓷》,茅汉SomersetMaugh-am 的《哲 学家》(写辜鸿铭)、《负重的畜生》尚觉其意无他,读狄昆西DeQuincey 斥骂《 中国》一文应知仍是上乘之作,至于自哙以下,旨存侮辱不伦不类的文章恐怕是车 载斗量的了。这并非说我们讳疾忌医,或是中国至上观。恰恰相反,我们应当接受 正确的冷静的批判。其成为问题的是在于他们写作的态度。 在欧美社会中,对中国最抱真切同情的人,还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这包 括有学者、文士、政治家、社会工作者,恳挚可敬,不知时求知,从不强以为知。 我对于欧美谈中国的书开始发生兴趣,还是在抗战期间看了史诺EdgarSnow 的《西 行漫记》(1938 年刊;刻ModernLibrary 版为增订本)、史沫特莱AgnesSmedley 的《中国战歌》(1943 年)以至卜屈姆James Bertram 、慕若Edgar Mowrer 等 人的新闻报道之后。因为他们暴露了中国政治动荡的真相,描绘了历史的转折点和 新中国的萌芽,说明了未来中国的历史途径。 而更主要的,他们所爱不是中国的古老,在他们笔下的,是一个活的有生气的 中国,在蜕变成长中的中国。也许有人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喜好新奇的新闻记者, 但他们是中国的最真实的友人。也许有人认为他们的新闻报道文学完全是些太带时 间性的作品,不会永久存在的,但他们发掘了中国民族伟大的人性。这于中国是有 益的,虽然不过只是一个开始。社会政治经济上的种种困恼愤激不安的征象充分表 示着:封建积威下的中国已经在反抗行动中寻见了久经失去的灵魂。关于中国抗战 的叙述,比较富于文学价值的,当推1939年出版的《战地历程》JourneyToAWar 一 书,英诗人奥登W.H.Auden 和小说家依修午德ChristopherIsherwood 合著。他们 曾于先一年春夏间来华作各战场旅行,归后分采诗文体裁写其见闻。他们的印象是 中国战争气味因地而异,因人而殊。凡腐烂的应即剜除,凡悖理的何可苟延,俱自 辛辣犀利的笔触间透露出来。 狄铿生G.LowesDickinson(1862―1932)是一个酷爱中国的人。写有Letters from A Chinese Official (《一个中国官员的书信集》,1904 年)及LettersfromJohnChinaman (《中国约翰大叔书信集》,1920 年)诸书。 1913 年曾在北平小住,他给E ・M ・福斯特写信说,大家皆称中国既脏且穷, 但他仍然深感中国之可爱,中国人民充满了人性,贫困度日而仍能保持有宽容与安 详的快乐,时隔卅年,此语已然不确。中国无一日不在变动,任何善良的人皆已活 不下去,一念惟在勇敢从事于桎梏的解放。在此我愿推荐新书《中国怒雷》Thunder Out of China 给每一个爱国的读者。无论你能同意于作者的观点与否,他对当今 中国的分析及其结论是值得我们一读的。也许你看了后,觉得不惯,请你牢记:忠 言逆耳,良药苦口。这是美国《时代》杂志前驻渝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 和贾安娜Annalee Jacoby 合写的一本书(内中部分,曾在《时代》上发表),1946 年9 月出版,一时风行全美。纽约广播电台特为此书举行热烈辩论,作者负责答问。 每月书会选为上年11 月份必读书,增印若干万册。(《大公报》“出版界”周刊 第十二期海外文潮栏中曾有介绍,文汇报书摘栏近日连载《动荡中的中国》即系此 书。 12 月28 日上海英文大美晚报刊载本书在华被禁消息,旋于1 月6 日社评更 正不确。)白修德的议论文笔俱见警辟之至。他在末两章中的话(第二十章:中国 与未来,第二十一章:试行之策)足供吾人深思。他说:中国之命运如不拟走入绝 路,则必须由“变”而得更生。处于原子弹世界中,西方已深感心与手不能相应, 文化濒于脱节的险境,而潜在于广大的中国之危机尤为显然。 盖在今日全世界所苦恼的种种问题之外,中国必须一并解决昨日中古时代所遗 留下的种种问题:如工业化,建设铁路交通,提倡普及教育,养成科学态度。时机 抑且至为迫切,实不容中国顽劣自守,蹒跚其事。目下中国之最大课题即为国共两 党能否合力同心,推行革新计划,以应人民大众之紧急需要。 协议倘有成就,“变”当可自和平中降临,不然,兵连祸结,百姓荼毒,中国 大不幸,必且牵动全世界。 此次战后,中国如欲推行建设,和平为第一先决条件。其次,建国大计首须注 重于农民生活之改善。农村现况如无进步,农民生活水准如不提高,中国百分之八 十的人口状况等于未变。国内工业成品的消纳市场也就无从谈起。一切枝节建设不 过等于少数人所酷爱的圣诞树而已,于大局毫无裨益,而于农民本身受益全不相干。 最后白修德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所建议。亚洲及中国内部革命既为势所必至, 无从遏止,美国必须以下列三点为其外交政策的目标: mpanel(1); 一、此革命运动一旦成功,应能与美国维持友好关系。 二、此革命运动之完成过程中,当力谋减低流血与行使武力至最小限度。 三、此革命运动在过程中应能永远保留少数党之发言权,抗议权,及合法行动 权;应允许国外世界以观察、见证、与报导其革命业绩之自由。 如此,美国始可望与现实潮流不至发生抵触也。 今日之中国已非华夏,但于过去论华的书不妨稍稍追溯一下。 自学术研究的观点说来,以往英美关于中国的著作实远较欧洲大陆学者的成绩 为逊。考古探险方面有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Anders Hedin,其成绩与英之史坦因 M.AurelStein 相颉颃,罗振玉的《流沙坠简》,张凤的《汉简》都是采取他们的 发见而成书的。汉学方面,法国之戈地哀HenriCordier编有《中国图书目录集成》 Bibliotheca Sinica , or Dictionnaire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A L ’EmpireChinois 三大本,1878 年印行,1895 年补遗,甚为完备,伯希和 Paul Pelliott 对于中国目录学与敦煌考古研究颇见工夫;瑞典之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 以比较语言学方法研究中国语言音韵,贺昌华张世禄曾译其书,所著《左传真伪考 》,陆侃如亦曾译成中文。法国歇凡教授E.Chavannes 之于汉学研究尤为诸人之冠, 曾为史记及汉书之大宛传西域传作注解,旁征广引,其博雅精当,世所罕见,并将 史记译为法文,但惜未能蒇事而殁,冯承钧曾译其《中国之旅行家》等书。 英国人以编制中国古瓷目录见称于世,其次于中国文学遗产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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